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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世生存中的金石之声

2019-06-17辛泊平

诗选刊 2019年5期
关键词:老虎心灵诗人

辛泊平

面对认识多年的诗人宁延达,我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时差感——我觉得他是“80后”,而不是“70后”。我当然知道他是1979年生人,但那种感觉就是消除不了,即使在茶室对饮之时,即使在酒酣耳热之后。或许,从简单的代际划分,1979年更接近80年代,这也是许多“70后”诗人的一种潜在的心理认同,我也不例外。许多时候,我觉得和1969年出生的人在许多方面的认知更有相似度,而不是1979年的。这是历史,也是现实。或许,只有抛开这种与诗歌写作并无绝对关联的代际划分,回到诗歌文本,才可以不受那种时差感的影响,从文字一点点靠近诗人的精神世界。好吧,就让这种来历不明的时差感当做一个善意的噱头,悬置起来,且看宁延达的诗歌,这才是正事。

读宁延达的诗歌,我有一种强烈的印象,那就是,在取材上,他没有刻意回避生活现场,故作高蹈之态,而是在我们熟知的日常琐事中打捞诗意。然而,他并没有陷入甜腻的小情小调之中,而是始终坚持一种对现实的历史打量,始终坚持一种传统知识分子式的批判精神与人文关怀。所以,他的诗歌形式虽然并不先锋,诗歌语言虽然并不尖锐,但却有一种金石的质地,回响着一种道义担当的硬气。这是一种来自诗人内心的反省,是一种情怀,一种品质。在这个众声喧嚣的时代,诗人把这种情怀与品质,投注于词语之中,用词语再造一个时空,用于安放脆弱而又高贵的灵魂——“我怀着无限的遗憾/吟着传世的诗篇/在电灯亮起之前的那刻/忽然心生一种风萧萧兮的悲壮/我唰地一剑刺入书橱”(《破阵子》)。

在停电之夜,诗人没有想何时才能来电,何时才能让当下的生活继续,那种粘稠而又具体的身体之念。而是想到辛弃疾,想起他的弥漫着不平之气的“破阵子”,想起他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想起一股这个时代缺失的豪气。于是,他想抽出长剑刺破黑暗,纵穿历史的风尘,与他崇敬的英雄一起为国守土开疆,浴血沙场。然而,在这个娱乐至上的时代,在这个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那曾经建功立业的宝剑早已没有了锋刃,而是沦为了书房的饰物。这并不是个案,而是时代流行的病症。我们不是不要历史,历史的刀剑,历史的书画,历史的琴瑟,我们都要,哪怕不懂那剑胆琴心里的抱负与情怀,但可以有其形,有其物。于是,我们把那些并无心心相印的物件挂起来,以显示我们和历史的某种关联,至于是不是真的倾听到古人的心灵律动,那倒还在其次。这就是世俗对英雄与墨客的理解和消费,有形式,没内涵,有器物,没胸襟。念此,诗人只有“怀着无限的遗憾”,“吟着传世的诗篇”,任心中的悲凉“涌了出来”。

这是一种铭心刻骨的失败感。因为,诗人有抱负,却没有施展的空间;诗人有胸襟,却只能面对琐碎的生存现场。在《黄昏时候的操场》中,诗人这样写道:“你内心空旷不已/却深知这地面

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如何将你驯服/没有其它理由/阻止内心的搏斗/即便深陷囫囵/亦未停止努力/直到岁月

轻轻将信念击倒”。在这里,诗人并未放弃对信念的坚持,更没有轻言宿命,他在思考生命的方向,奋斗的可能。但对手却以大地的重量来压制,以时间的无垠来淹没。生存之重与死亡之痛如影随形,有限而又脆弱的生命置身其中,肉体只能顺从。能聊以自慰的是,心灵之战从未停止,它存在于每一个思考生命意义、关照灵魂走向的生命个体,以内心的伤痕昭示着生命不屈从于时间、寻找存在价值的灵魂之旅。即使是面对“我有一片干涸的沙漠/藏在我的波涛之下/我有一棵烧焦的建木/在萎靡的傲气中/像缺氧的金鱼一样/哀伤地吐着泡沫”的命运(《以水为我活着的旁证》),也会以“我流过血

发过光/披过黑夜的上衣/有一个自转的轴心/切割自己的短匕”(《地球仪》)而骄傲地向世界宣告“我”的存在,“我”的坚守,“我”的执着。这就是生命的过程,也是灵魂的刻度。

宁延达有一首诗叫《老虎》,在我看来,这首诗集中表达了詩人的矛盾与自省。在他的作品中,自有一种特殊的意义。老虎是一种特殊的意象,它既是诗人时时面对的危险,也是诗人自我突围的勇气。“你心中的猛虎/一直在寻找一片辽阔的山河”,诗人渴望自己的内心,有猛虎的气势和力量,它明亮而又开阔。然而,这老虎又不单单是诗人的一种自我期许,它还是一种异己的存在,是随时都有可能反过来吞噬生命个体的有形的、无形的心灵暗礁:“我是那个/被老虎注视的人/被老虎剥开的人/我赤裸的样子/只会令自己哀叹为人的脆弱”,它蹲伏在我们人生的必经之路,伺机俘获我们,粉碎我们。而且,它无处不在:“我曾怀疑

这世界是否还有老虎的存在/后来我震惊身边到处都有/藏匿的猛虎”。可以这样说,欲望就是老虎,它能成就我们,也可能毁灭我们。诗人看到了这种人生的悖论,所以,他开始反观这种纠葛,渴望用艺术和审美来控制它、来改变它,为此,诗人像一个哲人一样期待和咏叹:“如果老虎的心中藏了一首诗/老虎将温柔下来//如果老虎的心中藏了十首诗/世界将温柔下来”。

当然,面对局促逼仄的生存空间,诗人清楚他的精神困境与自身的选择。他不能像孩子一样醉心于自己的信仰,在类似真空的世界里驰骋一生。对此,诗人是清醒的,他明白青春的乌托邦只能属于青春,而不是生命的全过程;他清楚童话只能点燃孩子梦中的灯盏,并不能照亮人类的文明进程。“远处的楼群怒视着旷野/它们聚在一起

接纳惊惶的成人”(《同类》)那楼群里藏着愤怒,藏着我们无法预知的恐惧。这并不是海市蜃楼,而是人间的真相。所以,他必须世俗一点,必须学会保护那如芦苇一样的肉身,必须收缩自己的理想和抱负,让它们回归日常,在日常的琐碎里寻找温暖,以此来抚慰躁动不安的灵魂。也正因如此,诗人才会在一块伤疤里顿悟生命的迷茫与自觉。尽管“它曾喷出过我的血/鲜红的液体迅速从指缝钻出/它曾翻检过我的骨头/红白相间的肉块触目惊心”;尽管它曾是我向异性炫耀的一个符号,让我邪恶,也让我崇高。可是,它终究不过是肉体的一块伤,是时间的一个结,而不是意义本身,更不是荣耀本身。正如诗人感受到的:“如今

我抚摸着这微微的凸起/以判断明日的天气/你看它是多么复杂/……它将刀埋在我的内心

使其时时尖叫/却将悲悯搀到年龄的堤岸”(《伤疤》)好一个“将悲悯搀到年龄的堤岸”,这是一种成长,它不关身形,而是关乎心灵,关乎时间。

英雄气依然存在,只不过,经过世事的磨砺和生命的洗礼,它已变成了另外的样子,不再是笔直锋利的戈矛,而是如水一样的“悲悯”。真正的英雄都是有悲悯之心的。这种悲悯不仅仅表现为形而上的生命关怀与意义追问,还体现在对人间烟火的理解,体现在对挚爱亲人的惦念。在宁延达笔下,母亲是“走最远的路走不出厨房/抚最多的水看不到大海”的乡下妇女。她只知付出,不知索取。这样的母亲是朴素的,更是伟大的。因为,在她的心中,没有自我,只有儿孙;没有前世,只有今朝。她们已经献出了所有,但依然心存愧疚——“若有遗憾

就是自己没赶上好年代

要是多认几个字/也能在事业上帮帮儿子/若有愿望

就是学会装高兴

累到腰酸腿疼也强忍住/病到骨子里也不让儿子察觉”(《我的母亲》)这几乎就是天下母亲的缩影,她们自带泥土的属性,博大而又深沉。但是,并非所有的儿孙都能在同一个时间共振里体悟到这一点。更多的时候,我们对父母的理解是滞后的,是错位的。多年以后,当我们终于慢慢一点点感受到父母无微不至的关爱时,父母已经苍老,或者已经不在人世。让人难堪的人生缘分,它需要时间慢慢发酵,需要心灵慢慢铺开。“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绝不是虚无的诗意抒怀,而是有扎实的现实基础。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对父辈大地一样沉默的奉献,诗人已经有了清晰的感知,但却无以回报,他只能把这一切埋在心里,让这种爱成为生命的底色。然而,面对孩子,诗人却没有准备好该如何表达。他像大多数中国男人一样,习惯用社会的尺度要求孩子、训斥孩子。这当然也是一种爱。正如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阐释的那样,母亲对孩子的爱带有自然的属性,而父亲对孩子的爱则具有社会属性。从某种意义上说,父亲的爱加入了更多的规范和要求。也正因如此,在孩子心中,父亲常常处于叛逆的对立面。“有一次我翻看了他的日记/失败啊

那里面根本没有我的影子/他的文字顽固

又无畏”(《生长意愿》)这又是一种让人尴尬的错位,诗人觉得自己已经付出了,但是,孩子却并不买账。这是一种让人伤感与深思的血缘传递与对峙。它不是爱的变种,而是它正常的流淌方式。矛盾永远存在,误解时刻发生。然而,在生命的延续过程中,它日夜奔流,永无止息。“我最喜欢的莫过于描画菩萨的眉眼/佛陀的金身/仿佛我身上残留的一切罪恶/都会被慈悲的岁月原谅”(《装修队长》)这是诗人对爱的深切体认,是对生命的柔软期许。

在对生命,对爱,对慈悲的认知上,我们肯定有过迷失的困惑,也有过澄明的喜悦,这是人生的必然经历——“有人误打误撞找到了真正的自己/却转瞬又将自己化妆成陌生人”(《魔镜制造者》)在时间的万花筒中,我们随时可能进入一种幻境。然而,只要生命的自觉还在,只要心灵还能感知,那时光最终会呈现出它本来的样子,生命也将生生不息。对此,诗人有足够的信心,有足够的耐心,因为,在纷繁的尘世间,透过那蛛网一样的是非因果,他已经看到——“越来越细碎的光线/被黑暗拖进幽处/一个回归森林的木偶/时间的波澜把他托举起来”(《时光隧道》)。“人间正道是沧桑”,这不仅仅是天道,也是人间的“慈航”。

可以这样说,在时间的洗涤下,看过大干世界、世事无常,看过英雄气短、小人得志,看过世事风云、乾坤倒转,诗人并没有放弃自我,与世浮沉,而是把那种情怀转为世俗的关怀。山川鸟兽,芸芸众生,都是如我一样的存在,是非因果,原也只在一种念想,正如诗人所说:“从妄想中来的妄到绝处/从抑制中生的逃脱阴谋/从屈从中醒的

心生耻辱”(《妄念》)生命已然存在,我们没有权利终结它,那就让它心怀慈悲,寻找属于此生此在的奇迹与感动——“没有任何东西真正归我所有/所以我才对它们加倍珍惜/没有任何道路拥有终点/所以我才高兴地去探寻不同”(《新的一天》)。

是的,相信奇迹,相信平凡中孕育的无限可能,是诗人为心灵找到的尘世安慰和生命感动。借着这悲悯,诗人看到,一只蚂蚁掉进深井,一朵花被麻雀撞碎,一个孩子窒息,和医院里出现的怪异有同样的重量,有同样的疼痛,有同样的根源,那就是“上帝好像也有不愿关心之事/他掷下失败的骰子

却没有足够抵账的筹码”。在一个欲望横流、漠视生命的年代,个人无足轻重,道义经常缺席。然而,这不是我们放逐理想的理由。毕竟,万物有灵,他们始终见证着生命的生與死,荣与辱,见证着有限中的奇迹与无限中的温暖,正如诗人在《墓志铭》中所写的——“没有一颗星星不曾陪过我/没有一颗星星

不曾仰望过我/它们是爱我的/白天用来赶路/晚上坐在黑暗中读我的诗”。

在阅读宁延达的这些日子里,我的阅读与写作也呈现出一种无法预测亦无法把握的状态。一些社会事件不时强行闯进我的视野,并从不同程度上影响我的情绪和判断。阅读以碎片化的方式断断续续,写作也一度陷入困境。我不时问自己,在这个时代,诗歌还能做些什么?诗歌还有什么用处?从社会效应上看,它肯定比不上新闻和报道;从艺术层面看,对大众的影响,它无法和漫天飞舞的影视剧抗衡。然而,还是有那么多人在写,用诗歌的方式,表达对罪恶的谴责,对正义的呼唤,对良知的呵护,对道义的捍卫。或许,这也是诗歌存在的重要理由。它用文字记录当下,记录心灵的温度,记录灵魂的彷徨与坚定。它让我们的人生不至于那样虚无。它让我们在虚无之中看到生命的痕迹,发现灵魂的在场。虽然诗人说过“我飞过了人间/本未想留下任何痕迹”(《脚印》),但文字已为我们在来世的审判中留下了最清晰的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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