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晦有时：明后期李邕两种书法摹本的流传

2019-06-15季爱民

文艺研究 2019年4期

季爱民

《大照禅师碑》是李邕（678—747）为嵩岳寺撰写的碑文，原石不存，明后期有硬黄纸本流传。《奂上人帖》是李邕为撰写《大照禅师碑》事向嵩岳寺僧众致意的函件，晚明有数份仿制品。明代后期是它们流传的重要时期。这里所说“流传”，不仅指摹本，也包括摹本的仿制、临摹或刻石等。本文观察李邕撰写这两种文献的背景，讨论知识人对李邕书法的鉴赏与这两种摹本流传的关系。

一、李邕撰《奂上人帖》与《大照禅师碑》

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刊行的《全唐文》收有李邕撰《大照禅师塔铭》①。比较可知，《大照禅师塔铭》应来源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内府镌《懋勤殿李邕法帖》本《大照禅师碑》或更早的硬黄纸本碑文，但也有若干误抄、漏录的情形。

硬黄纸本和康熙内府镌碑文没有篇题。《全唐文》编者拟为“塔铭”，并不准确。从历代金石著作的记载以及《奂上人帖》中“令弟子撰和尚碑”的表述看，应是“碑”，不是“塔铭”。

关于碑文题名，赵明诚（1081—1129）记载为“唐大照禅师碑”②，并不完整。郑樵（1104—1162）记载碑阳题名“岳寺大照和尚普寂碑”，碑阴有唐玄宗（685—762）“岳寺大照和尚普寂碑阴批答”③。高似孙（1158—1231）提到的碑阳题名与郑樵记载一致④。

《宝刻类编》的记载是“岳麓寺大照和尚普寂碑”⑤。翁方纲（1733—1818）据此认为，李邕撰两种“岳麓寺碑”：“是碑宋人《宝刻类编》载其题目云：《岳麓寺大照和尚普寂碑》，此十字盖其原额也，天宝元年二月，李邕撰并行书。长沙有北海书《岳麓寺碑》，世所共知，而是碑无知者。其实长沙之碑，其额但云《麓山寺碑》，今世皆称《岳麓》，而是碑称岳麓，乃在嵩山之麓也。潘稼堂题跋云‘今碑乃翻刻，不逮《云麾》《岳麓》’，稼堂盖未考此碑亦名《岳麓》也。”⑥张伯英（1871—1949）也沿用了《宝刻类编》的记载⑦。翁方纲与张伯英都没有怀疑《宝刻类编》记载的准确性。

郑樵与《宝刻类编》记载不同的地方：寺院名称是“岳寺”还是“岳麓寺”。大照禅师（即普寂，651—739）曾长期居住在嵩岳寺。“岳寺”是嵩岳寺的简称。例如，开元二十四年（736）九月严挺之（673—742）撰《大智禅师碑》中说：义福（658—736）“神龙岁，自嵩山岳寺为群公所请，邀至京师”⑧。开元二十九年，储光羲撰《至岳寺即大通大照禅塔上温上人》⑨。贞元七年（791）十月李充撰《大唐东都敬爱寺故开法临檀大德法玩禅师塔铭》中有“岳寺临坛智深”⑩。《大照禅师碑》碑文中有“长安年，度编岳寺”“唯岳寺一方，地震雪下”“廿四日，穸于岳寺之旧居”⑪。因此，“岳寺”是准确的题名。用“岳麓寺”指称嵩岳寺，缺乏史实根据。

《全唐文》所收《大照禅师塔铭》开篇部分是：“奂上人至，传诸大德意，令弟子撰和上碑。但重玄门深（阙。）四海大君者，我开元圣文神武皇帝之谓也；入佛之智，赫为万法宗主者，我禅门七叶大照和尚之谓也。”⑫在“重玄门深”与“四海大君者”之间，《全唐文》编者以阙文表示。

阙文的内容是什么？需要观察《奂上人帖》与《大照禅师碑》之间的关系。比较可知，碑文从“奂上人至”到“重玄门深”部分，来自《奂上人帖》的前半部分。因此，碑文阙了该尺牍的下半部。但是，《奂上人帖》原本不是碑文的组成部分，应该从碑文中分离出来。

以上澄清碑文题名以及《奂上人帖》与《大照禅师碑》的关系，再看李邕与嵩岳寺僧众的关系⑬。开元二十七年，李邕任淄州刺史，撰写《嵩岳寺碑》⑭；约在开元二十九年，又撰写《大照禅师碑》。三年间，李邕为嵩岳寺撰写两方碑文，可知僧众对他的倚重。

奂上人即道奂禅师，是李邕撰写这两方碑文的联络人。开元二十七年，嵩岳寺僧众“命道奂禅师，千里求蒙，一言书事”⑮。道奂自嵩山出发，远赴淄州请李邕撰写《嵩岳寺碑》。时任嵩岳寺寺主为普寂的侄子坚意，上座为崇泰，都维那为昙庆⑯。开元二十八年，寺主改为慧远，上座与都维那维持不变。

《奂上人帖》说：“奂上人至，传诸大德意，令弟子撰和上碑。但重玄门深，岂小才所能叙也。追用感愧，不能自宣。”⑰其中“和上”，指普寂。提行另写，是遵循平阙式，表明对普寂的敬重。“重玄门”，禅文献中有类似表述。《楞伽师资记》引神秀语：“我之道法总会归体用两字，亦曰重玄门，亦曰转法轮。”⑱徐文明解释：“神秀所言体用即是定慧，定慧相资相摄，重重无尽，故曰重玄门。定慧二轮，不可偏废，应同转双修，故曰转法轮。禅定智慧亦是所证之果，故曰道果。”⑲李邕用“重玄门深”，意即禅法深邃，难以叙述。这是自谦之词。碑文叙述普寂的求法经历、主要禅法、传法经过与社会影响，是一篇精心构思之作。

李邕为修改碑文留下余地，“恐有不相应处，商量”⑳。如果碑文与实际不符合，可以斟酌修改。函件日期为“十一月十八日”，应在开元二十七年普寂去世后至天宝元年（742）之间的三年中。《大照禅师碑》记载：普寂卒后，“（开元二十七年八月）廿四日，穸于岳寺之旧居，礼也……廿八载十一月十五日，恩旨许焉。仍委寺主慧远、上座崇泰、都维那昙庆等，载令构缉。廿九年十一月廿九日，恩旨迁藏海寺于和上河东旧宅，廓为寺焉，建塔追崇福也”㉑。即经过了埋葬、迁葬等复杂的过程。碑文可能写于开元二十九年。这时，李邕已由淄州刺史迁滑州刺史㉒。

《奂上人帖》与《大照禅师碑》是研究盛唐时期禅史及佛教与书法艺术关系的重要史料。这两种文献是以什么形态、怎样保存并流传的？它们的流传经过值得关注。

二、《奂上人帖》在明代后期的流传

《奂上人帖》较早见于《宣和书谱》，为北宋宫廷收藏㉓。笔者所知有三份传本。一是故宫博物院藏纸本，楷书，九行，纵27.5、横36.3厘米，钤“司印”半印、“许国后裔”“文房之印”“宋廉”“茝林曾观”“金山钱氏守山阁珍藏金石书画之印记”等朱文方印，附有元人冯子振（1257—1314）、赵岩（生卒年不详）和明人王穉登（1535—1612）题跋㉔。1991年，当代古书画鉴定家刘九庵鉴定为南宋人旧仿或南宋高宗赵构（1107—1187）手摹本㉕。第二份是石刻本，八行，也有冯子振等三人的题跋。由梁九章（1787—1842）在道光十六年（1836）摹勒刻石㉖。第三份是梁廷枬（1796—1861）收藏的纸本，高七寸三分，长一尺一分，同样有冯子振等三人的题跋㉗。梁廷枬藏本原状不清楚。另外，张伯英见过一种《奂上人帖》，上面钤“花奴”和“黄祖香号花奴”二印㉘。这是否属于另外一种《奂上人帖》，不能判定。

以上三份文献的李邕尺牍、冯子振和赵岩题跋内容相同。其中，前两份传世本的李邕书迹相同。石刻本保留纸本的行款格式，不同之处是落款日期与尺牍中的“商量”合为一行，这样，总行数变为八行。前两份传世本的冯子振和赵岩的题跋字迹与行款格式相同。这种相同性表明，这两份传世本有共同的母本。

这三份《奂上人帖》中，署名王穉登书的题跋内容大致相同，但文字存在不少差异。现仅比较故宫博物院藏纸本与寒香馆石刻本内容上的不同。纸本题跋为：“右唐李北海书翰五十九字，向为苏太简家藏古物。有‘许国后裔’‘文房之印’及‘稽察司’半印。外签乃赵文敏公所题，则其赏爱。曾入元文宗内府，后有冯海粟、赵鲁詹奉皇姊大长公主命题，经诸家收藏鉴定，灼然希世之珍，宜其遗赏千秋、重若璆琳乎。万历丙子夏五八日，题于毗陵吴氏之独倚楼。太原王穉登书。”㉙石刻本没有“五十九字”，“半印”作“钤印”。纸本“冯海粟、赵鲁詹奉皇姊大长公主命题”，石刻本作“冯海粟、赵鲁詹两题”。另外，石刻本缺少题跋的具体地点。

署名王穉登书的题跋的时间都在万历四年（1576）夏，但内容不同。由于一种临摹本不会同时出现两份以上，说明这三份《奂上人帖》可能有摹本，但也有仿制品。仿制的时间约在明代后期。

这三份跋文判定该帖为北宋苏易简（字太简，958—997）藏本的根据是上面有“许国后裔”“文房之印”。经比对，这两方印与《怀素帖》中的相关印鉴明显不同㉚。另外，三种题跋都说“外签乃赵文敏公所题”。这可能是在有意提高其身价。

故宫藏本与石刻本王穉登书法相同，而与他在万历四年的行书《义兴杂诗》比较㉛，风格则显著不同。因此，《奂上人帖》所附题跋有可能不是王穉登本人所书。李维桢（1547—1626）说他的题跋在书画市场上有较高影响：“法书名画，古鼎彝器……依倚就声价者，非先生品题，不踊贵。”㉜他的名气可能为人利用。

如何看待仿制品？李日华（1565—1635）看到：“赝迹虽浮浅可笑，然未尝不依傍古人精神而运。画即失气韵，而布置自存；书即乏风神，而骨骸或在。以我寸灵默游其间，未尝不遇古人之百一也。”㉝即摹本或仿制品会保持原作的结构乃至气质。这是宽厚的看法。

《奂上人帖》是否是李邕真迹，梁廷枬感到不放心。他比较该帖与李邕其他传世书迹的风格，看到差异：“北海手写诸碑之在人间及各帖所采者，其笔矩一一皆可互勘。此独秀润，而用墨却有古色古香，与曩见钱唐保俶塔所出唐人写经绝类。”梁氏“姑因藏印收之，收则不得不作压卷，私心究非所安耳”㉞。纸卷上钤有看似可靠的印鉴，但他仍感到难以安心。

从流传经过看，晚明出现数份《奂上人帖》，与这一时期书画市场繁荣有关。其中，石刻本与纸本书迹相同，与李邕其他传世书迹比较，也多有一致之处。在流传中，无论是临摹还是仿制，古书迹都得到一定程度的保存。

三、董其昌与硬黄纸本《大照禅师碑》的流传

王壮弘看到，康熙时期的内府以及扬州安素轩都曾将《大照禅师碑》模勒上石，但书法“较李书唐刻诸碑，相去不可以道里计”㉟。即传世《大照禅师碑》与李邕原迹应有差异。从字形上看，《大照禅师碑》与《奂上人帖》相同部分的字多相似，说明有共同的原本。但也有重要差异，如帖文“但”字，碑文写作“但口”，是避唐睿宗李旦（662—716）讳。这是李邕本来的写法。但是，碑文书法与李邕其他传世书迹相比较，存在差异，因此，推测硬黄纸本碑文的底本不是李邕原迹，而是临摹本。

硬黄纸本碑文后有元末陈惟寅（1329—1385）跋，因此，它至晚出现在元代。康熙三十四年七月，高士奇（1645—1704）奉命观赏这份卷子，记载它的行款格式、书法和题跋：“大内所藏唐李北海书《大照禅师碑》墨迹，硬黄纸本，高九寸三分，长三丈八尺，乌丝界画。字如小核桃大。凡三百三十四行，每行八字，前空一行，纸三十四接，每张十行。字法遒劲，结构精严，笔墨完好，后有元陈惟寅、董文敏跋。”㊱

陈惟寅的题跋侧重于指出碑文开篇部分的文字缺失：“李北海书《大照禅师碑》，文佹三千言，硬黄纸上，笔墨完好，信稀世之宝。首失五行，岂造物见妒，稍示阙陷耶？素师《自叙》，失去更多，亦在卷首。后为苏沧浪所补，千载犹有虎贲之恨。此帖若经赵承旨，便成完璧。何不相值，不知当时流落人间，何住何所乎？余谓今二王帖多不可读者，皆断篇残简，犹光照宇宙。此帖若遇好事家，虽享以千金，未足为侈矣。”㊲

他强调碑文中的缺字。其中“素师《自叙》，失去更多，亦在卷首。后为苏沧浪所补”，指唐人怀素（737—799）草书《自叙帖》卷首损坏，由北宋苏舜钦（号“沧浪翁”，1008—1048）补书而成㊳。陈惟寅以此比喻《大照禅师碑》开篇部分的文字缺失。他认为缺五行的根据是什么？以每行8字计，共计缺40字。《奂上人帖》自“重玄门深”以下共有38字，是碑文没有的内容。如果陈惟寅指的是这部分内容的话，说明他见过《奂上人帖》。

陈惟寅认为赵孟頫（1254—1322）是补写碑文阙失部分的合适人选，可知他注意到赵孟頫与李邕书法上的异同关系。何良俊（1506—1573）说“赵松雪出，其写碑专用北海书”㊴。孙承泽（1593—1676）说：“北海书宋初人不甚重之，至苏、米而稍袭其法。又至赵文敏，每作大书，一意拟之矣。”㊵赵孟頫虽然学李邕，但书法毕竟不同。王世贞（1526—1590）说“北海虽佻而劲，承旨稍厚而软”㊶。杨宾（1650—1720）看到，赵孟頫书碑版“本无大力，而又以李泰和为师，往往丰润有余，而劲健不足”㊷。赵书出于李邕，但有风格差异，故陈惟寅认为，赵孟頫是补书碑文缺失部分的合适人选。

这份纸本碑文到晚明为永嘉黄翁所有。董其昌（1555—1636）有两次题跋：

永嘉黄翁年八十余，尝奉幕府檄渡辽海入乐浪，为日本、朝鲜讲和。归时购得唐硬黄李北海《大照禅师碑》，人间石本不传也。且是其乡卯酉山故事，如辽鹤再远，亦奇矣。黄翁受异人秘诀，将以此碑买山而隐，须一字一金。予谓之曰：生得李北海何物，连城可以酬价。翁故无甚高论，但一斛明珠，季伦独快，堪令清士短气耳。公即不为清鉴者地乎。余所见唐人硬黄，生平只三本，嘉禾之《万岁通天帖》、安福之右军《绝交书》，与此而三。其纸素笔墨如一，真可宝也。李北海岳麓寺碑原本藏寺中，光气烛天，唐人有记，见《文苑英华》。藏此卷者当不以放光为异。丁巳（万历四十五年）元正十七日书于北干山舟次。董其昌。

己未（1619）岁，此卷为俞仲茅少卿所购，青萍结绿，见赏于孟尝，北海当吐气也。丙寅（天启六年，1626）正月十八日款重题。董其昌㊸

万历四十五年的跋语中，董其昌两次强调纸本碑文是唐代的硬黄双钩，未必符合实际。他这样写的动机是什么？可从他向别人推荐购买的两份尺牍中观察。前一函说：“向有八行附永嘉黄翁以李北海迹奉览，不知曾达否。此碑实奇绝，弟已摹刻一通矣。念兄翁帖中惟北海牡丹诗未真，此石可易。即以奉摹何如？弟更欲刻钟绍京正书，配北海帖。仍属吴生双钩。”㊹对方收藏中有伪李邕书《牡丹诗》，他遂建议更换为李邕真迹。随后又写信劝诱：“永嘉黄翁所携李北海迹前已奉告。今其归途令自诣门下呈览，已具弟跋语中。若留左右，弟亦时得借观也。”㊺提示对方留意自己的题跋。可见，董其昌的第一份题跋不无推销之意。由于董其昌的影响，纸本书法有了买家。他的鉴定意见也有着长远的影响，后人多以为这是李邕真迹。

董其昌晚年对李邕书法的态度发生转变。陈继儒（1558—1639）在崇祯十一年（1638）看到，“思翁晚年自谓书法更进，曰少年从李北海、米元章入，多落攲邪佻侧。近观颜、柳，无一字不御端门。百官严卫，俱有法度。此得之钟王，钟王得之篆隶。悟悔少作”㊻。可见，董其昌年轻时师法李书，学习颜、柳之后，又后悔早期做法。

“攲邪佻侧”是李邕书法的特点。在这一点上，人们褒贬不一。米芾（1051—1107）说李邕书“如乍富小民，举动屈强，礼节生疎”㊼；王澍（1668—1743）说李邕书“出子敬，而鼓努惊奔，势更过之”㊽，又说“泰和祖法子敬，特又过之。《云摩将军碑》，鼓努太甚，开后来佻巧气习。私心甚不喜之”㊾。杨宾看到，“泰和书多运指，故非轻佻则倔强，倔强已非，而轻佻则大谬矣。是时初变笔法，耳目一新，无知之人，翕然好之，宋元以后，遂为书家之宗。不知右军笔法，至泰和而大变，所得者形模耳”。李邕的主要作品“如《云麾将军李思训碑》、《岳麓寺》，皆极轻佻鼓侧，殊不可耐”㊿。“鼓努惊奔”，形象说明李邕书法有不可抑止的气势，但有的鉴赏家则将其看做是李邕书法的缺点。

有人从正面看待这一特点。欧阳修（1007—1072）认为，“余始得李邕书，不甚好之。然疑邕以书自名，必有深趣。及看之久，遂为他书少及者，得之最晚，好之尤笃。譬犹结交，其始也难，则其合也必久”。梁巘（1710—1788）认为，“唐碑行书，的数李北海《云麾碑》，王缙、苏灵芝诸人皆不及也。北海逸气生动，通身贯注，裴休所谓书中仙手者也，且有英雄盖世之概”。王文治（1730—1802）说：“昔人评李北海书，病在欹侧，似专指此碑而言（引者按，即《李思训碑》）。《李秀碑》已不甚欹侧，《岳麓》则不动如山矣。私谓唐太宗评右军书，以为凤翥鸾翔，势如斜而反正，正欹侧之谓也。子敬妙传字法，而欹侧尤甚。北海全从子敬得笔，仰契右军……以荒率为沉厚，以欹侧为端凝，北海所独，尤《云麾》所独。”李邕书法的好处，正是这种“欹侧”。

《大照禅师碑》为临摹品，气势不如李邕书法那样“鼓努惊奔”。杨宾看到，“《大照禅师碑》《戒坛碑》端淳沉着，与诸碑不同”；李日华认为，“北海石本《娑罗》《云麾》率以宕逸取奇，与此绝不类，乃知古人胜处，初不可以一途取。如菩萨神变散入诸趣，在具眼者熟参之，萧然有得也”；清人顾复也说，《大照禅师碑》“笔致圆，气运厚，丰神清栗，殊非《娑罗》《岳麓》之欹侧权奇，犹存右军遗意焉”。

硬黄纸本《大照禅师碑》引起董其昌的兴趣，可能也在于这种书法风格。他说：“杜子美称李邕碑版照四裔。余行游天下，见东林、岳麓寺诸碑，皆宋后重刻耳。《大照禅师碑》乃唐时硬黄双钩，神采焕发，结构古雅，宋时书不同其名，况其迹乎。余最嗜李书，晚获觏此，遂摹勒上石，以公同好，虽谓之唐拓可也。”董其昌本来对《岳麓寺碑》书法评价颇高（见前引万历四十五年他的《大照禅师碑》跋），这里却将它看做是后来的重刻；又将《大照禅师碑》摹本看做原迹。评价较随意，但难掩个人喜好，这是他晚年偏向“端淳沉着”风格的表现。

董其昌有三种《大照禅师碑》的临摹本。一是万历四十七年的水墨绫本《临唐宋元诸家法帖手卷》，是欧阳询、褚遂良、钟绍京、李邕、柳公权等十一人书法的临本。其中包括《大照禅师碑》中自“和上生而茂异”至“欣愿去结，永言”的40字。写卷在朵云轩2014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售出。

二是《临李北海大照禅师塔铭卷》，“高九寸余，长三丈八尺，乌丝界画，凡三百三十四行，每行八字，颇为畅观”。这份摹本保留了硬黄纸本的规格和行款，内容完整。

三是素笺本《临李邕大照禅师塔铭》，共二幅，“纵八寸五分，第一（幅），横四尺四寸五分，大照禅师塔铭”，抄自铭文中“三界茫茫”以下至“浮云四收，其四”，尾书“其昌临李北海真迹”，钤“董其昌”印。第二幅“横三尺三寸三分”，抄自“大通往生”至“护念泉石，其七”，尾书“其昌临李北海真迹”。钤“董其昌”“太史氏”印，并有高士奇识语。该卷现存后一幅，藏吉林省博物馆。后一纸的内容是三首铭文，共18行，每行6字，是一份节录本，与硬黄纸本的行款不同。但他用了“大照禅师塔铭”的题目，则是原卷没有的。该卷钤“乾隆鉴赏”圆印和“石渠宝笈”方印，乾隆时为内府收藏。

另外，张照（1691—1745）记载：“平生所见（董其昌）临北海书，以《大照禅师碑》为最，向在江村高氏，后落贾竖，今归虞山蒋氏。”不清楚这是否为另外一种临摹本。

王士祯（1634—1711）叙述硬黄纸本在明清之际的流传经过：“内府藏《大照禅师碑》，李北海真迹也……此卷为俞仲茅少卿购藏，鼎革已来，不知流转几家，而终归秘府，物之显晦有时哉!”俞仲茅（1572—？）说：“此书自唐以来，即为高丽所藏，以故绝无‘宣和’‘政和’等玺，‘群玉’‘秋壑’等印，与苏、米等跋。神庙末年，一弁得之平壤，将献之幕府，媒进。余策辽事之必败，戒其毋遽往，已而果然。此卷遂留余处。稍酬之金帛，不能满其意也，而终无肯昂直应者，故尚为余物耳。”这里的“一弁”，即永嘉黄翁。黄翁嫌俞氏出价低，但无人愿出更高的价钱，故为俞仲茅购藏。

清内府《懋勤殿李邕法帖》本《大照禅师碑》局部

后来，此本为程正揆（1604—1676）收藏。顾复云：“《大照禅师碑》，书于硬黄纸上，陈惟寅正书题。董文敏二跋。前缺五行，字几二千……孝感程宫坊端伯所藏。甲午秋仲（1654），侨寓秦淮，谒程端伯先生……先生曰：是碑文不知何时流落高丽，神宗命将讨关白，弁帅得之彼地者。马士英枋国，求功名者购此以献，而士英南走，遂落吾手，不遭水火灾劫，岂非妙迹之大幸哉。”说明纸本曾为马士英所有，明末战乱中为程正揆所得。程氏“工诗文，书法李北海，劲挺有逸致”。

纸本何时流入清内府，尚不清楚。康熙三十四年七月，高士奇受命观赏内府藏硬黄纸本《大照禅师碑》后，请求勒石。内府七月四日奉旨镌刻。《懋勤殿李邕法帖》包括《大照禅师碑》和《牡丹诗》。今故宫博物院藏拓本，外有淡雅色花锦帖面及函套装饰。嘉庆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敕赐礼部右侍郎那清安的《大照禅师碑》拓本宽17.8、长30.5厘米，90开。正文第二行用平阙式，只有五字，其余每行八字。尾款“康熙三十四年乙亥秋七月初四日奉旨摹勒上石”。

扬州盐商鲍漱芳（1763—1807）选择平日收藏的历代法书和拓本，汇为《安素轩法帖》。嘉庆元年开始，他延请江都党锡龄钩摹上石。这项工程经两代人之手，至道光四年告成。《安素轩法帖》中有《大照禅师碑》。张伯英比较懋勤殿本与安素轩本，看到“康熙三十四年懋勤殿本后有陈惟寅、董其昌跋，而此无有，且多泐损之字，次序之有误。此刻丰腴，行笔曲折，可见似胜殿本，余藏殿本三十年，又获此本，当并存之。丁丑（1937）二月十一日大雪”。张伯英说安素轩本的“泐损之字”，指“磨”“拂”等字缺少“石”“扌”等偏旁。“次序之有误”，指碑文中“不哭泣而不言”以下一段文字，误置于“恐其慢易，终”之后。另外，“玄”“弘”“丘”等字阙笔避讳。懋勤殿本碑文没有这些情况。

翁方纲受刻家嘱托，题跋说：“是碑旧传有北海真迹，今藏于惜分书室，主人雅志笃古，为选工重勒于石，北海笔踪超腾龙象，风神骨骼宛如初落墨时，岂惟《娑罗》《东林》诸摹刻皆远逊之已乎。”惜分是鲍漱芳的字，鲍氏所藏，显然不是李邕原迹，翁氏只是勉强为之鼓吹。

《安素轩石刻》本《大照禅师碑》局部

梁巘记述：“大照禅师碑，李北海书，石刻不见于世，其双钩硬黄本不知何时流入日本国。明万历年出使海外者自日本购回，我朝康熙年间上石，碑在大内。余向读书江宁钟山书院，购得新拓一本，墨气鲜艳，精光射目，而字体端严遒练，较云麾更胜，惜刻手不精，略失之嫩，然而规模俱在，气焰不泯，终自差强人意。”他认为硬黄本为真迹，只不过镌刻人“不精”，导致石刻本偏离原迹。

梁巘有三种临摹本：一是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戚叔玉（1912—1992）捐赠本，内容不详；二是《节临李邕大照禅师碑卷》，写卷纵28、横257厘米。每行9至11字不等，朵云轩藏；三是《临李邕大照禅师碑》，每行6至7字，内容不完整，大阪黑川氏藏。

以上是《大照禅师碑》在明清时期的流传经过。由于偏好硬黄纸本碑文的书法风格，董其昌请人模勒刻石，又多次临摹。他在纸本上的题跋虽有夸张之处，却为更多书家所接受。经他的推荐，《大照禅师碑》为藏家收购。可见在这一流传过程中，董其昌的作用至关重要。

结语

《大照禅师碑》和《奂上人帖》的传世本，文字上的相同部分和书法的相同风格表明李邕撰写这两种文献的可靠性。明末出现的数份《奂上人帖》，可能有摹本，但也有仿制品。硬黄纸本《大照禅师碑》根据的是临摹本。

这两种传世本都不是李邕书法原迹，长期隐晦不显。晚明时期，它们分别出现，与书画市场的繁荣不无关系。临摹本或仿制品以古书迹为基础，具有保存传世书迹的意义。知识人的鉴藏与题跋，也促进了书画的交易和保存。

这是李邕书法的临摹本流传经过的个案讨论。明代后期书法的鉴藏与流通，对古文献保存以及书法文化传承方面的意义，则有待更多的具体观察。

①⑪⑫ 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二六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657—2661页，第2658、2660页，第2657页。

② 赵明诚撰、金文明校证《金石录校证》卷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9页。

③ 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876、1878页。

④ 左洪涛校注《高似孙〈纬略〉校注》，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4页。

⑤ 《宝刻类编》卷三，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8页。

⑥ 翁方纲：《跋大照禅师碑》，沈津辑《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7页。潘稼堂（即潘耒，1646—1708）题跋见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卷六，《顾炎武全集》第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421页。

⑦ 《张伯英碑帖论稿》第3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69页。张伯英1915年在北京骡马市大街得到《懋勤殿李邕法帖》拓本后，即根据《宝刻类编》的记载在拓本扉页书写题名。该拓本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⑧ 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二八○，第2842页。

⑨ 郭谦：《盛唐十大诗人交往史录》，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9页。

⑩ 周绍良主编、赵超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864页。

⑬荣新江讨论李邕与北宗禅的关系，参见其《唐与新罗文化交往史证——以〈海州大云寺禅院碑〉为中心》一文（载《韩国研究》第3辑，杭州出版社1996年版，第29—34页）、《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8—132页）。

⑭ 欧阳修著，邓宝剑、王怡琳注释《集古录跋尾》卷六，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144页。参见朱关田《唐代书法家年谱》卷三，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7页。

⑮⑯ 李邕：《嵩岳寺碑》，《全唐文》卷二六三，第2675页，第2675页。

⑰⑳ 李邕：《奂上人帖》，刘九庵主编《中国历代书画鉴别图录》，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33页，第33页。

⑱ 柳田圣山：『初期の禅史』Ⅰ，（筑摩书房，1971年）312、317頁。

⑲ 徐文明：《中土前期禅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29—230页。

㉑李邕：《大照禅师塔铭》，《全唐文》卷二六二，第2660页。文字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懋勤殿李邕法帖》拓本校正。

㉒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卷五七，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89页。

㉓王群栗点校《宣和书谱》卷八，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84页。

㉔刘九庵主编《中国历代书画鉴别图录》，第32—33页。

㉕刘凯编《刘九庵先生年谱简编》，《刘九庵书画鉴定文集》，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

㉖《寒香馆法帖》第1册，岭南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45—50页；《寒香馆法帖》第4册，第9—10页。参见容庚《丛帖目》第2册，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703页。“逸翥”的博文《大照禅师碑及其他（后续）》（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6116a90102v2dy.html）中有《寒香馆法帖》的线索。

㉗梁廷枬：《藤花亭书画跋》卷一，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修订本）第17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版，第114页。

㉘《张伯英碑帖论稿》第3册，第146页。

㉙刘九庵主编《中国历代书画鉴别图录》，第32页图3—1。

㉚ “许国后裔”印见于穆棣《怀素〈自叙帖〉中“武□之记”考》，《名帖考》卷上，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73页。

㉛逸民：《谈王穉登的墨迹〈义兴杂诗〉》，载《书法丛刊》第21辑；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18册，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54—55页。

㉜李维桢：《王百穀先生墓志铭》，《大泌山房集》卷八八，引自罗宗强《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0页。

㉝李日华撰、薛维源点校《紫桃轩杂缀》卷二，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350页。参见朱喆《明末书画经纪人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明中后期书画造假情形，参见盛诗澜《明中晚期书画市场与鉴定著录》，楚默《元明书法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版，第432—447页。

㉞梁廷枬：《藤花亭书画跋》卷一，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修订本）第17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版，第115页。

㉟王壮弘：《艺林杂谈》，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249—250页。

㊲王福主编《翰墨萃珍双松楼藏中国书画精选》卷二，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167页。赵承旨即赵孟頫，延祐三年（1316）为翰林学士承旨，参见《元史》卷一七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022页。

㊳米芾：《书史》，《中国书画全书》（修订本）第2册，第246页。

㊴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七，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