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锡荣

鲁迅时代的文人，很多人都有记日记的习惯。比方说，他的同时代人胡适也记日记，鲁迅的弟弟周作人也记日记，他的老友钱玄同也记日记，他的冤家对头顾颉刚也记日记，记日记的人不可胜数。鲁迅还读过他自己的同乡先人李慈铭的日记。这些日记，面貌各具，风格各异。那么鲁迅是怎样记日记的呢？他跟别人的日记有什么不同呢？

文字工整、一笔不苟

鲁迅日记的笔迹工整，是很少见的。鲁迅现存整个24年日记，天天一笔不苟。再怎么忙，再怎么身体不好，他都会工工整整写好每一个字。即使是病入膏肓，艰于起座，他也会尽量把字写得笔笔工整。例如1936年10月18日的日记，虽然没写内容，只写了“十八日 星期”几个字，但也是同样工整。估计是17日夜里记日记时写下的。那个时刻已经濒临病情最后爆发了：一两个小时后即病发不起。同年6月5日后，因病情严重，日记停记了，6月30日下午，病情稍稍好些，他即重新开始记日记。但是，从字迹上看，丝毫看不出有任何病态。还有，他外出旅行无论旅途条件怎样困难，舟车转换，风雨交加，甚至炮火连天，他都会把日记写得工工整整。

鲁迅是怎么做到的呢？一方面，显然是他从小养成的做事严谨、一丝不苟的习惯;另外，根据鲁迅在1932年“一·二八”战争中避难期间日记的相关资料，当时战火突起，鲁迅一家紧急出走，匆忙之间，“只携衣被数事”，根本没法带日记本，我们知道他是先用另纸写下内容，等到事平回家后，重新再根据临时记录的另纸来补写日记的。

鲁迅日记几乎从不修改。现在所能找到的修改痕迹，只有每年日记后面附录的《书账》里有极少几处外语，可以看到有描笔，但也只是略微描了一下，没有出现墨团。此外，在记录时，极个别写错的字，他是不改的，甚至也不圈掉，只是在字旁点两点，表示此字废了。拿鲁迅的日记与别人的日记比较，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干净。错字，在鲁迅笔下极少。

内容简要

记日记，恐怕最大的差别在于内容的多寡。鲁迅的日记中，记载了天气、星期、日常起居、社会活动、文娱活动、购书、购物、交往、银钱来往、看病等等。虽说内容广泛，但是很简要。每条一般不超过100字，最长不超过150字，最短的，除了日期、天气之外就只有“无事”二字。

其中天气是必有项目，除了每天开头必是当日天气外，中间还常有一天之内天气变化的记载，例如“午晴”“下午雨”“晚雷雨一阵”等等。包括身体感受，例如“冷”“燠”“大热”等等。

对于星期的记载，只写“星期”，即星期天，其余都不记。    社会活动，包括参加各种集会、聚会、活动等。参加“左联”活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活动，每次都有记录，而政治色彩更浓的政治活动，是不明白记录的，而是采用隐语、借代、暗指的方式来记录，即使有人看到了，也不能对号入座，这说明，鲁迅已经意识到：他的日记有朝一日有可能被人看到。

文娱活动，包括看电影、演出，这是鲁迅最主要的文娱活动。

购书、购物也是他最频繁的活动。购书最频繁，而且每笔必记，连价格都清清楚楚。许广平的购物活动，鲁迅都不记。他自己购物，主要是大宗生活用品，例如煤、茶叶、大米等，那都是写明价格的，但是却从没有买肉、油、菜的记载，看来这些不属于鲁迅管。从中可以推测，鲁迅家里的经济账是由鲁迅主管，他每月交一笔钱给许广平，作为日常开销之用，其余由鲁迅掌控。

鲁迅日记后期更注重具体事务记载，更加理性，对事基本不发议论，显示有所顾忌。1933年2月7日，鲁迅写下《为了忘却的记念》以纪念柔石等“左联”烈士，当晚他在日记里也仅写：“柔石于前年是夜遇害，作文以为记念”，只是客观记载而几乎不带感情色彩。

鲁迅日记里称谁为“师”和“先生”

日记本来是给自己看的，倘在日记中加以敬称，说明敬意颇高了。鲁迅在日记中称“先生”的本就不多，至于直接称“师”的就更少了。

在鲁迅一生中，有几位终生的老师，是他所不能忘记的。例如众所周知的“藤野先生”。但是这位藤野先生却没有出现在他现存的日记中，倒是他的几位中国老师全都出现过。

第一位，当然是绍兴三味书屋的塾师寿镜吾。1915年10月1日，那天晚上，有个叫甘润生的来拜访鲁迅，自报家门说，他是鲁迅在绍兴三味书屋同从寿镜吾读书的同学，鲁迅特地记了一笔：“夜有甘润生来访，名元灏，云是寿师时同学。”“寿师”就是寿镜吾。这只是提到，而没有直接记载寿镜吾的活动。

第二位是南京矿路学堂的总办（校长）俞明震。就是鲁迅在《呐喊·自序》里说的“坐在马车上时大抵在看《时务报》”的“新党”。他当然是鲁迅的老师了。1902年4月鲁迅等五人赴日本留学还是俞明震亲自带领去的。1915年2月17日鲁迅日记：“下午同陈师曾往访俞师，未遇。”俞明震在辛亥革命后，进入民国政府任职，1915年就住在北京。同年4月10日，鲁迅再次造访俞，又不遇。第二天下午再去，终于见到了老师。但奇怪的是，扑了两次空，见面后却“略坐出”，似乎话不投机，或许只是捎什么话。

第三位是章太炎。章太炎对鲁迅一生影响极大。鲁迅对章太炎的敬重溢于言表，虽然后期对章的落伍略有微词，但在北京时期，鲁迅在日记中是尊称为“师”的。1914年8月22日：“午后许季市（许寿裳）来，同至钱粮胡同谒章师，朱逷先亦在，坐至旁晚归。”这时，章太炎正被袁世凯软禁，但允许弟子、友人看望。这天有不少弟子前来看望章太炎。这里不但称“师”，而且是特别郑重的“谒”师。

除了这三位称“师”的，还有几位僧人，也被鲁迅称为“师”，其实是“法师”之意。

此外称“先生”的就比较多了，大约有十来位。

其中就有著名教育家蔡元培（1868-1940）。蔡是绍兴同乡，也是前辈，对鲁迅多所提携。他当教育总长后，第一批任用的人里就有鲁迅。以后一直到晚年，鲁迅都得到他的照应。鲁迅逝世后他任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主席，1938年《鲁迅全集》出版时，他年近七十，还以前辈身份为之作序。鲁迅对他敬重有加，每提必称先生。只在1927年他参加“清党”活动时，对他略有微词。

鲁迅日记最吊诡的事

鲁迅日记中，最吊诡的事，莫过于鲁迅写的大量被收集成书的文章，在日记里根本没有记下篇名;而一些记下了篇名的文章却没有留下文本！

魯迅写了那么多文章，可是在日记中记下篇名的并不多，粗略统计，总共记下了文章18篇，翻译和古籍整理书籍4种，演讲3篇。很多后来被收集的杂文，在日记里只记作“杂文一篇”“稿一篇”，几乎从不提篇名。而被提到的篇名，留存下来的却并不多。尤其是演讲，鲁迅一生做演讲六十多次，在日记中记下讲题的只有3篇，可偏偏这三个演讲稿全都没有留存下来。这就是1912年的《美术略论》、1928年的《老而不死论》和1931年的《流氓与文学》，这是巧合还是故意为之？至今并不清楚。

鲁迅的日记看似简略，其实里面大有文章，奥妙多的是。从鲁迅的喜怒哀乐、情绪宣泄、饮食起居、生活方式、写作编辑、政治社会活动，到对各种人的称呼讲究，特殊用语、隐语，“无事”中的大事等等，可以说是一部鲁迅学百科全书。

（摘自《书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