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英

不同的地域文化会孕育出作家不同的文学思想和创作风格。每一个作家创作都与自己成长的地域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田耳的小说创作中，文学作品和地域文化水乳交融，得到了很好的结合，他营造了“佴城”这个艺术世界，让形形色色的底层人在佴城的世界里演绎着他们的喜怒哀乐。佴城是湘西的化身，湘西是田耳出生和成长的地方，田耳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的生活都与湘西息息相关，湘西文化潜移默化地延伸到他的骨髓。田耳用自己细腻的笔触再现了底层人的生活版图，真实地描摹了湘西底层世界人们的生活百态，展现了底层人们的生存境况和精神面貌。

文学的地域色彩是一个文化概念，即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地域文化因素以及由此在作品风格、审美内涵等方面形成的独特性。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当形形色色的地域文化形诸文学时，就构成了文学作品独特的地域色彩。对于特定的作家或者人来说，地域带给创作者的不仅仅是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更为重要的是特定的话语语境。在田耳小说创作中，文学与地域的关系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延伸，而渗透于特定城市中的底层世界，为底层人物故事的发展提供了特定的场所。湘西是田耳出生和成长的地方，田耳的童年、少年和青年阶段都与湘西息息相关，耳濡目染的底层世界给予田耳莫大影响。田耳围绕湘西底层世界反复挖掘，深刻阐释关于湘西底层世界的现在与过去，持续蔓延，在湘西这个特定空间里，用时间的维度打量着关于底层的实质性变化。其具体表现是：地域民俗的渲染、语言的地域性。

一、地域民俗的渲染——从丧葬仪式看底层人的人生价值观

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或传承的生活文化。民俗起源于人类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布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民俗一旦形成，就成为规范人们的行为、语言和心理的一种基本力量，同时也是民众习得、传承和积累文化创造成果的一种重要方式。民俗与特定的地域环境、地域人群和地域生活习惯等密切相关。有评论者说，民俗描绘是判断文学是否具有地域色彩的重要标志。

田耳的几个中短篇小说中对巫楚文化中的丧葬仪式的细致描写，充满浓郁的底层世界的地域色彩。湘西底层人民的丧葬仪式具有特别的神秘性、诡异性。田耳的《金刚四拿》《给灵魂穿白衣》《衣钵》《长寿碑》等小说中都有对传统丧葬场面真实细致

的描述。

死亡是任何一个人都避免不了的。就像短篇小说《衣钵》中李可父亲所说的，“这个世界上每一秒钟都在死人。所有的人都已经被谁排好队了，逐一地死，一个接一个，不能停下来”。湘西的土家族人对待死去的人都要举办隆重的丧葬仪式，才能入土为安，否则会认为对亡者大不敬。《衣钵》中就详细地描写了李可给死去的父亲做道场的过程。“首先就往河沟进发，给死去的李道士起水。”“起水”指的是确定“封殓”“出殡”和“落葬”的日期和时辰。然后又写到了选择葬地、亲人哭丧、唱丧歌和烧道士。

丧葬习俗是湘西土家人民俗之一，它是人一生的最后一次礼仪，因此湘西土家族老人去世，人们都是当“大事”来办。所以，湘西人对于葬礼又有“白喜事”的说法。李可父亲去世的晚上，“按惯例支起很多张牌桌和麻将桌”，除了一些女眷哭，大伙都围在一起说话、打麻将之外，“整个灵堂跟娱乐场差不多”。这里其实就是体现了湘西人办丧事讲究“热热闹闹陪亡人，欢欢喜喜办丧事”的习俗。

另外，像土家族中的跳丧舞和打丧鼓，往往都是以欢快歌舞形式表现，在死者面前高歌狂舞，是湘西土家人祭奠亡灵和安慰生者的一种特殊方式。土家族人信奉灵魂不灭，相信死者会转化为另一个生命，去另外的一个世界生存。小说中有一段丧歌“一探亡者往西行，阎魔一到不容情……人人在走黄泉路，任你耳多空牵魂”，打丧鼓、跳丧舞和唱丧歌就是对亡者的祈祷、祝颂，这都体现湘西土家族人相信生命是可以通过轮回来延续的，只要“灵魂还在”，生命就可以周而复始。从喪葬习俗中，人们可以看到湘西土家族人对生死观的看法。

《金刚四拿》中，村里的人把“死”后的葬礼仪式看得很重要，死后的老人只有让体格健壮的“八大金刚”抬棺，才是“一个村庄的颜面”，四拿从小的理想就是做“金刚”，可惜就是个子太矮没有资格。罗瞻先看见田拐的大爹死的时候整个打狗坳还能走路的男人，都给他抬了棺，很是风光，担心过了正月十五后再死，就只能让拖拉机拖着走，很没有尊严，“所以罗瞻先后脚跟着走，想有同等待遇”，“土家人办丧十分注重场面的热闹气氛，为此往往耗尽家财而毫不吝惜”。

此外，“行孝”也是丧葬仪式中重要的环节，田拐的大爹没有子嗣，作为侄儿就要顶替孝子的角色，“要拦棺，要摔盆，充当孝子的角色。我爹在一旁监视着我”。在田拐父亲看来，这是一次难得的彩排机会，下次他去世的时候，田拐就可以很熟练地当孝子。“行孝”是丧葬仪式中的核心，“孝”贯穿丧葬仪式的全过程，这是每个土家族人必须遵从的道德律令。总之，湘西土家族人的丧葬仪式和丧葬习俗渗透出土家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语言的地域性——方言化用

英国语言学家帕默尔在他的《语言学概论》中指出：“语言忠实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地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毋庸置疑，作为一个地区的方言，它承载了这一地域文化最直接、最便利的感受方式，田耳小说方言的化用具有浓郁的地域色彩。田耳小说中的方言化用首先表现在人物的对白极具方言色彩，例如，《天地悬浮》中写道“你看你看！你手底下一大帮卵仔，几时才能出这么一个公安才子啊”。这里，“卵仔”体现湘西人说话的粗俗和率真。“几时”则直接是湘西方言的化用。又如《我女朋友的男朋友》中铁匠和门卫老纪的对话：“这么晚了，你进去搞么子？”“里头哪个死了？”“一个粉嫩的妹子，造孽呀。”这里的“搞么子”“里头”“造孽”都是湘西方言的直接化用。再如，《韩先让的村庄》“苕吊，我就麻起胆子沾你光啦”，《蝉翼》中“朵拉被这件事打击不轻，讲话刮毒”，这里“麻起胆子”“讲话刮毒”，语言虽然粗俗，但十分接地气。

此外，田耳小说中还用了具有地域性色彩的词语。像“苕货”“很拽”“很屌”、“抽冷摆子”“天麻麻亮的时候”，这些口语化拉近了文本与生活的距离，粗俗又朴实的语言是底层小说的底蕴，也是其中的人物生存环境的写照，既生动传神，又自然妥协，可以说浑然天成。田耳曾说：“我去过江浙一带，感受到巨大的差别，江浙文化渊源厚重，说话斯文;在湘西这边，打招呼都会说脏话，这是一种风气。”田耳小说中的方言化用，确实道出了湘西地域文化的某些本质，为读者构筑出底层人多种多样、别具风情的地域文化景观。

三、结语

综上不难看出，文学创作和地域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每个作家在创作中，无论是题材、民俗，还是人文景观都彰显了各地域特有的特色。田耳从小就生活在湘西，湘西特有的地域文化已经化成他的血肉和灵魂，乡土的气息已成为他的精神气质，这些都成为他源源不断的写作素材。他的写作无不呈现了湘西的地域性色彩，打上了湘西的烙印。带有的这种本土色彩，也许正是田耳小说成功与迷人的根源之一。

（吉首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