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开林

三五文友雅集于湘潭，自然而然，我们的话题就集中到刘揆一 （字霖生，1878—1950） 这位民国先贤身上，其大浮大沉的前因后果确实令人煞费猜寻。

刘揆一是华兴会的领导成员，是同盟会的中坚分子，深得黄兴的信赖和倚重。20世纪初，日本的报纸登出过他的大幅相片，称赞他为“中国革命大家”。民国初期，刘揆一先后被汲引进陆增祥与赵秉钧的内阁，出任工商部总长，然而其政治生涯就像一根擦燃的火柴棒，光亮短暂得出奇。

一

清朝末叶，刘揆一与杨度均出自王闿运的门墙，是王湘绮晚年所收录的家乡（湘潭）弟子。除了四书五经，王湘绮施教的内容主要为内圣外王之学，这方面杨度悟性较高，兴趣较浓，刘揆一则扞格不入。但无论怎样，他身处王湘绮门下数年，扎牢了国学根基，也算是收获不菲。

当“百日维新”以脐风夭亡而告终，“戊戌六君子”喋血于北京菜市口，刘揆一的思想驶向了第一道急弯，他认为中国的现状既然败坏到了极点，仅仅修修补补改良一番，刷新一下，是无济于事的，必须“先破坏而后谋建设，欲革政先革命”。然而正如孙文后来反复强调的那样，清朝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破坏难于建设”，要迈出这决定性一步并不容易。当时，刘揆一正值弱冠之年，多的是血气之勇。他与哥老会的正龙头马福益结拜为把兄弟，并且参与了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汉口起义的预谋。可以说，他已经毅然决然地迈出了革命的初步，踏上了一条荆棘满途的不归路。王朝末叶就如同癌症晚期，清政府别无救命的“医疗方案”，于是对外专用白银解决难题，即所谓“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对内则专用白刃解决难题，直斫得腥风血雨，鬼哭神号。志士仁人要想做一番兜准老底的破坏，就必须革命，唯有非凡的胆识可以充当本钱。眼看同志毕命于刑场，悬首于城阙，刘揆一并未心灰;耳闻同胞兄弟刘道一在湖南策划萍浏醴起义功败垂成，惨遭大辟，他仍未胆寒。

同盟会成立之前，孙文曾盛情邀请华兴会作为团体成员加入进来。当时，在华兴会内部意见分歧，宋教仁和陈天华赞成入盟，刘揆一则主张独树一帜，黄兴认为，此事宜折中处理，“形式上入孙逸仙会，而精神上仍存吾团体之说”。现在看来，刘揆一“独树一帜”是疑问手，不仅是一步缓棋，而且是一步败着。他打出偌大的漏勺，已为自己的仕途预埋了第一颗“地雷”。

迟至1907年1月，刘揆一才加入同盟会。没过多久，宋教仁挂印而去，其干事一职由刘揆一接替。黄兴未在本部坐镇时，刘揆一还须代理庶务，当孙、黄二人均远飏岛外，不在日本，他甚至要以代总理的身份主持同盟会的日常工作。刘揆一才干强，人缘好，当时孙文捐弃前嫌，倚重于他，以示团结信任的诚意，可谓合情合理。

1907年2月，同盟会召开全体干事会议，议题之一是确定会旗图案。黄兴建议使用井字旗，强调“平分地权”，孙文则主张沿用兴中会长期使用的青天白日旗，两人各执己见，不肯妥协，直争得脸红脖子粗。黄兴愤激地说：“以太阳为特征，这是效仿日本，一定要赶快毁了它！”孙文当即厉声抗辩：“我在南洋时，有数万人托命于这面旗帜，你要废弃它，就先把我除名吧！”在公开场合，同盟会的两巨头意气相争，互不退让，此事如何了结？由于急怒攻心，黄兴一度扬言要退出同盟会。当然，会议之后，黄兴很快就冷静下来，清醒地认识到同盟会由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等多个原本独立的团体联合而成，外表还算牢固，内部并未夯实，一旦产生裂痕，就容易拉宽拉深。何况在革命宗旨方面，他与孙文并无歧异，同盟会究竟采用何种图案的旗帜，乃是细枝末节的问题，倘若他们为此决裂，必然贻笑大方，亲痛而仇快。最终，青天白日旗成了同盟会的会旗，孙文与黄兴握手言和。

刘揆一作为黄兴的至交密友，作为同盟会的核心领导成员之一，他尽可能地站在不偏不倚的立场，扮演灭火栓的角色，事事处处息事宁人。他经常斡旋于孙文、黄兴、宋教仁、章炳麟、陶成章之间，能弥缝时则尽量弥缝，能调解时则尽量调解。刘揆一先后平息了由章炳麟、陶成章鼓噪的两次“倒孙风潮”，只要其中一次成功，孙文的总理职务就会被罢免，他的政治生涯势必遭遇比伦敦蒙难更大的危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刘揆一还挫败了一次由日本人北一辉和叛徒刘光汉 （刘师培） 暗箱操作的刺杀孙文的阴谋。这些功劳确实给刘揆一带来了令人咋舌的“好处”，他先是在明处 （同盟会总部内） 被盛怒的“九头鸟”张继谇骂一顿，还囫囵吞下七荤八素的冷拳冷脚;后来他又在暗处 （僻隐的小巷中） 被北一辉、刘光汉等人合伙修理一番，门牙被打落，肋骨被打伤，脑袋被打破，倘若不是日本警察闻讯赶来，他一命呜呼将是大概率的事情。

终其一生，充其量，刘揆一的好日子只有一年 （1912年8月—1913年7月），在此期间，他先后两次入阁。先是在陆增祥的短命内阁 （为期仅一个月） 出任工商部总长，然后又在赵秉钧内阁继任此职。

民国初肇，孙文、黄兴、宋教仁等人对于袁世凯的野心缺乏足够的警惕，对于袁世凯的诚意则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袁世凯手握重兵，乐得顺势而为，他的如意算盘打得山响;踩着革命党人的肩梯登上权力巅峰，可谓易如反掌。一方掉以轻心，另一方谋于密室，最终吃亏上当的究竟是谁？早已不待蓍龟而卜。

现在回顾历史，我们不难看出，陰鸷的袁世凯是一头盘旋在穹庐的苍鹰，天真的革命党人却是一群奔跑于草原的麻兔。直到1912年8月底，孙文向北京新闻界谈及他与袁世凯的合作关系时，仍然欢快地说：两人感情“颇为融洽”，并且明确表态将“赞助袁氏，使得为正式总统”。无独有偶，同年9月中旬，黄兴与袁世凯晤谈后，告诉同人的也是“均情意欣洽”。应该承认，老狐狸袁世凯的确具备比魅力更厉害的魅惑力，他那极具欺骗性的“豪爽”给不少同时代人留下过深刻印象，他总能掐准时机向对方许下又大又香又甜又美的七彩画饼。戊戌年间，谭嗣同等人已受过袁世凯的蒙骗和出卖，现在袁氏改换门庭，油漆一新，又将孙文、黄兴、宋教仁等人耍得陀螺直转。

当然，拨开政治迷雾，我们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些并不讨喜的事实：孙文让出总统，退居幕后，主要还是经济上窘迫所致，南方革命政府不受外国银行的待见，借不到巨额债款，军费和办公经费奇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才是令民国临时政府一筹莫展的根本原因，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革命党人并未牢牢地控制住南方的局势，隐患甚多，伏莽不少。孙文号称最能借洋款，此时有了个民国临时政府的空架子，在日耗斗金和日进斗金的翘翘板上，却偏偏一屁股坐在日耗斗金（何止斗金） 的这一边。外国政府不肯借给新政权巨额债款，投出的显然是不信任票，论武力和财力，南方与北方完全没有可比性。孙中山不让出总统来，势必要与北方军队打一仗，缺兵缺钱缺补给，还欠缺稳固的后方，鸡蛋碰石头，哪有丝毫胜算？拼光家底是不明智的，让出总统的职位，积蓄实力，才是以退为进的良策。马君武等人反对议和，主张武力对抗北方，固然慷慨壮烈，令人肃然起敬，但在政治上显然是幼稚的，完全不及格。没打仗就认输，这种事当然尴尬，当然悲凉，但一个从速成班结业的民国临时政府是不可能拿到博士文凭的，这也是铁打的事实，不承认不行。宋教仁、蔡元培等革命党人都进过北洋内阁，说他们是玩票，并不准确，说他们是试水，倒有几分道理。刘揆一也挽起裤管下了水，但那是一潭死水，污浊不堪，很快他们就洗脚上岸了，扬长而去。宋教仁试图将袁世凯的权力关进政党内阁的铁笼子，结果被黑枪暗杀。蔡元培则谋求更为迂远的教育救国，赴欧洲游学，一去数年。刘揆一呢？一方面，他知道，冒犯袁世凯就会吃黑枪，另一方面，他估摸，远赴欧美取洋经，很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

现在回望民国初年，革命阵营一度弥漫着浓得化不开的乐观情绪，他们认为“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业已顺利完成，单单还剩下一项民生主义，只要大家群策群力兴办众多实业，就能功德圆满。孙文先放大炮，声称要修筑十万英里铁路，黄兴也到湘赣两省考察矿山，准备大力发展矿业。因孙黃二人的推波助澜，一时间，兴办实业的声浪大有惊天动地之势。适逢其风口，刘揆一出掌工商部，表面看来，这是一把人见人爱的黄金交椅，实则它是一把电椅。袁世凯初居极峰之位，勤于笼络人心，尤其要笼络一批重量级人物。他设宴为赴京就任的刘揆一洗尘，席间赞不绝口，不吝溢美之词，随后又特意为刘揆一的弟弟刘道一题写了“成仁取义烈士刘炳生”的匾额，以固结其心，至此文章作到了十足还有多。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刘揆一受向瑞琨兄弟的怂恿和撺掇，竟丧失原有的大局观，于1912年8月上旬登报声明脱离同盟会，一时间舆论大哗。更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还在后头，他脱会才十余天，由宋教仁主持，同盟会联合数个小型政党改组为国民党，并且有意将袁氏亲信赵秉钧推上总理位置，以全体阁员加入国民党为交换条件，从而实现“政党内阁”负责制，总统不再掌握实权，成为国家象征性人物。然而这个愿景只是空中楼阁，宋教仁被黑枪刺杀后，这个空中楼阁也随即灰飞烟灭了。

二

真可谓尴尬人逢尴尬事，刘揆一在新一届政府中留任原职，按照修订的规章，他刚刚脱会（同盟会）又要入党（国民党），与故人相逢，都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自己的荒唐行为。

刘揆一率尔脱会，无疑是其一生中最显著的败笔，当时就有不少人谴责他此举是为了向袁氏表达忠悃，对此刘揆一百口莫辩。其谋身之拙，用心之苦，很难得到时人的体谅，尤其得不到孙文的原宥。直到三十多年后，许多历史事实业已澄清，章士钊决定在 《刘霖生先生七十寿序》 中讲几句公道话：“时则霖生先生体大业之艰难，哀民生之涂炭，恃与孙黄二公之密交，不妨掩其迹而师其意，以期他日之殊途同归……冀幸大局之不即破裂，国事渐即于理。”章士钊曾是上海滩的大律师，辩才无碍，为陈独秀辩护一案轰动天下，但他的这番话要人深信不疑却难度不小，刘揆一毕竟不是孙文、黄兴那种重量级人物，他的去处并不足以影响时局，甚至影响不了青年人的价值取向，而只能影响到自己的政治前途。他脱会脱得荒唐之至，等于忘却初心，否定既往，明珠暗投，令昔日的同志大失所望。刘揆一再度加入国民党算不算危机公关？这不好确定，但印象已坏，采取如此补救的措施，效果适得其反。

有人猜测，刘揆一本诸大乘佛谛，为普度众生而先入地狱，入地狱一念就足，出地狱却三生不够。地狱之门岂可妄入？这个说法未免牵强。很显然，刘揆一的脱会之举为自己在远处的仕途上预埋了第二颗“地雷”。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北站遇刺。刘揆一借吊丧之名，去沪上与黄兴晤面。黄兴告诉他，二次革命势在必行，且为期不远，可是军费浩繁，须尽快筹集到巨款才可度过难关。当时的情势下，要仓促间筹得大笔款项，唯有借取外债一途。黄兴命刘揆一重返京师，秘密操办借款事宜。刘揆一左思右想，要完成此项重大使命，先须试探一番，于是他在抵达天津之后立刻发表辞呈，说自己在旅途中罹患咯血重症，“似此多病之躯，万难再膺艰巨，如不即行乞退，既失国家设官之本意，尤违揆一处世之初心”。他发表辞呈，有两个作用，一是试探袁世凯的意思，二是试探舆论风向。袁世凯不傻，给假一月，曲意慰留。在此期间，刘揆一与英国商人薛华达成协议，签订了 《借款合同草约》，借项共计五百万英磅，偿还期为三十年，以将来中国铁厂炼出的钢铁作抵押，在中国铁厂未成立之前，则以满洲无人报领开采的矿产地为担保。袁世凯的嗅觉比猎犬还灵，他看出了刘揆一秘密借款的背景不简单，就立刻指令议员刘恩格、谷钟秀等人弹劾刘揆一，并唆使 《亚细亚日报》 连续披露，指斥刘揆一“利用政府名义，借款为推翻政府之用”。刘揆一见形势逆转，无可挽回，赶紧弃职离京，避居于天津的日本租界内。更微妙的是，由于这宗秘密借款刘揆一是直接秉承黄兴的个人指令暗中与英国商人薛华接洽的，连孙文等人事前也不曾耳闻，因此在国民党内部有不少人怀疑刘揆一借款动机不纯。这样一来，刘揆一纵然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很显然，他的借款举动操之过急，已为自己在远处的仕途上预埋第三颗“地雷”，而且是最具杀伤力的一颗。

时至1915年8月（又是8月，刘揆一逢“八”则否），铁杆保皇派杨度意欲复辟帝制，为此发起筹安会，向刘揆一抛出橄榄枝，“曾诱说揆一，只要在劝进书上盖一名章，先送五万元，揆一怒斥之，坚不允”，他这样做，倒是很有节操。这年秋天，刘揆一与刘铸生、张静庐在天津创办 《公民日报》，正式树起了反袁大旗。这年11月，蔡锷摆脱袁氏的笼络羁縻，赴天津秘邀刘揆一同往云南策动武力讨袁，这本是千载一遇的绝佳时机，也是刘揆一咸鱼翻身的绝佳时机，然而他踌躇再三，因老母一言相阻而未能成行。他的政治生涯便从此钻进了死胡同，越走越黑。

刘揆一的反袁余绪倒是足以成文，他发表了 《劝袁世凯退职书》，笔端温敦宽厚，颇有长者之风：“窃为明公计，惟有速解贵任，谢绝议事，退隐林下，优游天年，既消国家之忧，兼益一身之福，为公为私便莫甚焉。”

其实，不劳刘揆一设虑周全，云南护国军枪声一响，袁世凯的死期已近到碰触鼻尖。同年（1916年）秋、冬，黄兴在上海，蔡锷在东瀛，相继溘然长逝，刘揆一身后彻底失去了两位最强有力的湖湘伟人的支持，他在政界再无靠山。

三

短命的洪宪王朝倒台之后，若干年间，在中国政坛上，走马灯似的，各路政客以红脸白脸黑脸花脸纷纷亮相，你方唱罢我登场。刘揆一完全沦为了过气人物，谁也不报他的餐，谁也不打他的米。尴尬的是，他与“功成身退”扯不上半毛钱的关系。在京城，刘揆一做了十多年寓公，直做得意兴阑珊。现在我们从其 《年表》 中能查到的实事，竟只有一桩，那就是他受生计窘困所迫，撰成一部 《黄兴传》。此外，他还做过什么？今天我们已不得而知。总之，孙文没有请他出山，孙文死后，蒋介石也没有请他出山。这位民国元老就像失踪了一般，他只“活”在同盟会的历史资料中。

有道是，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与刘揆一资历相当的民国元老，马君武算一个，吴稚晖带算一个，他们也没有在民国官场中搅混，但马君武做大学校长做得風生水起，创建广西大学尤其是大功一件;吴稚晖议政不参政，成为蒋介石的座上宾，以著述和演讲见长，都活得非常滋润。刘揆一的“失踪”也由他自身的短板造成，从政之外只能写诗，办报也是浅尝辄止。回旋的余地就小之又小了。

抗战军兴，刘揆一激于强烈的民族义愤，发表了洋洋万言的 《救国方略之我见》。认为在此危如朝露的存亡之秋，国民党政府理应抖擞起百分百的精神，修明内政，尽快对政纲作出重大调整，“应大开党禁，容纳各派，共同组织统一政府”，他还主张“政治科学化”，“党员民众化”，“军队工农化”，“学生纪律化”，重拾孙文晚年极力倡导的“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政策，停止内战，一致御侮;在外交方面，他认为“联美制日”可以借力打力，实为高招中的高招。这篇文章发表后，颇有反响，博得广泛的赞同声。由于多人举荐，国民政府只好做做样子，先是1932年聘请刘揆一为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编修，翌年又聘请他为行政院顾问，两个虚衔算是安慰奖。刘揆一到了南京，此时的政坛是何等景象？“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但热过之后，旋即就是冷，彻骨穿心的冷，故交退居二线，新贵占据要津，哪里还有他的一席之地？于是刘揆一愤愤不平，不禁暗发“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的感慨。“顾问”也者，顾而不问才算识相。然而刘揆一偏偏无视常识，不仅顾而且问，还吟成了 《近代史诗十首》，讽刺当局。“三舍避兵公子气，四郊多垒大夫羞。樽前剑佩豪歌舞，帐里樗蒲乐劝酬”，“破釜沉舟言犹在，勒马悬崖计已非”，像这样的诗句，自然触痛了当局敏感的政治神经，衮衮诸公岂能高兴？他被解职原在意料之中，没想到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其子刘孝叔的行政院参事也同时被撤。在写给好友陈铁珊的信中，揆一的调子并不低沉：“近来弟慨国事日非，每多诗文规诫当局，为彼辈所不满。……想弟自投身国事以来，家庭备受惨祸，近之儿子去官，何足沮吾意气！独惜人心已死，弟真莫可如何也。”国之不幸，家之不幸，合为国家之不幸，刘揆一所受的煎熬乃是双重煎熬。

抗战后期，刘揆一避居湘西洪江，眼看国似鼎鱼焦烂，民若幕燕倾危，而自己年近古稀，心有余而力不足，遂嘱咐夫人洪稚荫缝制一袭袈裟，打算遁迹深山，去做野人。当然，这只是一闪念，闪念的火苗燃起之后尚无下文，没过多久，就是芷江受降，抗日战争终于吹响了胜利的号角。刘揆一携全家回到湘潭。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他在1946年写的那幅联语：“身外无长物，布衣蔬食琴书;忙里有余闲，登山临风觞咏。”至此，他不再讨厌赋闲，尽管他曾觉得赋闲的滋味异常苦涩。

从晚清到民国，刘揆一目睹了太多的乱象，身经太久的浮沉，对于得失荣辱，也就觇得分明。身外无长物又如何？但刘揆一本质上是一个政治化的文人 （既不是政客，又不是政治家），在其生命的最后两年，他还欣然受聘为湖南省军政委员会顾问，为地方上“征粮”和“退押”的弊端，提笔给毛泽东写信，建议纠正。对这位同乡先贤，毛泽东礼加一等，不仅回复了他，还热忱地邀请他赴京议政。

这个机会来得太迟了些。1950年深秋，刘揆一病重不起。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当作如是观。”刘揆一信奉大乘佛法，熟读 《金刚经》，他豪掷数十年光阴，只要参透了这二十个字，就不算空到人世走一遭。那些成王败寇又算得了什么？

（选自《随笔》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