谵小语

柏杨是一位传奇人文大家，以杂文和史论名世。自1983年至1993年十年间，他完成了《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总计72册。可以说，《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是柏杨十年面壁的史学研究累积和十年潜心解读史家经典的治学结晶，是二十年呕心沥血的集大成之作。尽其所能做到严谨，是柏杨说史的第一特点。他对《资治通鉴》原著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订正校勘，包括大量时间的重新推算核对。比如战国时魏国国君魏斯逝世和他的儿子魏击继位的时间，柏杨经考证将原文的公元前387年改为公元前397年。

钱穆先生在其《国史大纲》中指出，任何一国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孩子读史，不仅可以探寻自己的文化之根，还可以增长人生智慧。《柏杨说史：少年读〈资治通鉴〉》正是为孩子量身打造的一套历史著作。柏杨先生认为，历史教育的根本在于让历史借由事件还原当时的现场，应抽丝剥茧分析历史人物的心态，虚拟实境，使人进入历史的场景当中，以角色扮演的方式模拟改变历史的决策。因此柏杨说史的第二特点就是故事性和代入感很强，语言通俗易懂，而该套书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适合孩子阅读的角度对《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进行了二度精编，即保留了柏老原著的原汁原味，又更加有助于孩子思想的成长和智慧的跃迁。

《资治通鉴》记录的是公元前403年到公元959年长达1360多年的编年体通史，由司马光用举国之力耗时19年完成，尽管错漏谬误也不少，但作为跨时最长的一部通史，在中国史学上有着极重要的地位，这一点毋庸赘言。然而，900多年过去了，当时的文字我们今天读起来已经非常吃力，许多史实的研究也取得了新的进展，特别是在柏杨看来，编撰者的立场决定了史籍的价值观，对于《资治通鉴》必须批判地继承。所谓“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资治通鉴》书如其名，原本是编写给帝王看的从政参考书，所以柏杨要做的不仅仅是翻译，更是对历史的重新解读，即他所谓“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这也正是柏杨说史的第三大特点——超越时代，反思历史。

许多孩子乃至成年人会觉得，像《资治通鉴》这样的旷世巨作史学名著，我们能看懂就不易了，哪有可能质疑，恐怕想都没想过。然而，柏杨告诉我们，《资治通鉴》不仅在事实上存在硬伤，编撰者的观点也有待商榷。

当时编订这部书的时候，将历朝历代史籍整理到一起后，由司马光独任删削全书的大权，他在写给别人的信中说，“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草卷，每四丈截为一卷”，“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废则追补”，六七百卷的内容删到最后“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至于司马光的立场观点，就更加值得今天的读者认真揣摩了。在《资治通鉴》的每一段史实后面，常常有“司马光曰”，后面接的是编撰者自己的观点。比如对于战国时代“三家分晋”的解读，司马光认为周王姬午分封晋国的赵、魏、韩三大家族的族长为国君，是他自己对礼教的破坏，搞乱了等级、名分制度。但柏杨在“司马光曰”后面追加“柏杨曰”表示，这是司马光对自己所代表的官僚集团和大地主阶级利益的维护，讲礼教、定名分不过是当时统治者对抗动乱的手段;而三家分晋则是可能促使平民觉醒的巨响，拆穿了礼教和等级、名分不可改变的神话。可谓一针见血、醍醐灌顶。

宋人张载说：“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读书是要学知识不假，但我以为学会独立思考比学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死的，思考是活的，只有活的思考才能辨別知识的真伪。现今许多孩子受限于灌输式教育，思考的能力和质疑的精神正在渐渐丧失，如果能学会带着批判的眼光看历史，则实是幸事。史书更要怀疑着读，即便读这部《柏杨说史：少年读〈资治通鉴〉》，如果能读出作者之误，读出不同意见，相信应是柏老最大的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