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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丽姬娅》看十九世纪女性形象

2019-06-11张秋辰

青年文学家 2019年2期
关键词:爱伦女性形象

张秋辰

摘  要:爱伦·坡是美国著名的诗人和作家,《丽姬娅》是其众多名篇中的一篇。许多评论家将这篇小说归结为坡的著名的“美人之死”的美学小说,而忽略了文本背后的时代意义。本文以《麗姬娅》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其中两位女性——丽姬娅与罗维娜,进而分析出19世纪女性的生存状况。

关键词:爱伦·坡;《丽姬娅》;女性形象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2--02

爱伦·坡是美国著名的诗人和作家,一生创作了70多篇小说及50余首诗歌。其生前文坛几经起落,死后也是备受争议,但现今文学界已经肯定了坡的文坛地位。不可否认的是爱伦·坡在文学方面的创作天赋不负他的盛名。

《丽姬娅》是爱伦·坡于1838年创作的一篇女性主题小说,小说的名字取自女主人公丽姬娅,这是一名有着超常美貌及学识的女子,其人与故事中另一名女性罗维娜形成鲜明的对比。前者自主自强,无论学识还是家世都远超文中的丈夫“我”;后者则是典型的19世纪女性,宛如菟丝子依附于他人。

故事开篇用了大量笔墨来描述丽姬娅的美貌与智慧。丽姬娅“身段颀长”“端庄”“安详”,肌肤如“象牙般纯净”,秀发“乌黑浓亮”。最为让“我”魂牵梦萦的就是她的眼睛,“那双眼睛的颜色是纯然的乌黑”,但“我”在那双眼睛里发现了与她的绝色容貌一样的“异点”。丽姬娅的学识也让我折服,“天底下那儿又有男人能成功地研究包括伦理学、物理学和数学在内的所有学问?”“我”也因此“充分地意识到她对我拥有至高无上的支配权”[1]。然而,丽姬娅却因为不知名的病情憾然离世,独留“我”在世间痛不欲生。在度过了一段悲伤的时日之后,“我”又迎娶了丽姬娅的替身——罗维娜,并将婚房安排在了一个带有哥特色彩的修道院中。在婚后的生活中,罗维娜得了不知名的怪病,并且病情一天天恶化。故事最后,在罗维娜的灵床前,“我”看见了丽姬娅借罗维娜的尸体死而复生。

在爱伦·坡看来,“美女之死”是“最具诗意的”主题之一,“这主题如果由悼念亡者的恋人口中说出是再恰当不过的了”[2]。自《丽姬娅》问世以来,许多评论家就简单地停在文本的表面,将这部短篇小说看做普通的爱情故事。比如在劳伦斯看来,“《丽姬娅》是坡的爱情小说,而它愈是古怪愈能说明这个故事写的就是坡自己”[3],这有碍于对文本进行深层解读。然而,“伟大的文学作品会让人感到陌生的熟悉”[4],在小说《丽姬娅》背后隐藏着19世纪的女性形象,这是值得我们思考和探究的。

不同的批评家,对于丽姬娅的存在有着不同看法。Stovall指出“丽姬娅是坡完美女性的化身,但是其已经不是坡所期望的女性形象”[5]。Terrence Matheson认为“我”受制于失去丽姬娅,失去“我”的崇拜者,失去了“我”获取自尊的来源,失去了钟爱“我”的人[6]。

19世纪对于女性基本品质的定义是“虔诚、纯洁、顺从,归属家庭”[7],在当时人们对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相夫教子抱以重望,但丽姬娅与坡在其他篇目中描写的女性有很大不同,丽姬娅拥有自己的发言权,她自己写诗,并且让“我”也背诵她的话。丽姬娅对“我”的掌控就如妈妈对孩子的一样,并且丽姬娅本身的性别也是“我”焦虑的来源,作为性别侵略者,丽姬娅篡夺了男性特权。一方面,丽姬娅的学识力压“我”一等,“我”只有在她的带领下才能畅游神秘的知识领域;另一方面,丽姬娅有着远超常人的意志力,在文章最后,丽姬娅凭借惊人的意志力在罗维娜身上复活。

对于这样一个丽姬娅,在19世纪的美国是极为罕见的。Feldman在Escape from the Dolls House 中指出,在那个年代女性的教育目标是十分明确的,“成为听话的女儿、忠贞的妻子以及细心周到的母亲,成为明智的伴侣和慈爱的朋友,毫无疑义是女性职责的主要目标”[8]。并且对于19世纪的女性来说,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微乎其微,父权文化在各个方面都不遗余力地打击女性学习的积极性。因此,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有着超常学识的丽姬娅无疑是个异类。“我”虽然在丽姬娅生前表现出对她的种种爱恋及依赖,在丽姬娅死后也表现出无比的悲痛,但是丽姬娅身为“我”钟爱的妻子,“我”却从来不知她的姓氏,关于她的家庭“我”也知之甚少。丽姬娅生的明眸善睐,而“我”对她的眼睛也是观察的细致入微。相对于常人而言,叙述者“我”的观察却更像是将丽姬娅物化了一样,将其眼睛从整体拆开来看,将其单独视为可以言语的物体。“我”从丽姬娅眼中实质上看到的是男性的思想与感受,因为文章通篇未曾叙述丽姬娅的所思所想,种种描绘均是建立在“我”的观察和想法中。

除此之外,虽然丽姬娅的学识家世远超于“我”,虽然表面上看来这样一个在家庭中有着充足话语权的妻子在方方面面都掌控着丈夫的生活,但不可忽略的是“我”对丽姬娅的爱不像是丈夫对妻子的爱,却更像是一种崇拜。Johanyak在《坡的女性观:成功或悲剧》中指控“我”才是害丽姬娅死亡的凶手,因为“19世纪的丽姬娅,由于其学识和成就,是没有一席合法之位的”[9]。

相对于丽姬娅而言,罗维娜才是一位格外“正常”的19世纪女性。罗维娜的人生经由视财如命的父母操控,与将婚房布置得如同灵堂般的“我”成婚。“我”因为缅怀丽姬娅将布置的光怪陆离的修道院作为居住场所,罗维娜自然也顺从地与我同住。而就在这样一座宅邸中,“我”的喜怒无常和特意布置得如同鬼魂时常出现的住处使得罗维娜胡思乱想,形容憔悴,渐渐染病,几经起落,病的一发不可收拾起来。罗维娜的死与“我”有着重大干系。除了受到种种幻想的折磨,文中暗示罗维娜所喝的红酒中似乎也被“我”偷偷加了某种物质。联系到罗维娜喝红酒时我的所思所想,以及喝完红酒之后其病情迅速恶化,可以料想,这种物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毒药,因此也可以推断出“我”谋杀了罗维娜。

有许多批评家将《丽姬娅》视为简单的哥特小说,作品中充满了超自然的场景,比如丽姬娅的死而复生。然而这只是坡留给我们的一种表象,《丽姬娅》还可以以另一种方式解读。由于丽姬娅学识远超于“我”,在婚姻伊始,“我”还能享受般地任由丽姬娅掌控,在其带领下畅游知识的海洋。而之后仿佛是有预兆似的,丽姬娅突然生病。有不少学者认为丽姬娅的病与“我”是有很大干系的。长久受制于女性,对于19世纪的男性而言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无论女性如何富有学识,她依然只是妻子、女儿、朋友,而不仅仅是她自己。“我”因为久受控制,而后萌生恨意,最后害死了丽姬娅是很有依据的一件事。大概有三个细节,可以支撑这一推断。首先,“我”对于丽姬娅的了解远远不及正常丈夫对于妻子的了解,“我”将丽姬娅拆分成眼睛,头发等各个部分来看,而不是视其为一个完整的人。并且“我”对于丽姬娅的爱有着一种物化的现象,我喜爱的不是她的人,而是崇拜她的学识。其次,在丽姬娅死后,尽管“我”悲痛欲绝,但还是娶了罗维娜作为丽姬娅的替身。但是婚后,“我”将婚房布置得如同灵堂一般,造成种种恐怖的幻想折磨罗维娜,并且文中特意写出了“我”目视罗维娜喝下了混有不明物体的红酒,而之后罗维娜便病的一发不可收拾。因此,罗维娜的死与“我”脱不了干系,所以可以联想到丽姬娅的死也可能是由“我”一力促成的。最后,不管是在鸦片的作用下,“我”出现了幻觉,认为丽姬娅在罗维娜的尸体上复活了也好,还是丽姬娅由于强大意志的驱使而复活,“我”在见到丽姬娅种种复活迹象之后,感到的并非惊喜,而是深深的恐惧。然而在“我”的叙述中,“我”对丽姬娅的爱无以复加,在她死后悲痛欲绝。由常理推断,假如真的是思念亡妻的丈夫,看到复活后惊喜应该是常态,恐惧则为反常。这便不由得不引人联想到种种“我”害死丽姬娅的细节。

不同于对丽姬娅的尚存疑问的爱,“我”对罗维娜从来未存善念。在迎娶罗维娜之时,“我”就表示过是将其视为丽姬娅的替身看待的。并且“我”一意孤行地创造出光怪陆离的景象以此来折磨罗维娜。最后,由文中暗示可知,“我”还一力策划了谋害罗维娜。

在19世纪家庭生活中,男性对女性有着绝对的掌控权,在家从父出嫁从夫便是她们生活的常态。罗维娜代表的一批女性,婚姻受家中父母掌控,婚后尽管受“我”折磨,却毫无反抗之力,最终凄惨离世。然而受19世纪女权主义运动的影响,女性的地位较之过去几百年中已经发生了变化。在金莉教授的《十九世纪美国女性高等教育的发展轨迹及性别定位》[10]中可以发现,19世纪的美国经济文化迅猛发展,尽管还是受到男性压迫,但是女性受教育的普及程度及受教育的程度均在不断发展。尽管并未普及女性高等教育,但是其已成雏形。并且虽然那些幸运地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女性仍然回归了家庭,但在19世纪末及下一世纪,大批妇女进入了政界、商界、法律界等以前她们无力触及的领域。可见尽管19世纪女性仍然遭受压迫,但是如坡一般的知识分子仍然预见到女性是可以拥有超越男性的力量的,这对于19世纪女性形象的研究是很有启发的。

参考文献:

[1]爱伦·坡. 爱伦·坡集.,诗歌与故事[M].三联书店, 1995:309-312.

[2]潞潞.準则与尺度——外国著名诗人文论[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25-28.

[3]劳伦斯,《劳伦斯论美国名著》[M].黑马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70.

[4]Bloom,Harold. The Western Canon[M]. Riverhead Books,1994:2-4.

[5]Stovall, Floyd. “The Women of Poes Poems and Tales”,Texas Studies in English 5(1925):202,208.

[6]Matheson J, Terrence.“The Multiple Murders in ‘Ligeia: A New Look at Poes Narrator”, Canadian Review of American Studies 13 (Winter 1982):285.

[7]Welter, Brabara. Dimity Convictions: The American Woma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76:21.

[8]8.Saul D. Feldman, Escape from the Dolls House: Women in Graduate and Professional School Educa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1974:22.

[9]Johanyak, Debra. Poesian Feminism: Triumph or Tragedy [J].. College Language Association Journal. 1995,39(1).

[10]金莉. 十九世纪美国女性高等教育的发展轨迹及性别定位[J]. 美国研究, 1999(4):6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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