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庆祥

总的来说，要破除对现实的“虚伪”表现，重建新的主体，并在一种真正有想象力的文学世界里开创新的可能性，对于中国的当下写作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和挑战。因此，要在当下重建一种新的文学，至少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作家们应该处理辩证发展着的当下性。对当下中国写作来说，“当下”是一个反复的时刻还是一个全新的时刻？这构成了一个问题。在最近一些作家的写作中，有一种对于现代文学的“反复”现象。比如小说家蒋一谈就以一篇同名的《在酒楼上》向鲁迅的作品致意;小说家张悦然通过一篇短篇小说《家》与巴金的《家》和鲁迅的《伤逝》形成了互文;梁鸿的《梁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现代文学史上的“返乡”题材的重写;即使被目为类型文学的科幻文学，也遥远地呼应着20世纪20年代的科幻文学的发生。如何来理解这种现象？柄谷行人在《历史与反复》中借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的研究，认为历史每一段时期都会构成对前此一段时期的反复。在这种反复中，历史得以重新结构其问题并向前推进。我们知道，在20世纪80年代，知识界正是通过对“五四”的反复，得以形成并建构起20世纪80年代的自我意识和问题意识。因此，如果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又出现了对现代的“反复”的倾向，这恰好说明了新的问题意识正在形成。具体来说就是，现代文学在其展开过程中所要处理的问题（题材、形式、主题等等）在当下被我们重新召唤出来了。无论如何，在这种不断的反复之间，新与旧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对于“当下”的认知，也要求有一种更辩证的态度。当下不仅仅是静态存在的即时性的消费着的日常生活，它同时也是携带着“过去”和“未来”的立体的多维时空，由此可以提醒我们的写作者：一种平面的、单向度的经验书写并不能满足对当下生活书写的要求。只有在一种辩证复杂的当下性中，作家们才有可能以个性化的方式触及到真正的现实——也就是说，现实并非是景观化的、日常化的，而是一种动态化和历史化的。这就涉及第二点，重建“新的文学”写作必须要有全新的历史意识。那么，什么是我们当下的历史意识？

20世纪80年代主导的历史意识是新启蒙，20世纪90年代主导的历史意识大概是市场经济之下的去历史化和去社会化。那么，这十来年的历史意识是什么？首先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一种统一的历史意识已经不复存在了，而是出现了几种非兼容性的、排他的或者说无法互文的历史意识。我将引用三段话，这三段话分别暗示了一种历史意识。

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只要我们紧密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实现梦想的力量就无比强大，我们每个人为实现自己梦想的努力就拥有广阔的空间。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譹？訛

如何在社会的地基之上形成新的政治形式？使得大众社会获得政治的能量，以克服由于新自由主义市场化而造成的所谓“去政治化”的状态，普通的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大众社会怎么变成一个新的、政治的主体，适应到中国和全球性的进程里面去，因此，金融危机提供给我们的一个思考的问题是它的一个政治的面向和文化的面向。1990年代结束了。这个后89的过程在前几年已有走向尾声的迹象，到2008年，这个过程可以说结束了……作为一个命题，所谓“九十年代的终结”的真正意义是对一种新的政治、新的道路和新的方向的探寻。？譺？訛

“多重的非决定性”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针对与“现在”的多重叠加的文化和观念形态，并非将重心放在某个方面，而是在每一重上面加上相同的质量，以非决定性的态度去看待它。？譻？訛

第一段来自于2013年3月17日，中国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向全国人大代表发表的就任宣言。这是“国家”和“党”这一抽象主体的历史意识。

第二段来自于学者汪晖的一篇文章《九十年代的终结》，他提出要创造新的政治和新的文化，这是基于全球经济秩序调整后的、代表了严肃思考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意识。

第三段来自于日本学者吉本隆明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段话，针对当时日本的消费主义和娱乐文化，吉本隆明提倡一种消费的革命，并以为在这种消费革命中可以消灭掉阶级差别——当然历史证明这是一种幻想。我之所以引用这段话，是认为这段话非常符合当下中国的另外一种历史意识，即消费工业和娱乐文化，以及在这种文化中生产出来的假想的个体。

当下的写作者们是否意识到了这些历史意识？实际上，一般的文化产业和大众写手很容易服从于第三种历史意识，也就是在一种“解构”的游戏中无差别地呈现此时此地的日常生活——甚至是消费生活，不仅仅消费商品，同时也消费所谓的人性。这种景观化的书写方式和想象方式，已经弥漫于整个文化肌体的每一寸肌肤。？譼？訛严肃的“虚构文学”或者“非虚构文学”当然不会满足于此，或者说，正是在对这些的拒绝之后，严肃的写作才有可能获得其位置，所以对于严肃文学的写作者来说，走出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意识，汲取多样的精神资源，并综合性地创造（想象）出新政治主体——也同时必然是新的美学主体——变得至关重要。

这就涉及第三个问题，重建一种新的文学必须借鉴古今中外優秀的精神资源。在阅读最近几年的文学作品时，我发现一些有创造力的作家都将精神资源寄托于20世纪80年代。？譽？訛20世纪80年代在近30年的叙述已经变成了一种想象的美学形式，这当然没有问题。但问题在于，如果仅仅是将精神资源固定于20世纪80年代，则把事情简单化了。一个事实是，20世纪80年代本身的精神质地，其实非常脆弱和单薄。1991年，诗人戈麦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哥哥：

很多期待奇迹的人忍受不了现实的漫长而中途自尽，而我还苟且地活着，像模像样……其实我内心清楚，我的内心的空虚，什么也填不满。一切不知从何开始，也不知如何到达。

写完这封信后不久，戈麦自沉于北京西郊万泉河。他的死亡是20世纪80年代一系列死亡中的一部分，前面是海子、骆一禾，后面则是顾城。这种死亡更多源于精神的困境，20世纪80年代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它的极端实践者以这种方式来予以解决。如果20世纪80年代自己的精神困境并没有得到解释和回答，那么，以20世纪80年代为精神之源是否能提供有意义的价值参照系？

因此应该有一个更加开阔和悠远的精神资源被我们的写作者所汲取。正如西欧多次的文化重构都源于对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反复一样，就21世纪的中国而言，古今中西已经在全球化的召唤中聚集在我们的四周，构成了知识、行为和想象的原动力。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并非是不言自明的，对于中国当下的写作者而言，如何将这些精神资源挪用、改造，并内化为当下文化的一部分，而不是食古不化或者食洋不化，是特别有挑战性的难题。查特吉在谈论印度的现代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回应时做了如下分析：

It is now clear that even within the modern sector， transformations do not occur in the same way， or even in the same direction， in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spaces ... to take an example from the cultural world， while the adoption of modern Western forms such as the novel or proscenium theatre or oil painting led to 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s of Indian literature， drama and art， the field of Indian music， even as it adopted instruments such as the harmonium and the violin， or techniques such as notation， or technologies such as the gramophone record， radio and cinema， or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music school， unquestionably retained its character as Indian Music， distinguishable in systemic terms from Western music. The dynamics of modernity， then， turn out to have different effective histories in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sites， even in the same historical period and for the same people.？譾？訛

也就是说，对于中国正在展开的历史实践来说，任何一种既有的观念、规则和理论都已经无法用来解释和思考了。只有投身到丰富鲜活的当下中去，综合古今中西的精神资源，以一种新的历史态度和历史意识去思考、想象和书写，这样，新的文学才能够在当下被建构起来，并以其自身的独特美学回应着这样一个充满可能的时代。

？譹？訛习近平2013年3月17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这一讲话的精神后来被概括为“中国梦”。

？譺？訛汪晖：《九十年代的终结》，《热风学术》第4辑。

？譻？訛吉本隆明与埴谷雄高的对谈。引自大塚英志：《“御宅族”的精神史》，周以量译，第4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譼？訛在电视剧行业这种现象尤为突出，编剧汪海林在“首届中国西太湖影视产业高峰论坛”上做了题为《给电视剧市场发展的六个建议》的发言，对此进行了批评。

？譽？訛在格非的长篇小说《春尽江南》和宁肯的长篇小说《三个三重奏》中，都出现了一种将20世纪80年代精神化的倾向。

？譾？訛帕沙·查特吉：《我们的现代性》，第176—177页，第7—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中文译文为：就算在现代领域内部，不同体制空间的转變也不一定用同一种方式，甚至有时连方向都不一样。……以文化界为例，小说、镜框式舞台、油画等西方形式的引入为印度文学、戏剧和艺术带来了根本性变化;但印度音乐即使接受簧风琴、小提琴等西方乐器，采用西方的记谱方法或者吸收录音、电台播音、电影等现代技术，甚至建立专门的音乐学校，其精髓仍然是印度的，整体上与西方音乐有很大不同。这一点毋庸置疑。最后我们发现，哪怕是同一历史时期，同一群人，在不同的系统现场，现代性的能力产生的效果也各不相同。

责任编辑 赵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