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于强求一律的两种视角

2019-06-11张邦炜

河北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9年1期

摘要：伊沛霞著《宋徽宗》是一部用西方观念讲中国故事给西方读者听的书。与我国有关论著相比，相同之处不少，如强调辨析史料、注重问题意识。不同之处更多，如我国学者大多继承“以史为鉴”的传统，她反对“反思史学”;我国学者往往着重从民众的角度看历史，她从徽宗的视野看时代，对徽宗表达了更多的同情;作为皇帝的徽宗在我国历来形象负面，她力图予以修正。“横看成岭侧成峰”，这些不同根植于中西方学者视角的差异。两者很难强求一律，只能求同存异，实无“接轨”之必要。

关键词：宋徽宗;负面形象;视角差异;以史为鉴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19）01-0009-05

DOI：10.3969/j.issn.1005-6378.2019.01.002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伊沛霞教授所著《宋徽宗》中文版，新近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冠名为“天下一人”。这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著者在序言中坦言：“本来是用英语写给西方读者的。”[1]中文版序，第2页很清楚，这是一部用西方观念讲中国故事给西方读者听的书。已有评论者指出，“而非学术写作”[2]。著者并无让中国读者阅读，叫中国读者认可的奢望。殊不知此书中文版销路还不错，并得到一些学者的好评。高度评价者称：“这是迄今为止西方学界关于宋徽宗研究最全面、最丰富、最系统的学术专著”，其主要贡献在于“修正了徽宗长久以来的负面形象。”[3]“无心插柳柳成荫”，著者的初衷与实效差距竟如此之大。究其缘故，或许与我国学者有关论著相比，伊著《徽宗》（以下均如此简称）多有奇特之处，给人以新鲜感。下面四点尤其引人注目。

一是定位新颖。对于宋徽宗的定位，在我国主要有昏君与“风流天子”两种。与我国的传统认定不同，伊著《徽宗》将他定位为“艺术家皇帝”。昏君一说由来已久，不仅《宋史》谴责宋徽宗“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4]卷22《徽宗本纪四·赞曰》，第418页，数百年来人们几乎都作如是观。如明人宋濂《读徽宗本纪》对徽宗不抱任何恻隐之心：“穷奢极侈而毒痡四海百万生灵，彼实何辜？其身亡国破，为万世笑，非不幸也，宜也。”[5]卷28《读徽宗本纪》清人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有“昏庸如徽宗，奸贪如蔡京”[6]卷26“臣乾学曰”一语，将宋徽宗朝视为我國历史上昏君和奸相专权的典型时期之一。对于这一传统认定，任崇岳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有所修正，称宋徽宗为“风流天子”[7]。“风流”二字维妙维肖，一语双关，正负兼俱。此说或许与元人巙巙所说多少有些关联：“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所谓“多能”是就其艺术家角色而言，多才多艺。“一事”是从其皇帝角色来说：“独不能为君尔。身辱国破，皆由不能为君所致。人君贵能为君，它非所尚也。”[8]卷143《巙巙传》，第3414页既肯定宋徽宗是一位成功的艺术家——文化史上的正面人物，又断定他是一个失败的皇帝——政治史上的负面昏君。简言之，昏君加才子。巙巙将宋徽宗的双重身份分割开来，认为两者不能兼顾。伊著《徽宗》将其两大角色合而论之，以为两者互补互动。在伊沛霞看来，宋徽宗多才多艺的艺术家形象有助于增强他作为帝王的政治威信。正因为他是位艺术家皇帝，才不遗余力地推动文化建设。此说不失为一家之言，颇有参考价值。伊著《徽宗》着重探究“如何评价作为皇帝的徽宗”[1]434，本文下面的讨论仅限于此，不涉及其艺术成就。

二是视角独特。高度评价者指出，伊著《徽宗》的特色在于“从徽宗的视野来看他的世界”[3]，可谓一语破的。伊沛霞教授一再申明，“我努力从徽宗看到的角度来看待各个时期”，“透过徽宗的眼睛去观察他的统治”[1]中文版序，第1、2页，“从徽宗的角度来观察他的世界”[1]1。换言之，即从皇帝的视角看时代。不必讳言，我个人与伊沛霞教授不同，和任崇岳教授相似，习惯于从民众的角度看历史，因而格外注意民谣民谚。诸如人所熟知的“杀了穜蒿割了菜，吃了羔儿荷叶在”曾敏行《独醒杂志》卷9，清刻知不足丛书本。此谚语指的是童贯、蔡京、高俅及何执中。;“打破筒，泼了菜，便是人间好世界”[9]卷12《记事·打破筒泼了菜》，第374页;“金腰带，银腰带，赵家世界朱家坏”[10]卷1，第5页;等等。这些谣谚体现民意，其局限性在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民众对徽宗后期黑暗统治的愤懑，不仅见于谣谚，而且付诸行动。宣和年间民众的反抗事件，绝不仅有宋江、方腊事变，而是为数甚多。史载：“山东河北盗贼起，少者不下数千人，若张仙、高托山辈，皆连兵数十万余。”其原因在于朝廷“急于财用”“偏索天下”“结怨四海”[11]卷31，第233-234页。这条史料出自伊沛霞教授格外重视的《三朝北盟会编》。韩世忠的碑传资料称：“是时，山东河北盗贼蜂起。”他在宣和年间先后奉命击讨的所谓“盗贼”，除高托山外，还有“大名水贼” “汤村强盗”“杨天王”“透手滑”“临沂贼武胡”“沂州贼徐进”“青社贼张先”“水鼓山贼刘大郎”“莒贼徐大郎”“东海贼张夔”等等，“众皆不下万人，大者或跨州兼邑”[12]。这一碑传系当代人记述当代事。据何竹淇先生当年的不完全统计，徽宗时期具有一定规模的民变达32起之多[13]。宋徽宗直到宣和末年才不得不下诏罪己，此诏可作为“透过徽宗的眼睛去观察他的统治”的重要依据之一。诏曰：“言路壅蔽，导谀日闻，恩幸持权，贪饕得志。”“赋敛竭生民之财;戍役困军伍之力。多作无益，靡侈成风。利源酤榷已尽，而谋利者尚肆诛求。诸军衣粮不得，而冗食者坐享富贵。”可见无论从徽宗的视角还是从民众的角度看，官场贪腐成风，欺压残害百姓，以致“众庶怨怼”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帝系九《诏群臣言事》，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册，第223页;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5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罪己求直言诏”，第188页。“酤榷”，《会编》作“商榷”。，都是当时严酷的社会现实。《水浒传》的故事情节虽属虚构，但其主题官逼民反则是宣和年间的实情。徽宗的负面形象因《水浒传》而深植于大众心中，几近牢不可破。由于金军南下，民众视线转移，不少反抗队伍改变斗争方向，成为抗金武装赵俪生《靖康、建炎间各种民间武装势力性质的分析》，《文史哲》1956年第11 期，第53-62页。收入《赵俪生文集》第1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5-328页。，高托山即是一例。《金史·王伯龙传》记载，在北宋的抗金队伍中，有“高托山之众十五万余”[14]。伊沛霞教授说：“在我看来，北宋的覆灭并不是必然的。”[2]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的判断与此不同，他指出“宋至徽宗季年，必亡之势，不可止矣”“拥离散之心以当大变，无一而非必亡之势”[15]。腐朽的北宋王朝即使不被金军摧毁，也终将被烽火燎原的民众反抗队伍埋葬。从民众的视角看历史，被称为“道德史观”，似乎欠妥，应当称为“民众史观”才是。仅从皇帝的视角看时代，对吗？愚意以为，或许欠妥。退一步说，至少也应当将民众和皇帝的角度结合起来看历史。值得注意的是，伊沛霞教授对宋徽宗的评价并不全然是正面的。她虽然“竭力避开”，但毕竟肯定 “他的统治下场悲惨”“他的种种抉择导致最终无可挽回的崩解”[1]中文版序，第1页。换言之，宋徽宗即使不称为昏君，至少是个失败的皇帝或悲剧性帝王。历史家论历史，力求主客观一致。伊沛霞教授也不例外，她评论宋徽宗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如认为徽宗有两个缺点，一个是“很虚荣”，另一个是“过分自信”[1]435。此说无论对错，都不是宋徽宗本人的角度，而是伊沛霞教授的臆测。宋徽宗宣和末年罪己诏中，仅有“导谀日闻”“恩幸持权”等语，并无“很虚荣”一类的含意。他往往委过于佞幸：“假享上之名，济营私之欲，渔夺百姓，无所不至。”仅仅承认“任非其人”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5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罢花石纲等指挥”，第188-189页。又见佚名：《宋朝大诏令集》卷184《政事三十七》，清钞本。，如《遣使抚谕河北、京东路诏》曰：“比缘用非其人，政失厥中，徭役荐兴，使民不能自存，乃转而为盗贼，求生至急，遂抗官军。”[16] 兵二十《捕贼二》，第14册，第8849页将“民食榆皮，野菜不给，至自相食”[17]卷29，第756页的罪恶一概往外推卸。伊著《徽宗》说，徽宗“尽量避免将罪责归咎于他人”[1]434，只怕不是事实。仅仅在天文变异，他“甚惧焉”之时，才偶有“虚心以改”[16]第1册，第223、222页这类应急之语。至于“罪皆在我”[18]172是徽宗被俘后所说。相传还有“九叶鸿基一旦休，猖狂不听直臣谋”[19]81一类的诗句。“罪皆在我”与“咎由自取”是一个意思。

三是感情特殊。与我国学者不同，伊沛霞教授“对徽宗表达了更多的同情”[3]。其实，任崇岳教授对徽宗、钦宗早已表达怜悯之情：“一片降幡出国门，荒陬遐域度残春。宵小误国倾社稷，几回掩卷哭徽钦。”[20]1但与伊沛霞教授不同，他却“更多的同情”被涂毒的“四海百万生灵”。有评论者认为，伊著《徽宗》并非为徽宗翻案、为传主正名之作，而是重在理解。可是由于著者对徽宗深怀同情之心，难免替徽宗的某些弊政辩解。如“崇奉道教”在徽宗时代不是单纯的宗教信仰问题，伊著《徽宗》将其列为“致力辉煌”之首;“大兴土木”素来受到人们诟病，伊著《徽宗》将其称为“追求不朽”之类。在著者看来，这些并非不务正业，而是一种政治手段。大兴土木是徽宗政治理想物质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痴迷道教是他树立个人威望的重要意识形态。但在民众心目中则是不折不扣的胡作非为。徽宗退位前，承认痴迷道教、大兴土木等种种举措均属莫名其妙、劳民伤财的弊政，并加以废止[11]卷25，第188-189页。出于同情之心，伊著《徽宗》难免回避一些史实，对史料作选择性处理。如徽宗既“招徕专家”，如李诫、米芾等，又轻信骗术、重用骗子。伊著《徽宗》只讲前者，讳言后者。“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徽宗时期吹牛撒谎者甚多。在蔡絛《铁围山丛谈》、陆游《家世旧闻》等书中有较为集中的记载，诸如刘快活、风僧哥之类。信之者称之为“神人”，疑之者称之为“狂痴”。如徽宗、蔡京所信用的音乐家魏汉津就有骗子的嫌疑。他自称有借尸还魂之术：“尸解复投他尸而再生。”诳称师从仙人李良，“以其八百岁世号‘李八百”[21]。这分明是骗子说谎，明眼人嘲笑道：“汝师八百，汝九百耶？”“盖俗[谓]狂痴者为九百。”[22]至于魏汉津对音乐的造诣究竟如何，各说不一。朱熹认为：“魏汉津造雅乐一部，皆杜撰也。”[23]又如徽宗对道士林灵素呼风唤雨的种种法术居然深信不疑，開封大水临城，让他去降服洪水，结果当然无效，一场闹剧而已，而民众则深受其害。最愚蠢莫过于用骗子郭京的“六甲神兵”抵御金军，郭京骗术败露，畏罪逃之夭夭，金军随即登城，开封城内“横尸满道”[11] 卷69，第520-521页。此事虽然发生在钦宗时，但根子在徽宗朝。这类史实较多，足够写篇短文《北宋晚期的骗子和骗术》，这里不再列举。又如“靖康内讧”，在国破家亡在即的危难关头，徽宗、钦宗父子居然反目成仇，始终明争暗斗，几度剑拔弩张参看王曾瑜《宋徽宗和钦宗父子参商》，《丝毫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6-157页;张邦炜《“靖康内讧”解析》，《宋代婚姻家族史论》，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461-502页。。这是徽宗形象负面的又一依据，伊著《徽宗》避而不谈。我个人认为，伊著《徽宗》的贡献不在于修正了徽宗的负面形象，而在于告诫并启发我们在徽宗研究中应尽力避免简单化倾向。先将徽宗定性为昏君，再从史料中筛选取证，是一种简单化。以同情与理解之心为出发点，预先“假定徽宗、蔡京、童贯等重要人物是无辜的”[1] 中文版序，第2页，再选取并解读有关史料，只怕也是一种简单化。两种简单化均属带着“有色眼镜”论徽宗，都应当防止。

四是方法别致。伊著《徽宗》在写作方法上不使用论述体，而使用叙事体，在探索方法上不采取逆向考察法，而采取顺向考察法。论述体往往围绕问题展开，结构严密，行文简洁，逻辑性强，适合学术研究论著。叙事体通常以时间为顺序，娓娓道来，细致入微，可读性好，适合传记一类著述。伊著《徽宗》作为人物传记，理所当然地选择了叙事体，加之文笔生动，因而赢得读者，我读起来也很有兴味。顺向考察即顺看历史，重在起因和动机;逆向考察即倒看历史，重在后果与教训。两者各有长短，相反相成，互补互济，探究历史问题宜兼而用之，不可厚此薄彼。丁伟志先生80年代在《论历史研究中的逆向考察》一文已有论述[24]。逆向考察即评论者所谓“倒放电影”“逆向归因”“后见之明”[2]，伊沛霞教授称之为“反思史学”[1]中文版序，第1页。北宋王朝覆灭、徽宗国破家亡是铁定的史实。从这一既定的后果出发，追根溯源，探究其前因，以前车为鉴，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只怕不应该被否定。与如果徽宗生在另一时代，将是太平天子的猜想相比，所谓“反思史学”无疑要切实些，且富有意义。或许由于思维固化，我真不知道“以史为鉴”这一古训究竟错在哪里？客观地说，受宋徽宗的原型所规定，将他“描黑”容易“洗白”难。在我个人看来，无论采取任何方法，都很难修正其负面形象。要将宋徽宗塑造为正面人物，只怕犹如古时蜀道之难，是难于上青天的。不必讳言，对于宋徽宗整体形象的认识，我等与伊沛霞教授等西方学者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正如包伟民教授所说，所反映的是“中西方学者的视角差异”[25]。“横看成岭侧成峰”，两者很难强求一律，只能求同存异。经过40年前解放思想的洗礼，对于“与国际接轨”这一当今流行语，本人高度赞同，但不必事事处处都如此。难道对宋徽宗的评价也需要“接轨”吗？我看大可不必。

伊沛霞教授所著《宋徽宗》虽“非学术写作”，但出自著名历史学家之手，其中包含她多年潜心研究的心得。就其某些研究方法而论，和我国学者有相同或相似之处。以下两点比较明显。

一是强调辨析史料，伊著《徽宗》考证并厘清了若干史实。如关于宋徽宗的生日，《宋史·徽宗本纪一》明确记载：“元丰五年（公元1028年）十月丁已（即十日），生于宫中。”[4] 卷19《徽宗本纪一》，第357页而周密《癸辛杂识》后集则称：“五月五日生子，俗忌之。”“徽宗亦以五月五日生，以俗忌改作十月十日生。”[26]其《齐东野语》卷六又称：“徽宗本以五月五日生，以俗忌移之十月十日。”[27]伊著《徽宗》经过考证与思辨，认定：“此传言非常不可信”[1]446，当以《宋史·本纪》为是。其说有理有据。又如“徽宗出宫夜访李师师”，伊沛霞教授认为：“这个故事是杜撰的”[1]453，王国维早已予以否定。她在转述王国维的论证之后，又补充了一些有力的证据。伊沛霞教授向来强调史料的原始性，主张研究宋徽宗应当主要依据“形成于徽宗统治时的一些资料”[1]前言，第2页。包伟民教授在赞同之余，又有所补充，指出当时写定的文字“具有多少真实性，同样值得深思”[25]。伊沛霞教授认为：“即使是离这些事件比较近的人撰写的内容，也不一定都可靠。”[1]455两位教授的认识并无二致。的确，像被徽宗“称为奇才” [4]卷352《王安中传》，第11124页的御用文人王安中那些歌功颂德的诗文，竟将宣和年间的危局描述为“太平丰盛之象”[28]，断断不足凭信。伊沛霞教授强调要鉴别撰写者的政治立场和内容来源，其正确性无庸置疑，但应具体分析。如蔡絛的《铁围山丛谈》既粉饰太平，为其父蔡京辩解，又披露了当时官场和社会的一些真情实况，仍是研究宋徽宗时代较为重要的史料之一。

二是注重问题意识，伊著《徽宗》提出并探究了若干问题。如伊著《徽宗》采用性格研究法，探究“徽宗是什么样的性格，以及这种性格是如何形成的”[1]439。这个问题是我从前不曾想到的，具有启发性。徽宗在位期间，为什么出现从“建中之政”到“崇宁之政”的转折？我国学者通常认为原因在于徽宗倾向新党，向太后偏爱旧党，徽宗一旦亲政，政治方向自然改变。伊著《徽宗》质疑这一简单化的看法：“徽宗并不是不愿意将保守派召回朝廷，而向太后也至少非常愿意将一位新法派留在京城。”[1]449这个问题确实值得再思考。关于宋徽宗及其时代，有待深入探究的问题还多。如宋徽宗的形象并非自来负面，经历了从正面到负面的过程，是何缘故？起初人们对他寄予厚望：“从此滂沱遍枯槁，爱民天子似仁宗。”[29]后代史家认为：“徽宗之初政，粲然可观”[15];“一年之内，获睹清明”[30]。可是徽宗为何最终竟沦为涂毒生灵，结怨四海的负面昏君。又如徽宗的一切举措并非都是弊政，某些举措初衷不错，效果不佳，为什么南其辕而北其辙？至于北宋这座金壁辉煌的大厦居然迅急坍塌，其覆灭原因究竟何在，更是个经久不衰的论题。我曾略抒浅见，诸如士风日下，各种权力恶性膨胀，靖康内讧之类。可归纳为一句话：绝非落后挨打，实因极度腐败而亡国[31]。用宋人的话来说，即是：“心腹溃了！”[22]卷130《本朝四·自熙宁至靖康用人》，第3135页总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相信研究者会有更多更合情理的解读和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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