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禹 王丹彤

摘  要： 比较政治学视域下，量化研究方法对学科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推动了整个学科朝着科学化方向发展，推动了方法论范式遵循着“密尔五法—量化研究—多元方法论范式”的路径发展，推动了理论范式遵循着“国家中心主义—结构功能主义—新制度主义—理性选择主义为代表的多元范式”的路径发展。但是，量化研究方法存在的局限性阻碍其进一步发展。为解决统计数据真实性、学术研究独立性、研究议题解释性等问题，研究者需要以“解释政治现象”为研究目的，以“实证主义、经验分析、比较研究”为研究路径，以研究问题和对象为导向来选择适合的研究方法，在研究设计中结合定性、定量、质性比较研究的优势，构建具有解释力的理论范式。

关键词： 比较政治学;量化研究;定性研究;质性比较分析

中图分类号： 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176（2019）01-026-（9）

现代政治学产生于美国，早期的比较政治学也是以美国政治为重点研究对象，带有明显的“美国印记”，但在研究方法上却受到欧洲哲学的诸多影响。大部分学者使用历史学方法研究与国家相关的问题，形成“有限国家研究+历史学”的模式。正因为研究方法的非“科学性”，早期的比较政治学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治科学，仍属于政治哲学范畴。直到行为主义革命后，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开始强调研究的科学性、提倡“价值中立”，定量分析方法开始进入学科研究视野，政治科学范畴下的比较政治学由此产生。可见，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门学科研究议题的范围、研究视野的广度和深度，量化研究方法直接推动了整个比较政治学学科朝着科学化方向发展。

量化方法的重要性使其成为方法论领域的重要议题，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在西方，三本经典定量研究方法著作于1959年诞生，包括格奥尔格·布尔丁的《政治学方法》、杜威格的《政治学方法论》和布雷希特的《政治理论》。在中国，从1979年比较政治学恢复到2008年6月，共出版9本方法论教材，其中有8本书介绍了量化研究方法，6本书侧重介绍定量分析方法，包括王德育的《政治学定量分析入门》和李瑛的《现代政治学计量方法》两本原创著作。①量化研究方法已经在比较政治学主流研究文献中得到了充分的使用，在研究设计、数据分析、案例选择、标准制定等方面的发展已经非常成熟。但是，这是否意味着量化研究方法会逐渐取代定性分析，成为比较政治学唯一的方法论范式？比较政治学视域下量化研究方法是否存在使用边界？本文通过分析和反思比较政治学的量化研究方法，肯定量化研究于比较政治学的突出贡献与适用性的同时，尝试界定量化研究方法的使用边界，为比较政治学的科学实证研究奠定方法论基础。

一、量化研究方法对比较政治学的突出贡献

研究范式主要是指导研究者选择问题、评估数据、建构理论的价值取向，是科学研究在构建理论框架和运作过程中的操作规范，决定着研究技术的选择、研究对象的范畴和研究议题的深度，是制定研究设计和实施研究实践的前提条件。研究方法是指研究者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收集资料、分析资料的手段和操作规程，具有专门性、技术性和可操作性的特点。研究技术层面，定性分析指研究者凭借直觉经验选择研究问题、考察研究对象及对象之间的联系、解释政治现象的方法;定量分析是指研究者依据统计数据，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分析研究对象的指标和数值的方式来解释研究问题。可见，两者在是否使用数据资料证明理论假设方面就存在本质差异。随着行为主义革命的发展、新兴独立国家数量的增加，定量分析成为比较政治学主流研究方法，既推动学科方法论范式和理论范式的转变，又推动学科朝着科学化、系统化的方向发展。

1.比较政治学视域下方法论范式的转变

“密尔五法”（“穆勒五法”）是传统比较分析的逻辑基础，用来确定政治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包括契合法、差异法、契合差异并用法、共变法、剩余法。其中，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基于“求同法”和“求异法”，发展出“最相似体系设计”和“最不同体系设计”。“最相似体系设计”是通过控制大量的变量（相似点），寻找少量的自变量和因变量（不同点）;“最不同体系设计”是选择两个或多个在本质上不相似的研究对象，通过控制大量的不同变量，寻找少量相似的自变量和因变量。

但是，“密尔五法”仅适用于小样本研究。一方面，比较政治学初期研究对象为数量有限的西方发达国家，旨在研究各国政府体制、政党制度、国家结构等具体制度设计;但二战后，大量新兴民族国家成为学科研究的焦点，传统的小案例比较分析方法无法涵盖所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另一方面，求同法和求异法都是单因解释，无法阐明事物发生背后的真正动力和原因，要求学科逐渐朝着多因解释方向发展。研究对象的扩大和多因解释的要求都推动了量化研究在比较政治学视域下的发展和使用。

与此同时，行为主义革命的兴起也推动比较政治学方法论范式的转变，促使实证的、经验的行为主义研究方法发展为学科主流。格林斯坦认为行为主义运动使比较政治学成为一门真实的科学。可以说，行为主义革命后的比较政治学完全带有“美国烙印”，强调方法论个人主义、研究的科学性、价值中立等理念。拉斯韦尔、杜鲁门、阿尔蒙德、伊斯顿都是运用量化方法研究政治現象的代表性学者，他们构建的理论范式推动了学科的发展。

2.比较政治学视域下理论范式的转变

量化研究方法推动了大量经典命题和理论范式的产生，为比较政治学学科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首创“范式”概念，提出常规科学的本质是“解谜”、科学革命的本质是“范式革新”的观点。相比于常规科学，科学革命遵循“反常现象出现—范式修改—常规科学规则模糊—先前范式崩溃—科学危机—新理论范式产生”的路径发展。事实上，比较政治学学科史的发展也在某种程度上遵循着“范式革命”路径（如表1所示），其中量化研究方法的认知差异便是库恩提及的“反常现象”。

（1）国家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

比较政治学的目标是解释政治现象，研究者们无法忽视二战后独立的新兴民族国家，无法忽视他们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异，便将研究焦点由西方国家转变为新兴国家。正因为学者们观察到一些地区和政治行为体无法归纳到传统的主权国家体系中，这一“反常现象”促使他们修改原有的“国家主义理论范式”，引入“政治体系”这一新概念。“政治体系”语境可以涵盖更多研究对象，更加符合学者的研究要求，也推动“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范式的产生。1959年出版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是该范式的代表性著作之一。阿尔蒙德认为一旦政治行为体具有政治社会化和录用、利益表达、利益整合、政党沟通等功能，具备“输入-输出”政治结构，即使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也可以作为一个政治体系而运转。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框架有效地拓宽了研究对象选择范围，发展中地区的国家成为新的比较研究对象;拓展了比较对象类别，竞争型、半竞争型、权威型三类政治行为体成为新的研究焦点。相比于传统比较分析法的少量案例，量化研究涵盖的样本数量更多，使作者有机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调查研究，得出普适性的宏观理论。

（2）新制度主义

1966年，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系统地概括了“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范式，既标志着该理论发展到了顶点，也暗示着其逐渐式微。质疑者一方面怀疑“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范式的解释力和科学性，认为过于宏观的理论框架仅可以阐述政治现象，无法解释现象产生的背后原因;另一方面，反思行为主义“价值中立”理念的可行性。后行为主义的发展、量化研究方法弊端的凸顯、结构功能主义解释力下降等“反常现象出现”，促使学者重新回归“国家—制度主义”的研究范式，推动新制度主义理论范式产生。因此，大部分学者重新定位学科发展方向，研究内容上要求“回归国家”，研究方法上要求重新审视定性研究的重要性。相比于“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范式下的量化研究，“新制度主义”范式下的研究涵盖的样本范围更小，但研究层次可以深入到国内具体制度层面，理论范式由阐述性介绍转向解释性假说。在这个时期，学者们为了构建更具说服力的理论范式，在无意中已经将定性和定量研究结合使用。

（3）多元主义理论范式

1989年后，比较政治学深受第三次科学革命的影响，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一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逐渐找寻到了适合本国发展的制度和路径，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多种新兴的政治模式，先前理论框架无法涵盖和解释这些政治现象，导致“传统理论范式”危机，推动新的概念和理论的产生。例如，为解释“东亚经济奇迹”，学者们提出具有东亚特色的“发展型国家”概念;为解释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现象，海外中国学学者纷纷构建“中国模式”理论范式。同时，政治现象多元化推动研究议题的多元化，促使学者们研究范围更加细化和专业化，学界逐渐划分出东亚、东南亚、中东北非等地区性研究领域，来探究各地区政治独特性。

另一方面，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的兴起，大数据分析和统计方法进入比较政治学方法论研究范畴，推动量化研究结论朝着更加科学化方向发展。传统的历史、规范研究也重回主流方法论研究领域，例如，2009 年阿利诺运用比较历史社会学进行多中心主义治理研究。研究议题的多元化对研究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而导致定性、定量、质性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共存，也推动了理论研究范式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

综上所述，研究者对量化研究方法的认知转变，推动了比较政治学方法范式遵循“密尔五法—量化研究—多元方法论范式”的路径发展，推动了理论范式遵循“国家中心主义—结构功能主义—新制度主义—理性选择主义为代表的多元范式”的路径发展。量化研究方法为比较政治学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二、量化研究于比较政治学的适用边界

许多定性研究者认为定量研究是以粗糙版本的实证主义为基础，以无法实践的“价值中立”观念为前提，驳斥了比较政治学理论范式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可能性。事实上，由于量化研究方法的自身局限、以质性比较分析为代表的其他研究方法的兴起，比较政治学视域下定量分析方法确实存在适用的边界。

1.量化研究方法的自身局限

量化研究方法是建立在观察和测量政治现象重复发生率的基础上，通过观察大量个案中的众多变量，依据“最相似体系设计”“最不同体系设计”等原则，选择比较分析的案例，进而对政治行为作出推论。因此，研究者认为分析的案例数量越多、个案在母体中所占比例越大，就越能确定研究结果并不是随机产生的偶然性事件。但是，不同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侧重于分析“变量多、变数大”的人的政治行为和心理，不太可能产生普适性的理论范式。

量化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存在诸多局限。首先，在量化研究中，最常见的搜集资料的方法便是问卷调查，包括抽样调查、民意调查等具体形式。通过标准化的问卷调查来搜集民意，获取有关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方面的资料，看似非常容易和科学，但是容易忽视受访者的社会或政治背景。例如，2016 年美国大选中，民意调查与竞选结果完全相反，但 campaign2016 网站进行的非官方民意调查显示的结果却与大选结果相同。为何涵盖调查对象范围更广、理论上更科学的官方民调却并不“科学”呢？一方面，特朗普的大多数支持者是选民中的“穷白阶级”（贫穷的白人阶级、蓝领阶级），繁忙的工作使他们没有时间去接受官方的定时定点调查。②另一方面，特朗普还有大量的“沉默”支持者，一些对全球化带来的低迷经济前景和恐怖主义威胁感到不满的教育背景良好、收入丰厚的年轻人，相比于民意调查，他们更倾向于参与网络投票调查。③官方民调忽略了这些中低阶层选民的意见，才导致结果失真。由此可知，即使是涵盖范围最广的民调、最基本的标准化问卷调查也无法保证资料的科学性与真实性，也会忽视受调查者的关键信息，导致数据失实。

其次，量化研究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一般研究者和研究机构的调查范围都较小，只有政府部门有能力去进行区域性、全国性的调查。但是来自官方的资料的真实性存在问题，政治性的决策考量在其中发挥关键性作用，公开的资料常常是通过政客和官僚们选择想要公诸于众的消息。例如，主流媒体和精英阶层的误导作用也是2016年美国大选民调失真的原因之一。在竞选过程中，全美发行量前100名的大报中有57家公开支持希拉里，只有2家支持特朗普。正因为主流媒体对特朗普“政治正确”的批判、精英阶层为希拉里扩大化宣传，才营造出希拉里更受欢迎的假象，误导官方民调的数据统计。由此可知，政府部门统计数据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研究者利用公开统计数据进行研究，研究结果的有效性、真实性、科学性都会受到影响。

20世纪80年代，在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论的争论旋涡中，质性比较分析方法进入比较政治学的视野中。查尔斯·拉金（Charles C.Ragin）使用布尔逻辑或布尔代数，重新组织经验案例，设计出可视化的质性比较分析软件——FS/QCA，从而提升质性研究方法的实用性和可行性。此后，质性比较分析技术更加精细化，发展出Crisp-set（明确的集合）和 Fuzzy-set（模糊的集合）两种分类方法，以及多值质性比较分析（multi-value QCA）和新分析技術 TOSMANA（Tool for Small-n analysis）等分析软件。1987年，查尔斯·拉金（Charles C.Ragin）出版的《比较方法：在定量和定性测量之外》是质性比较分析范式的代表作。作者明确界定了定性和定量研究的分界线，尝试将布尔代数运用到比较政治研究中。在此基础上，新的研究技术——集合论和布尔代数（布尔逻辑）产生。布尔逻辑将传统案例的特定原因和结果组合成新的案例，即研究者使用的案例不是直接产生于初级的社会经验现象和政治现实，而是在特定的计算程序的处理下（FS/QCA），在布尔逻辑的指导下形成的新案例。

由此可知，量化研究方法自身存在统计数据搜集困难、官方数据使用不可靠、实地调研数据非客观性等弊端，导致比较政治学视域下量化研究方法存在适用限度，质性比较分析的兴起和应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量化研究的主导地位。

2.中国比较政治学视域下量化研究方法发展前景

1979年，中国政治学研究恢复，比较政治学研究也逐渐迈入正规，但相较于其他政治学子学科，比较政治学发展缓慢。初期，比较政治学研究成果刊登于政治学学术期刊，但是数量较少、占比较低。例如，截至2018年4月，在“中国知网”的“文献来源”搜索《政治学研究》，发现在3250个文献中，仅有250多篇与比较政治学研究相关。将《政治学研究》按照学科分类排名，比较政治学相关论文数量排名无法进入前20。

2010年后，以《比较政治学研究》《比较政治评论》和《比较政治学前沿》为代表的比较政治学专门性、独立性期刊纷纷出版，学界开始规模性、系统性、针对性地开展学术研究，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方法论创新，探究专属于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但是，作为“新生儿”的方法论研究存在诸多问题。第一，中国比较政治学方法论研究落后于西方研究。我国研究仍停留在引进西方比较方法前沿理论阶段，并未做到方法论创新与自觉。例如，《比较政治学前沿》曾在2015年5月出版以方法论为专题的一辑期刊，但14篇文章均源自国外经典理论著作，皆以介绍国外先进研究方法为目的。第二，方法论研究落后于学科内其他议题。例如，截至2017年底，《比较政治学研究》共发表187篇论文，仅有1篇论文涉及方法论研究，《从单一国家研究到多国比较研究》探讨研究设计的案例选择问题，并未深入到研究方法创新。

面临此种发展困境，在中国比较政治学视域下，研究方法如何进行创新？如何找寻方法论自信？可以遵循以下两种路径。第一，“西方方法+中国议题”路径，即使用西方先进的方法论系统知识解释中国问题。目前，我国有很多学者实践此种路径，例如，郝诗楠和高奇琦在分析分离主义成功原因时，使用质性比较分析方法，选择了5个正面案例和 10 个负面案例进行质性比较分析，成功组合了“非民主政体”“经济不发达”“外部干预” “国家统一时间短”和“分离主义组织的暴力化”等五个主要变量，分析了两条平行的分离主义实现路径和原因，成为质性研究逻辑的成功应用。第二，“西方方法+中国方法+中国议题”路径，即以议题为出发点，将西方传统研究方法与我国方法论或思想相结合，进行方法论创新。根据研究问题的独特性与研究进程的可行性，贯穿研究方法的精髓——比较分析，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深度剖析;在提高研究科学性的基础上，提升研究思想深度。

四、结   语

比较政治学是一门充满可能性的学科，虽然相比于自然科学，它利用统计数据建立的因果链条和相关关系都具有人为性、主观性、非科学性;相比于其他相对成熟的社会科学，它的理论基础弱、研究对象数量有限、研究议题不断变动。但是，整个学科仍处于不断发展和变化中。

一方面，量化研究方法确实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为比较政治学学科主导，确实为学科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且至今仍被使用。在量化研究方法的推动下，比较政治学方法论范式遵循着“密尔五法—量化研究—多元方法论范式”的路径发展，理论范式遵循着“国家中心主义—结构功能主义—新制度主义—理性选择主义为代表的多元范式”的路径发展。另一方面，量化研究方法自身的局限性也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阻碍，统计数据的获取和真实性问题、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问题、研究议题的选择和解释力度问题，都成为量化研究学者难以逾越的鸿沟。

客观而言，一项好的研究设计中，量化研究无法脱离定性分析而独立存在。而且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存在漏洞。质性比较分析在操作过程中也需要依赖研究者的主观意志，允许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修改数据，仍然没有摆脱“方法论客观性”的质疑。比较政治学研究目的是解释政治现象，研究路径是“实证主义、经验分析、比较研究”，定性、定量和质性比较分析仅仅是服务于研究路径和研究议题的技术，应该结合定性和定量分析来展开实证研究，发挥学科特色和优势。

注释：

① 冯志峰：《当前我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现状和反思——对九本政治学方法论教材的调查分析》，《甘肃理论学刊》2008 年第5期。

②林宏宇：《特朗普获胜的原因及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观点中国》2016年11月29日。

③邱稚博：《特朗普支持者沉默愤怒，正常吗？》，《环球时报》2016年11月4日。

参考文献：

[1]冯志峰.政治学方法论的体系、路径和模型——对方法论相关文献的综述与思考[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9，（4）：69-76.

[2] 高奇琦.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经典争论与前沿进展[J].社会科学，2013，（5）：4-11.

[3] Arend Lijphart.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the Comparative Method [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71，65： 682-693.

[4] Robert E. Goodin，HansDieter Klingemann. A new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5] 郝诗楠.质性比较分析方法及其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应用[J].国外理论动态，2016，（5）： 5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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