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政府组织参与“一带一路”之人文交流

2019-06-11郭鸿炜

知与行 2019年2期

郭鸿炜

[摘要]文化冲突是“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巨大挑战，特别是在逆全球化过程中出现了文化迷茫、文化纠结和文化困惑，会与“一带一路”的实施产生激烈的碰撞和冲突。相对于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人文交流不是一种强势文化，而是避开文化输出和文化侵略的柔性文化，持久性和稳定性更强，具备价值弹性多元、方式灵活多样、中立公正等优势，有助于纾解人们的心理纠结和文化困惑，在沿线国家形成真正的文化认同，促进“一带一路”国家民心相通。非政府组织人文交流形成的文化认同既能呼唤传统文化中的文化自觉，也能为“一带一路”跨文化冲突建立缓冲地带。为破解当前政府人文交流的困境，转变认知、减少矛盾，需要通过非政府组织人文交流合作加强沿线国家共建“一带一路”，找到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最大公约数，从而为“一带一路”行稳致远提供坚实的民意基础和社会保障。当前，“一带一路”人文交流思路需要从政府向非政府组织转变，积极培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政府组织发展;大力开展“一带一路”非政府组织人文交流活动;发挥孔子学院作为“一带一路”非政府组织人文交流平台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非政府组织;“一带一路”建设;人文交流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9）02-0092-05

“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在和平发展旗帜下提出的国际合作新模式，也是中国以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为原则、旨在沿线国家互利共赢、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新探索。共建“一带一路”符合沿线国家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这一美好愿景的实现取决于共建“一带一路”各项具体的政策、制度、方案乃至项目扎实有效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1]，与沿线国家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尤其强调，在官方人文交流之外，要“加强沿线国家民间组织的交流合作，重点面向基层民众，广泛开展各类公益慈善活动”[2]。加强非政府组织参与，才能为“一带一路”行稳致远提供坚实的民意基础和社会保障。因此，加强对非政府组织参与“一带一路”人文交流的研究，是当前亟待解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一、文化冲突是“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巨大挑战

“一带一路”建设提出以来，得到了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高度认同。截至2017年8月17日，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已达69个，一系列部门间合作协议覆盖“五通”各领域[3]。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制度、历史文化千差万别，文化差异性十分显著。从世界文明的和宗教文化的分布来看，“一带一路”涵盖了基督教文化圈、佛教文化圈和伊斯兰教文化圈，细分则包含儒家文化、印度教文化、天主教文化，东正教文化，新教文化、伊斯兰逊尼派文化和什叶派文化等分支[4]。“一带一路”建设难免会遇到文化差异、文化对峙甚至文化冲突，以及沿线国家对战略、制度、投资、贸易往来等方面容易产生文化层面的质疑。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一方面国家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文化多元化格局逐渐形成，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阻挡。另一方面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也产生一系列负面效应。近年来，西方国家反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抬头，例如英国公投“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美国退出TPP、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等“黑天鹅事件”，一些国家和地区民粹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出现愈演愈烈之势，“关闭边界、控制移民和贸易保护”等逆全球化呼声高涨。逆全球化思潮的背后，是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过程中出现的文化迷茫、文化纠结和文化困惑，其负面影响会迅速波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一带一路”实施产生激烈的碰撞和冲突。

六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在中国的积极推动和沿线国家的广泛参与下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国际上存在一些反对的声音。例如，印度一再拒绝参加“一带一路”，这主要源于中巴经济走廊经过具有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5]，加上长期以来的大国威胁论和地缘政治因素，造成印度敌视和反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再如，日本对“一带一路”情绪非常复杂，既有对中国崛起的失衡心理，也有自叹不如的无奈，始终对“一带一路”保持警惕、质疑和观望态度，唱衰中国。从跨文化治理的角度看，这些问题的背后都能反映出不同文化之间的文化冲突，阻碍了共建“一带一路”的顺利实施。如何破解当前政府人文交流的困境，转变认知、减少矛盾，就需要通过非政府组织人文交流合作加强沿线国家共建“一带一路”，找到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最大公约数，将对沿线国家和地区乃至全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是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6]要尊重文化的差异性和特殊性、促进文化多元化和多样化发展，“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促进沿线各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和开放包容。当前，仅仅靠以往政府组织的人文交流远远不够，还必须加强非政府组织人文交流。

二、非政府组织参与“一带一路”人文交流具有獨特优势

一般而言，人文交流包括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本质上都属于文化交流的范畴。人文交流是文化领域中相关内容的传播、交流与沟通，在政府和民间双重推动下，以塑造文化认同、促进文化融合为目标，增进国家间人们的相互理解与支持[7]，是除政治合作、经济合作之外增进国家间人民相互了解、友谊与合作的第三支柱。与政治、经济等层面的交流相比，人文交流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广泛性和持久性等特征，它比政治交流更能深入民心，比经贸交流影响更久远，是人们连接心灵和沟通情感的纽带，是国家间增进理解与信任的桥梁[8]。在跨文化治理中，除国家、政府和企业之外，非政府组织也是重要的治理主体。非政府组织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致力于公益或公益事业的民间组织，具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志愿性、自治性等特征。从规模上看，非政府组织既包括国际红十字会、国际奥委会、绿色和平组织等大规模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也包括论坛、协会、学会、联合会、网络机构等小规模的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群团改革的背景下，那些避开政府支持的非政府层面，例如挂靠在政府部门之下的作协、电影家协会、也属于本文非政府组织的范畴。

与政府组织相比，非政府组织在“一带一路”人文交流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政府组织是自上而下的科层制组织结构，其文化交流活动往往是通过强力干预和控制手段实现的，带有强烈的政治性和官方色彩。在“一带一路”人文交流过程中，单向、强势的政府人文交流容易造成文化侵略的嫌疑，这种人文交流在合作初期可能效果明显，但是长期、深入地人文交流活动效果往往并不理想，难以形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真正的文化认同，甚至会引起沿线国家和人民的反感。非政府组织人文交流的优势表现在：首先，非政府组织价值弹性多元。非政府组织具有非政府性和营利性特征，价值观趋于弹性化和多元化，不追求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容易避免国家之间的利益对抗和市场逐利行为[9]，其组织灵活性、自律性和实用性更强。而人文交流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接受过程，这与非政府组织的宗旨与目标是契合的;其次，非政府组织交流方式灵活多样，机动性强、反应灵敏，方式灵活多样，以非正式的、温和的方式，为普通民众提供文化交流服务;再次，非政府组织中立公正，不具有强力机构和强制手段，受政治制度和国家政策的影响很小，能够致力于公益事业而避免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促进社会文化资源在沿线国家公正合理分配，为“一带一路”文化治理提供“润滑剂”。因此，非政府组织人文交流则具有柔性机制和软治理功能，使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上拥有广泛号召力和巨大影响力[10]。能够弱化国家（政府）人文交流和文化宣传的政治色彩，避免强势文化侵略和单向的文化输出，消除民众的抵触情绪。例如，中国孔子学院等，以传播汉语和中国文化为己任，广泛开展对外人文交流活动，成为提高国家“软实力”的文化品牌。因而，非政府组织人文交流是实现“亲诚惠容”和民心相通的战略补充，能够有效地规避因简单、单一政府间国际组织主导的主流文化输出对其沿线国家人民对外来文化侵略的误读风险。因此，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不能以强制的方式走出，需要发挥非政治组织在“一带一路”人文交流中的优势作用，积极推进“一带一路”人文交流思路向非政府组织转变。

三、非政府组织参与“一带一路”人文交流的原理

非政府组织参与“一带一路”人文交流的原理就是文化认同，这也是非政府组织所具备人文交流优势的根本原因。“一带一路”人文交流就是要实现沿线国家和民众的人心相通和心心相印，即文化互联互通和心灵互联互通。非政府组织人文交流是避开文化输出和文化侵略的柔性文化，持久性和稳定性更强，有助于纾解人们的心理纠结和文化困惑，真正实现“一带一路”国家和民众的文化认同和民心相通，化解文化冲突，走向文化融合。

（一）非政府组织人文交流形成的文化认同呼唤传统文化中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是生活在一定社会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制，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它化[11]。“文化自觉”的目的即“自知之明”是指“文化主体性”，是对现代化的“自主的适应”。儒家思想主张“和而不同”、多元包容的文化交流态度，表现为：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2]，即平等与尊重，与人交往时要设身处地考虑他人的需求和处境，即“推己及人”;二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恻隐之心和同情之心，即使对自己而言对方完全没有价值，就要把对方当人。

非政府组织将他人的福祉作为自身的追求，这种人文交流形成的文化认同呼唤着传统文化中的文化自觉，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尊重“他者”意愿，体谅“他者”处境，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者”，用民主平等的方式使对方感觉到尊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下简称“国际红十字会”）作为国际人道主义的一面旗帜，跨越国界、种族、民族和宗教信仰，长期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安全与人道工作。国际红十字覆盖190个国家，1 600万名志愿者，为冲突与动乱下的人们提供了中立、公正和独立的人道援助和精神关怀，为平衡国际竞争和维护地区稳定、营造“一带一路”有利发展环境做出了重大努力和贡献 [13]。2016年，国际红十字会为叙利亚1 000多万民众提供生活物资，帮助阿富汗35.9万乡村居民提供饮用水，协助阿富汗政府军监督敌对行为，防止反国际人道主义势力进行破坏活动。以红十字会为代表的非政府组织遵循人文精神和人道主义，通过较强的自主性和适应性，让所有的文明以一个更加理性与温和的态度与其他文明互动，以“达而达人”的利他精神，促进不同文明的相互理解、对话以及相互欣赏、相互尊重来形成文化认同和文化融合，化解“一带一路”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二）非政府组织人文交流形成的文化认同为“一带一路”跨文化冲突建立缓冲地带

为保证“一带一路”战略在沿线国家的顺利推进，需要非政府组织的广泛和深入参与，以更加“亲诚惠融”的方式，得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众的文化认同，为“一带一路”沿线跨文化冲突建立一个缓冲地带，规避文化冲突带来的风险。例如，2003年成立的“和平之旅”是一个专门从事国际文化交流活动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以“保护人类共同文化遗产、促进国际社会和平发展”为宗旨，已经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的重要力量之一[14]。“和平之旅”先后与17个国家首脑的个人基金会和研究中心签订了合作协议，国际知名高校和艺术院校授予70 多名中国艺术家以“艺术科学院院士”、“功勋艺术家”、“特聘教授”以及“和平大使”等荣誉称号。连续4年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举办由上合组织成员国及世界其他国家艺术家参与的大型主题画展，推动了上合组织框架内人文合作。以国际和平为主题的“国际和平艺术家作品展”系列活动已成为和平之旅文化交流中心的重要品牌[13]。和平之旅在上合组织框架内的民间人文交流与合作，增进了我国同其他成员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巩固了“一带一路”发展的民意和社会基础。近年来，“和平之旅”先后组织艺术家代表团访问南亚、东南亚中亚等地，举办了一系列大型国际艺术交流活动，艺术家在世界各地实地体验与写生，以绘画艺术表达了世界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美好向往，以平等、友好、互动的方式进行文化艺术等领域人文交流、促进沟通合作、增进友谊，弘扬丝绸之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精神，更加顺畅地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民众中形成文化认同，为“一带一路”沿线文化冲突建立了一个缓沖地带，避开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文化侵略嫌疑，更增强了沿线国家的相互了解、促进共识，促进了世界各国的繁荣发展与文明融合，成为各国人民心灵沟通的桥梁，为沿线国家搭建了促进沟通与合作的平台。因此，非政府组织人文交流形成的文化认同，有利于打造“一带一路”沿线多元文化共生的治理格局，为沿线国家的合作共赢奠定基础，从促成沿线国家民心相通，用民心相通带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为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非政府组织参与“一带一路”人文交流的政策建议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亟待解决文化冲突，促进沿线国家和民众文化认同的现实需求，立足以往以政府官方人文交流的教训，本文认为，“一带一路”人文交流思路需要从政府向非政府组织转变，具体政策建议如下：

（一）积极培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政府组织发展

首先，中国存在大量的官办非政府组织，要合理划分政社关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职能划分需要进行顶层设计，做出周密安排。政府在制定宏观政策制度上掌舵，进行统一规划、统一部署、统一指导，在具体落实方面要放手交给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在政策资金上加大扶持力度，鼓励非政府组织在人文交流领域先试先行。2011年成立的“免费午餐基金公募计划”，为中国贫困学童提供免費午餐。随后积极联合政府和企业，促成政府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国家每年拨款160多亿元，按照每生每天3元的标准（后调至4元）为680个县市、约2600万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为学龄儿童免于饥饿、健康成长做出了重要的引领性贡献。从非政府组织试水到政府要做出积极回应，“免费午餐”成为近年来民间探索引领了国家行动的典范。要在“一带一路”沿线推广这种经验，形成政府监管、非政府组织广泛参与的跨国家、跨领域、跨阶层的“一带一路”多元互动文化治理格局;其次，在制度上降低非政府组织的准入门槛，积极培育民间非政府组织发展，鼓励非政府组织基于组织特点和服务方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社会文化服务，避免强推中国概念、中国文化或价值观，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人文交流的优势，认真倾听沿线国家民众的呼声，拉近与民众的友好感情，通过相向而行的努力，不断缩小认知鸿沟，真正将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精神落实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民众中。当然，要注意甄别和打击境外敌对势力和反华势力控制的非法非政府组织，避免对共建“一带一路”进行破坏活动。

（二）大力开展“一带一路”非政府组织人文交流活动

首先，加强“一带一路”沿线文化论坛、报告会、学术研讨会、交流会等活动，发挥高层知识文化精英的辐射带动作用，努力挖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的历史记忆，引发思想共鸣，增强沿线国家和民众的相互理解和相互认同;其次，积极推动各类非政府组织开展“一带一路”沿线文学、影视、戏曲、摄影、绘画、手工艺品等领域的交流活动，特别是具有民族文化特色领域的交流互鉴，例如中医药、维吾尔医药和藏医药的交流，中国武术、中式服装、中餐、中国相声、中国道教都可以走出去，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做出积极贡献;再次，积极开展“一带一路”沿线人文社会交流活动。充分发挥海外华人协会、行业协会、大学、智库等非政府组织的人文社会交流优势，积极培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才资源和人脉网络，鼓励专家深入了解、跟踪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际情况和发展动向，鼓励非政府组织举办国际人才招聘会、人文交流活动，通过提供奖学金、设立国际研究项目等方式吸引专业人才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研究并提供长期支持。

（三）发挥孔子学院作为“一带一路”非政府组织人文交流平台的重要作用

首次，孔子学院作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友谊合作的桥梁，受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民众的广泛欢迎。要继续发挥孔子学院的人文交流平台作用，利用孔子学院良好的人文交流基础，发挥孔子学院传播语言、中国文化的优势，定期进行人员交流互访、互派留学生，加强“一带一路”沿线青年、学生、教师、学者的学习交流。孔子学院的课程设置要进一步多样化，除语言之外，也要让学生了解中国饮食、书法、绘画、茶艺等中国文化，促进沿线国家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认同;其次，鼓励“一带一路”沿线非政府组织搭建非政府组织联盟、网络、联合体等大型平台，整合资金、人才和社会资源，建立国际非政府组织合作的长效机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和而不同、包容互鉴的人文交流态度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的文明对话与交流合作，以此推动政策实施、项目落地，与沿线国家共创和平，共同发展。

结论

当今世界大势，瞬息万变，风云莫测，和平与发展始终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反全球化不过是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曲折和反复，必然是暂时的，人类社会始终朝着文化融合大方向不断向前发展。“一带一路”提出六年来，从合作倡议到发展共识，从思想理念到具体行动，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民心相通既是共建“一带一路”的社会根基，也是实现其他“四通”的根本保障，这就迫切需要加强人文交流。相对于政府人文交流的强制性和企业人文交流的逐利性，具备柔性机制和软治理功能的非政府组织人文交流，能够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实现均衡发展，从而破解文化冲突的困境，更加顺畅地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形成广泛的文化认同，最终走向文化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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