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佛教在取代了契丹族原本的宗教信仰萨满教之后，在辽地逐渐走向兴盛。可以说，佛教丰富了契丹民族的宗教体系，同时，也在辽地形成了富有自身特色的佛塔和佛教造像艺术。研究赤峰地区辽代佛塔和佛塔上的佛像，有助于了解辽代契丹族的宗教信仰和辽代佛教的发展趋势，也有助于了解契丹民族独特的宗教文化，更有助于了解契丹民族的审美取向。

【关键词】佛塔；契丹；佛像；菩萨

【中图分类号】K879.3 【文献标识码】A

赤峰是契丹民族的发祥地，也是辽代建都之所。辽阔的草原赋予了契丹民族宽广的胸襟，因此，契丹民族对待外来文化上一直是包容的态度。在宗教信仰上，契丹民族吸收了中原及周边部族、属国的佛教信仰与自身民族文化相融合，进而取代萨满教成为契丹民族的国教。由历史文献可知，契丹崇佛肇始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称帝之前“（唐天复二年）九月，城龙化州于潢河之南，始建开教寺。”[1]而到了建国后，“时太祖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对。”[2]表明继皇帝信佛之后，辽代贵族的宗教信仰也随之发生转变。辽代中期之后，辽代统治的中心区域已形成“塔寺相望、梵呗相闻”的景象。也因此，辽一代修筑了大量的佛寺和佛塔，直到现在仍然保存有几十处，这些保存下来的辽代佛教建筑遗迹既是辽代建筑的缩影，也是辽代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建筑相结合的产物。

一、今赤峰地区保存下来的辽代佛塔

佛塔是佛教中重要的建筑形式，本起源于印度，随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古典建筑形式相结合，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佛塔。今赤峰地区共保存七座辽代佛塔，它们普遍为八角密檐式仿砖石结构，塔身一般雕刻或镶嵌有佛像，据此可知这应是辽代佛塔的主要装饰风格。赤峰地区辽代佛塔的具体情况如表所示。

据表可知，赤峰地区辽代佛塔的基本建筑形制为八角密檐式，它们大多为砖石仿木质斗拱样式，也有砖木结合的斗拱样式。佛塔层数为单数的3、5、7、11、13，可推断半截塔也应为单数，这种样式很可能和我国古代的阴阳学说有关系，塔层数为单数属阳，而塔檐为双数则属阴，这种阴阳调和的建筑形式也因此成为我国古代传统佛塔建筑上的一大特色，属于我国古代佛塔的基本形制。

二、赤峰地区辽代佛塔的分期

冯恩学教授在对辽代墓葬进行研究分析时将辽代墓葬大体分为三个时期：早期，太祖到穆宗时期；中期，圣宗到兴宗时期；晚期，道宗到天祚帝。本文拟采用冯恩学教授的观点对赤峰地区辽代佛塔进行分析和总结。

（一）辽早期

武安州白塔应属辽早期所建，但关于其修筑时间、设计风格的原始史料早已散佚，现只能据史书记载和塔的外型来推断其所处时期。武安州白塔塔身残留有半椎体状的佛龛，这种形式的佛龛和辽代早期墓葬的尖状穹顶很类似。并且《辽史》中记载，时“太祖俘汉民居木叶山下，因建城以迁之，号杏埚新城。复以辽西户益之，更曰新州。统和八年改今名。”[3]可推断，武安州佛塔的兴建可能是辽代早期为安抚归顺的汉民所建，但因主持建造的是契丹人，所以，才在佛塔的建造中保留了部分契丹民族的特色。

（二）辽中期

辽中期是辽朝国力最强大的时期，佛教在辽地发展迅速，因此，辽中期所修建的佛塔数量更多。通过考古与文献资料互证可知，今赤峰地区遗留下来的辽中期佛塔共有4座。

1.辽中京释迦佛舍利塔

辽中京释迦佛舍利塔，又名大明塔。因1982年维修时，从塔身发现一块砖上写有“寿昌四年四月初八”，推断该塔应为辽圣宗建中京后到辽道宗寿昌四年之间所建。其塔身雕刻的佛像主要可以归为四类：佛、菩萨、天王和飞天。佛像处于主尊地位，位于正向面和隅面的中心位置；菩萨位于正向面左右两侧，而天王位于隅面左右两侧；飞天位于各面的上部，这种布局充分体现出佛教中的主从关系。

大明塔共有佛像八尊，其中南向主位最为精致、华丽。这尊佛为大日如来佛，又名毗卢遮那佛，是佛教密宗最高阶的佛。他头戴花冠、双耳垂肩，背部为火焰纹佛光，肩披帛、手结智慧印、颈佩璎珞，袒胸结跏跌坐于莲花宝座上，衣褶线条十分流畅。西面、北面、东面三个正向面的主尊虽也同为佛身，但不戴冠，头梳螺髻、身披袈裟坐于莲花台上。四个隅面主尊亦为佛身，但无论是头部发式还是整体外观在雕刻技法上均比正向面粗糙。由此可知，正向面主尊佛的地位要高于隅面。

菩萨属胁侍，共有八位，他们立于大明塔的正向面主尊佛两侧。八尊菩萨中有的梳螺髻，有的戴花冠，他们皆双耳垂肩、颈部佩戴璎珞、身披天衣、下着红裳，一手持法器，一手结佛印，站立于莲台之上。这些菩萨颇具柔美之态，装饰性相比于主尊佛（南向面主尊佛除外）要多些，从侧面体现出契丹族对于菩萨的重视。

天王为佛教中的护法神，位于隅面主尊佛的兩侧，可知地位次于菩萨。这八尊天王，有的天王狰狞威严，有的天王肃穆威猛，有的天王刚毅怒吼，可也有的天王明显威严不足，可谓各有特色。每面上方左右两侧为祥云托着的飞天像，共有十六位。他们上身赤裸披飘带、下着裙；一为左手托盘、一为右手托盘，另一手顺势置于身侧，使画面整体呈对称状。

2.庆州白塔

庆州白塔因其守在怀陵附近，所以推测其为怀陵的奉陵塔。该塔整体造型秀丽，从塔基往上一至七层正面辟一券门，券门两侧各雕刻有天王像两尊，共十四尊天王。他们高鼻深目像有胡人血统，均头戴花冠、身披甲胄、衣饰飘带、脚蹬马靴，整体给人高大威严之感。

3.辽上京北塔

辽上京北塔因缺少史料佐证，其修筑时间现只能从出土文物推测。其天宫出土的“柏木旋制木塔”形制与“与建于重熙十六年至重熙十八年的庆州释迦佛舍利塔（庆州白塔）相轮樘所藏‘原木素旋舍利塔及塔内供奉舍利子的形式极为相似。由此推定，北塔建造的年代约在辽兴宗重熙年间。”[4]可惜的是北塔塔身雕刻或镶嵌的佛像没能保存下来。

4.辽上京南塔

辽上京南塔也为辽中期所建，因塔下曾拾到石碑碎片记载“……至第五檐……十二年”，据此分析，辽代在位超过十二年的皇帝有太祖、穆宗和兴宗三位。从塔身造型看，南塔符合辽中期佛塔的特征，为八角密檐式；从佛像题材看，南塔塔身镶嵌很多佛像，其题材属中期以来普遍的密宗题材，而且其雕刻技法也与辽中京释迦佛舍利塔和庆州白塔类似，因此，推断南塔应为辽兴宗重煕年间所建。塔身佛像中除东、南主尊佛像不存外，其余两面主尊佛尚在。西、北面主尊佛就其外形分析为阿弥陀佛和不空成就佛，他们属密宗四方佛中的两尊。由此推出南面为宝生佛、东方为阿閦佛。在这些主尊佛像的周围环绕有很多供养菩萨、供养人和飞天像，形成众星拱月之势。

（三）辽晚期

道宗朝时，辽代佛教走向全盛，佛塔建筑风格不拘于密檐式，有了新的突破，塔身的雕刻题材和技法也随之转变。赤峰地区辽塔中静安寺佛牙舍利塔和辽中京半截塔同属辽晚期佛塔。

1.静安寺佛牙舍利塔

静安寺塔为辽道宗时所建，采用覆钵与八面型塔基相结合的方式，可谓独具匠心。静安寺佛牙舍利塔上雕刻的佛像题材均为菩萨，可惜菩萨像头部损毁较为严重。这四尊菩萨体态丰腴、刻画细腻，衣饰下垂褶皱的线条十分流畅，有持莲、有托盘，可谓姿势各异、体态婀娜。

2.辽中京半截塔

辽中京半截塔虽也为辽晚期所建，但因仅剩塔的第一层，难以从其窥辽晚期佛塔面貌，现这一层只能看到八大灵塔这一辽代佛塔常见雕刻题材。

通过对比发现，赤峰地区辽塔上保存的佛像基本以密宗为主，并且到中期开始逐渐多元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辽代中期以来菩萨信仰逐渐加深，菩萨开始超越佛的主尊地位成为辽代佛塔突出表现的题材，这种现象很可能与菩萨普度众生的理念深入人心有极大关系。

三、赤峰地区辽代中后期佛塔上雕刻或镶嵌佛像的艺术风格

辽代佛教发展到辽代中后期，尤其是道宗朝时，已进入“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三千”[5]的全盛时期。契丹皇室贵族布施大量钱财建造佛寺、修筑佛塔，也因此保存下来的辽代佛塔大都是辽代中后期所建。大量佛教塔寺的修建为辽代佛像雕刻技术的提高和辽代工匠技艺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使辽代的佛像雕刻技艺成为我国雕刻艺术史上的一个高峰期。

研究赤峰地区遗留下来佛塔上的佛像可以看出，辽代佛像在继承了唐代佛像的端庄典雅风格之外，又融入了契丹民族特色。以辽中京释迦佛舍利塔上的佛像为例，这些佛像头部面型圆而鼓，头顶的肉髻多平缓抬升，并且肉髻和螺髻交替运用，可见这是辽代佛像的主要发式。辽代佛像的上半身较长，从塔下仰望给人以伟岸之感。它们的肩部更为宽阔，胸肌明显隆起，突出了佛的刚健体魄。佛像均着坦胸式袈裟、下裳为长裙，衣褶较多，衣服纹理的刻画相比唐代技法更为细腻，突出了衣服的垂坠状态，具有强烈的真实感。佛像所坐的莲花宝座普遍为亚腰式，花瓣宽厚饱满，这又与契丹民族的审美情趣有很大关系。从赤峰地区保留下来的辽代佛塔上雕刻或镶嵌的佛像题材看主要为密宗，但它又不是单纯的密宗。辽代的密宗吸收了中原地区的佛教教义，杂糅了萨满和密宗，进而形成了一种题材保罗万象，既重佛又重菩萨的“新密宗”形式。因而，我们现在所见辽代的很多佛塔上雕刻的佛教题材中佛与菩萨并举，甚至在着力刻画菩萨，无疑也在无形中削弱了主位佛像的独尊地位。

菩萨在辽代佛塔的雕刻中一般站于主尊佛的两侧。他们头戴的花冠呈前高后低状，这种冠和辽墓中出土的男性筒形金冠很类似，可见菩萨在辽代的信仰中仍为男身，并且受到了契丹民族着装风格的影响，进而契丹化了。菩萨胸前有装饰性很强的长串璎珞，上身披帛、下着红裳，突出了菩萨的灵动之感；而且菩萨华美的装饰和慈悲的面貌也为菩萨的男转女身这种“中国化趋势”奠定了重要基础。菩萨信仰在辽地佛教的佛像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与辽代第二位皇帝颇有渊源。从“契丹国主德光尝昼寝；梦一神人，花冠，美姿容，……忽自天而下，衣白衣，佩金帶，执骨朵，有异兽十二随其后”[6]和“后至幽州城中见大悲菩萨佛像，……因立祠木叶山，名菩萨堂”[7]到“太宗幸幽州大悲阁，迁白衣观音像，建庙木叶山，尊为家神。于拜山仪过树之后，增诣菩萨堂仪一节，然后拜神……”[8]辽太宗耶律德光梦到和见到的大悲菩萨像就是白衣观音，它受到了辽代皇室的尊奉，甚至成为了皇帝的家神被供奉于木叶山，这在我国历代皇族信仰中都是少见的。同时，通过辽太宗的梦还可以看出，佛教在传入辽地后经历了契丹化的过程。菩萨化身为契丹贵族的形象，连头冠和法器都是契丹民族所特有的，这样的形象可以加深民族认同，进而推动佛教在辽地的传播。所以，随着辽代两位开国皇帝的大力提倡，佛教在辽地逐渐兴盛起来。

总体而言，赤峰地区辽代佛塔上遗留下来的佛像造型独特、题材丰富，在中国佛像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是中国佛教建筑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赤峰地区遗留下来的辽代佛塔和佛塔上的佛像，既可以还原契丹民族的宗教信仰，还可以探索其宗教信仰的构成和崇奉对象，更可以为后人深刻了解契丹宗教文化提供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注释：

[1]（元）脱脱.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2.

[2]（元）脱脱.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209.

[3]（元）脱脱.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483.

[4]于海燕，霍宇红.赤峰古代佛塔[M].呼伦贝尔：内蒙古出版集团，2013年，2.

[5]（元）脱脱.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314.

[6]（宋）叶隆礼.契丹国志[M].北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8.

[7]（宋）叶隆礼.契丹国志[M].北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9.

[8]（元）脱脱.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835.

作者简介：李悦（1984-），赤峰市博物馆，文博馆员，研究方向：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