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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契丹)音乐形成的背景和风格

2019-06-11张文熙

北方音乐 2019年2期
关键词:契丹音乐文化风格

【摘要】辽是契丹民族于公元907年-1125年在我国北部、东北部以至西北部地区建立的王朝,历经九帝,享国200余年,强盛时期与当时的北宋、金、西夏等政权分庭抗礼,甚至在当今的世界上还有一些语言,例如俄语、希腊语等把中国称为“契丹”,由此可见契丹在历史上的影响之深远。契丹族原居辽河上游一带,世代以游牧为生,常年在广阔草原上的生活使得契丹民族的性格极其热情奔放。由于战乱、通商等因素与其他民族交流频繁,而契丹人开放的态度使契丹族吸收借鉴了大量外族的优秀文化,形成了契丹独特且丰富的音乐风格,可以说,契丹的音乐是结合了多种音乐文化的产物,包含了自身草原文化、汉族农耕文化和其他各个民族的文化,所以,这个民族的音乐是值得我们深刻地研究和探讨的。

【关键词】契丹;音乐文化;形成背景;风格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契丹人具有显著的游牧民族的特点,加上契丹族人刚健豪放的性格,其音乐具有浓厚的草原民族风格。对汉人的、西域的和其他地区的优秀音乐文化,契丹人也采用极其开放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所以,契丹人的音乐包罗万象、丰富多彩。从辽代疆域图我们也可以看出,辽当时与多民族接壤,通过战争、通商等使各地交流频繁,从历史文献和图像资料上看,其与中原和周边各民族在音乐上的交流也颇为密切,这也极大地促进了辽的音乐文化发展。

一、契丹其族及其音乐

(一)契丹族和辽朝

契丹,意为“镔铁”,史书记载“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汉译也作吉答、乞塔等。“潢水之西、土河之北”北方大草原上流淌着两条河流“潢水”(今辽宁西拉木伦河)和“土河”(今老哈河),契丹民族就兴起于两水之间。契丹是鲜卑的一支,从东晋到隋唐之际,契丹有八个部落,在此间契丹为部落联盟形式,首领称可汗,一直归附于唐朝和突厥之间。唐太宗以后,唐置松漠都督府,赐姓李,后来后突厥国被回纥所灭,契丹又归回纥统治。直到唐末,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势力逐渐壮大,统一了各部,并于公元916年称帝,至此,辉煌的辽帝国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其疆域东到日本海,西至阿尔泰山,北达今天蒙古国克鲁伦河,南抵河北省的霸州与白沟,风光一时无两。后来,金国逐渐强大,辽朝于公元1125年被金所灭。在辽朝即将灭亡之际,契丹贵族耶律大石率领一部分人向北进入漠北地区,后向西发展,征服了今天中亚的广大地区。公元1132年,耶律大石称帝,史称“西辽”,西辽在公元1218年为蒙古所灭,至此,辽帝国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二)契丹族的音乐形成和风格

契丹人在很早以前,就在牧猎生产劳动中创造了自己的语言,同时也创造了自己的歌舞音乐。比如《契丹国志》卷25记载:“胡人吹叶成曲,以番歌相和,音韵甚合。”这种简单原始的音乐产生于劳动生活,又为劳动者娱乐及表达情感所用,奠定了辽建国后音乐文化体系的基础。而且契丹本就为草原游牧民族,能歌善舞、热情奔放,在风土习性等方面也有着极强的民族风格,音乐、舞蹈形式以简单、粗犷见长,加上统治者对于外来的优秀音乐文化也是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以他人之长融合自身的特点适应本族的需要,所以,契丹民族的音乐就是多种音乐风格融合的结果。

二、契丹与各民族的音乐交流

(一)契丹与汉族的交流

契丹族与汉族的交流一直都很频繁,契丹人对中原的“先进的文明采取了一种积极的接受态度。”从耶律阿保机开始,辽不断开疆扩土四处征战,屡屡进兵关内,虽然造成了社会动荡,但也加强了与中原文化之间的融合。宋辽的“檀渊之盟”之后,辽与中原的交流更为频繁,尤其是契丹统治者向风慕化,采取了“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政治态度,对学习汉族先进文化持积极态度,无论是经济、农业还是音乐、文化,契丹统治者都借鉴了大量汉族的经验,甚至辽太宗耶律德光还效仿中原,建立了一套礼乐制度来实现中央集权。

据《辽史》记载:“辽代有国乐,有雅乐,有大乐,有散乐,有铙歌,横吹乐。”这种教坊乐就是借鉴了中原文化,其中大乐、雅乐、散乐都是吸收的汉族音乐。辽军攻破后晋都城后,后晋的乐谱、书籍、艺人和器物等就被移到了辽国,辽国雅乐就是参照掠夺来的后晋的“宫悬雅乐”创造而成,一般用于皇帝尊号册礼及太后、太子册礼等正规礼仪场合,具有严格的规模和演奏要求。辽代宫廷雅乐“宫悬”有四面九虡,有乐宫一人,协律郎两人,乐工二百四十六人,舞工一百二十八人,领舞四人,共三百八十一人组成,气势宏大;大乐“用之朝廷,别于雅乐者,谓之大乐”。《辽史》中记载,天祚皇帝上寿仪所用,其中吹、弹、拔等小乐器的演奏者各一人;打击乐器各二人;歌者二人;景云舞八人,庆云舞、破阵乐舞, 承天乐舞各四人。大乐的乐调有七声,谓之七旦,每旦又分为七调,与唐代相同,只是名称改成了像“鸡识旦”这种契丹语的音译词;散乐内容广泛,“徘优、歌舞杂进,往往汉乐府之遗声。”像角抵、百戏等都属于散乐的范畴,深受契丹王室和民间百姓的欢迎。

除了音乐,诸如饮食、服装、文学绘画等方面,契丹也吸收了大量汉族的优秀文化。辽代的绘画成就颇高,很多贵族都热衷于水墨丹青,现在我们看到的辽壁画,就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为我们研究辽文化和民族间的融合提供了直观且有力的证据。综上,我们可以看出辽代汉化程度之高,而且辽人也推崇中原信奉的儒家文化,更难得的是辽人在与汉人交流学习中不但以开放容纳的态度接受汉族文化,更在此基础上融入自身民族的特点不断发展,正是由于契丹人的这种观念,才使契丹的音乐如此独特且多彩。

(二)契丹与其他民族的交流

契丹与众多国家和民族接壤,由于当时国力强盛,使诸国来贡,来往交流频繁。据《辽史·属国表》记载,天赞四年十一月,“新罗国来贡”;天显元年二月,“回鹘、新罗、吐蕃、党项、沙陀从征有功赏之。”所以,其音乐不止借鉴了汉族的先进文化,東与新罗、西与回鹘、突厥也有着频繁的文化交流。

朝鲜半岛上的新罗国曾是辽的属国,曾“奉其正朝”,一直都有贸易、通婚往来;太祖平定渤海国之后,也带回大量有伎艺之人,太祖很喜欢他们的音乐和舞蹈,一度在宫廷十分流行;在历史上,辽与高丽也交往甚密,朝鲜也作为契丹的属国,在与契丹的交流中促进了音乐文化的融合。

契丹在建国之前被突厥统治过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又同属草原游牧民族,所以,契丹与突厥的音乐文化交流也自古有之,但更多的是契丹对突厥音乐的传承。突厥人爱好“胡旋舞”,爱好用歌声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这点在契丹人身上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民间收藏的一幅《契丹宴突厥使臣图卷》中也能看出契丹与各国的交流,画中契丹的王爷正在宴请突厥使者,有三位舞者跳舞,其中有两位为髡发的契丹人、一位戴尖顶虚帽的粟特人;伴奏的弹奏类似铣琴的为剪发齐项的粟特人,还有三位分别演奏笛、唢呐和鼓的为契丹人,气氛融洽,可见当时多种音乐文化、民族交织的场面。

当时,在辽上京、中京、西京一带的胡人有很多,胡人的音乐也就在辽流传开来。耶律楚材有诗云:“碧髯官伎拨胡琴。”可见当时契丹人与络腮胡子的西域人之间的交流;《辽史乐志》中记载:“会同三年端午日,百僚及诸国使称贺,如是燕饮,命回鹘、敦煌二使作本国舞。”这本身也是一种交流。佛教自丝绸之路从天竺流传到中原,“初帝闻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书及沙门以来。”后来,辽与汉文化交流融合之后,佛教又经中原传入了辽。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潢河之南始建开教寺,可见佛教传入辽的时间很早,到辽中期以后佛教的传播更为广泛,辽代统治者的佞佛活动使得辽代的寺院经济很发达,辽塔是我国古代契丹时期工程规模最大的佛教建筑遗存。目前尚存的辽塔有近百座,塔上的砖雕伎乐人几乎全部是演奏乐器的乐舞伎乐人,体现了当时的乐舞水平和风格,是研究辽代音乐的重要佐证。契丹对西域文化的接受使契丹音乐独具异域特色,也促进了后世的音乐发展。

三、契丹音乐风格的最终形成和应用

契丹音乐融百家之长之后,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音乐体系为本国所用,大致分为以下几种:

(一)宴饮、祭祀所用

在最终确定的教坊乐中,契丹的国乐被统治者放在了首位,契丹民族很注重保护自己的草原文化,虽然一直在融合,却没有忘了自身的音乐。国乐很大一部分是源于本民族的特色音乐,一般用于宫廷宴饮等场合,有一系列严格的用乐要求。其次就是散乐, 在皇帝生辰时用散乐,也有其严格的规定,“酒一行:筚篥起,歌。酒二行:歌,手伎入。酒三行:琵琶独弹。饼,茶,致语。食入,杂剧进。酒四行:阙。酒五行:笙独吹,鼓笛进。酒六行:筝独弹,筑球。酒七行:歌曲破,角觝。”从以上散乐演奏时的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辽代契丹人经常使用的乐器状况。如筚篥、琵琶、箜篌等,这些乐器也都是文化融合的结果,像筚篥来自于古代龟兹,《通典》中记载“筚篥,本名悲篥,出于胡中,其声悲。”再如五弦琵琶,自丝绸之路而来,《契丹风土歌》记载:“大胡牵车小胡舞,弹胡琵琶调胡女。”可见,虽然是外来的乐器,但已经深深地融入到契丹人的生活。

契丹族最原始的宗教是萨满教。所谓萨满教,是一种由萨满扮演重要角色的宗教形态,以萨满和神相通,代神说话,驱魔消灾,为民求福为特色。契丹崇拜的祖先为青牛和白马,据《辽史·地理志》记载:“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水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契丹族生活的地区遍布森林与河流,这也是他们崇拜的对象。契丹族的乐舞就是表现出了民族的传统信仰,如史书中记载出现过的“祭山仪”“柴柴仪”“告庙仪”“拜日仪”等名目繁多的仪式和乐舞。在这些仪式中的特定举止演变成契丹舞蹈的特有语汇,寄托在这些舞蹈中的思想,体现了契丹族对民族发祥地、氏族祖先、日月星辰的崇拜,同时也是契丹族舞蹈语言的同感抒发对象。在《青牛白马的祭祀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幅热烈、壮观的舞蹈画面,展现了契丹草原民族野性粗犷的美。

(二)行军所用

契丹本就属于马背上的民族,在四处征战的过程中,军乐是必不可少的,在辽教坊乐中的“鼓吹乐”和横吹乐就属于军乐。“鼓吹乐”是一种由打击乐器与吹奏乐器为主的演奏形式和乐种,有时也伴有歌唱。鼓吹乐后来被宫廷采用,用于行军、仪仗和宫廷的宴乐之中。鼓吹乐在契丹属军乐,契丹时期的鼓吹乐中所用的乐器传承自前朝各代,以打击乐器鼓、钲和管乐器笳、角、排箫、横笛为主。“右前後鼓吹,行则导驾奏之,朝会则列仗,设而不奏”由此可见,鼓吹乐的演奏形式是在朝会礼仪的行進中,作为行进乐用于军队。但每逢正式朝会时则作为仪仗队的,“设而不奏”,起着仪仗壮威的作用。契丹教坊乐中的横吹乐也是军乐,与鼓吹乐分部而同用,皆属与鼓吹令统管。所谓横吹,是因用横吹管乐——横笛作为主奏乐器而得名,横吹一般由鼓、角、横笛等乐器组成,有时还加入筚篥和排箫。契丹时期的横吹乐分前后二部。前部有大横吹、节鼓、笛、羽葆等,后部有小横吹、笛、箫等。横吹乐主要是在马上演奏。契丹是草原游牧民族,骑马是极为日常的出行生活方式,所以,横吹乐在草原上盛行是必然的。作为北方少数民族传统的音乐形式,鼓吹乐和横吹乐在不同历史时期其音乐形式和内容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的本身就反映了朝代间音乐文化的交流与传承。

(三)娱乐和民间所用

契丹教坊乐中的杂剧除散乐歌舞之外,还包括有一些幻术表演。据《辽史·乐志》载:杂戏,自齐景公用倡优侏儒,至汉武帝设鱼龙曼延之戏,后汉有绳舞、自刳之伎,社佑以为多幻术,皆出西域。由此可见,丰富多样的杂剧艺术形式多出自西域。在辽代,杂剧的演出者可以是专职伶人,也可以是贵族统治者们的自娱演出。”

契丹画家胡环所画的《卓歇图》 是对契丹族游牧生活的真实写照,其中有一幅契丹民族在卓歇中宴娱的场景,其中每个人的动作所表现出来,就是契丹族舞蹈动作中所特有的 “止于顿挫,伸缩手足”。契丹族舞蹈动作的“止于顿挫,伸缩手足” 正表现出了契丹族粗犷的民族特色和积极、乐观的精神。辽代有一种“竹马舞”现在依然流行在辽宁的大榆树堡一带,经久不衰。其内容就反映了契丹人的狩猎生活,“竹马舞”主要根据当时契丹的萧太后去医巫闾山狩猎的事件创作而成,充分反映了契丹人生活(狩猎)中的特点,具有极强的契丹民族风格。“竹马舞作为草原游牧民族遗存的民间艺术,充分反映出草原游牧民族热情豪迈的性格,表演时舞步粗犷豪放,动作流畅,富有激情。

契丹民族作为游牧民族,每年的狩猎活动是必不可少的,在每年狩猎时表演的一种乐舞《海青拿天鹅》,也是根据契丹的民俗改编的音乐活动。《契丹国志》载:“女真东北与五国为邻,五国之东邻大海,出名鹰,自海东來者,谓之‘海东青,小而俊健,能擒鹅鹜,爪白者尤以为异,辽人酷爱之,岁岁求之女真,女真至五国,战鬬而后得,女真不胜其扰。及天祚嗣位,责贡尤苛。”这种鸟是女真人觐献给契丹贵族并深受贵族喜爱的一种鸟类,用来捕捉天鹅,辽朝对捕鹅极为重视,臣下以捕鹅得重赏,也以捕鹅失期获重罪。连兴宗文成皇帝都“尝以所画鹅、雁送诸宋朝。”可见鹅在契丹人的生活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契丹人为了训练海青,有专门的“唤海青埙”,还能吹笙训海青,可见,当时有多种方法来训练海青,音乐已经融入到日常生活中。

所以,契丹音乐发展是多种音乐融合的结果,既有自身游牧民族的特点,又取其他各民族之精华,最终发展成为一种契丹特有的音乐风格。而这种复合型的音乐充分的融入到了契丹日常的生活中为本民族所用,也影响到了周围的各国和民族,虽然我们已无法完全了解当时契丹音乐的盛况,但是我们通过大量的文献和音乐图像也能勾勒出当时辽帝国壮观的音乐画面。

四、结论

综上所述,辽代其实并没有所谓的单一的“辽音乐”,除了本民族自身长期发展的结果之外,更多的是与各族的音乐文化交流。契丹在与各个国家民族战争、通商往来的过程中,能用开放进取的心态吸收各个民族的优秀文化,正是这种开放的民族心理和“兼收并蓄”的思想,使契丹音乐文化在本土发展与外来音乐融合中获得了极强的生命力。契丹人不仅没有丢掉自身的音乐风格,在发展中不断完善、吸收,还在这种融合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作为一个重要的吸收、消化、融合的阶段,契丹的音乐文化意义已经超过了音乐本身,不仅把本国的音乐发展得淋漓尽致,它在取外来之精华、去外来之糟粕的过程中,传承了各代、各地文化之精髓,學习前朝先进音乐制度和形式,也使前朝的一些传统的音乐文化得以继续保存,并在一定程度上不断丰富发展,为后世的音乐发展也提供了更多的借鉴。而且,契丹在发展音乐文化的同时,大大加强了民族间的融合,使各个民族通过音乐文化紧密地结合了起来。从纵向来看,契丹音乐吸收了前朝音乐之精髓,为后世提供了强有力的借鉴;从横向上看,契丹在吸收各民族优秀音乐文化的同时也加强了民族的融合,在不断吸收、融合的过程中,契丹音乐文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格,为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繁盛带来了生机。在音乐这条历史长河中,契丹音乐带着多种优秀的音乐种子焕发出勃勃生机,在音乐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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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文熙(1994—),女,锡伯族,辽宁省沈阳市,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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