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黑一雄（1954- ），日裔英国小说家。1954年11月8日，石黑一雄生于日本长崎，1960年随家人移居英国，先后毕业于肯特大学和东安格利亚大学，并于1982年获得英国国籍。1983年开始发表小说，其主要作品有《远山淡影》《浮世画家》和《长日留痕》等。曾获得1989年布克奖、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大英帝国勋章、法国艺术及文学骑士勋章等多个奖项，与鲁西迪、奈保尔被称为“英国文坛移民三雄”。

河豚是一种能在日本的太平洋沿岸捕捞到的鱼类。自从我母亲因为吃了河豚而中毒身亡后，这种鱼对我而言便有了特殊的意义。河豚毒素集中在它的两个易碎的性腺里，所以在收拾鱼的时候，必须把性腺小心翼翼地移走，稍不留意，毒素就会渗入鱼肉的纹理中。遗憾的是，这“手术”是否成功执行并不好说。能够证明的方法，就只有吃掉它。

河豚毒素会令人非常痛苦，而且总是致命的。如果在晚上食用，毒性会在人睡眠时痛苦地发作。他会痛苦地打个把小时的滚，然后在早上死去。河豚在战后变得十分受日本民众的欢迎。人们铤而走险，在自家厨房处理河豚，并邀请邻居和朋友一同享用，直到制定了严格规定时才停止。

母亲去世的时候我在加利福尼亚。那段时间，我和父母之间的关系有些紧张，所以直到两年后我回到东京，才了解到了母亲的死的来龙去脉。很明显，母亲一直拒绝食用河豚，但是某次被旧校友邀请且不便回绝时，她做出了例外。当我和父亲从机场开车回他在镰仓的房子的路上，他告诉了我这些细节。我们最终到达时，这晴朗的秋日已近黄昏。

“你在飞机上吃东西了没？”父亲问。此时我们正在茶室的榻榻米上坐着。

“他们提供了些点心。”

“现在一定很饿吧。等菊子来了，咱们就尽快开饭。”

父亲有著坚实的宽下巴和愤怒的黑眉毛，看上去颇为凶狠。只要他在场，谈话绝不会变得轻松;更何况他的每句话都像是总结，在谈话中毫无用处。其实，这一天下午我坐在他对面，他敲我的脑袋敲了好几下，并呵斥道“说话的时候别像老太太似的婆婆妈妈”时，儿时的事情一下子涌现在我的脑海。我们之间的谈话从我到达机场时开始，就不可避免地穿插了多次漫长的沉默。

“公司的事情，真的让我感到很可惜呐。”双方短暂的沉默后，我终于开口。父亲严肃地点了点头。

“故事到这里还没结束，”他说，“公司倒闭之后，渡边先生自杀了。他不想背负着耻辱活着。”

“是啊。”

“我们曾经合作十七年。他是个有原则和自尊的人，我很敬重他的。”

“你会再去工作吗？”我问。

“我到了该退休的时候了。老了，不能再创业了。而且，现在职场的变化太大。和外国人打交道，按他们的方式工作。我都不知道我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渡边也是。”他叹了口气，“一个好人，有原则的好人啊。”

茶室的外面是庭院。从我坐的地方可以看到一口古井，我小时候一直认为里面有鬼。透过层层掩映的树叶便可看到那井。夕阳西下，庭院的大部分渐渐被阴影笼罩。

“不管怎么说你决定回来，我还是很高兴的，”父亲说，“希望你不是只待一小阵子。”

“还不确定我会怎么计划。”

“我打算忘掉过去的事情。你母亲过去也总是时时刻刻欢迎你回来—尽管你的举动总让她伤心。”

“谢谢你的宽容。还是像我说的，我还不确定我的计划会怎样呢。”

“我开始相信，你的心里没有坏念头，”父亲接着说，“你被某些特定的影响动摇了。像好多别的人一样。”

“也许我们该像你认为的一样，忘了它。”

“随你便。再来点茶？”

就在那时，一个女孩的声音传进房子。

“终于，”父亲站了起来，“菊子到啦。”

就算是分别了这么多年，我和妹妹之间依旧很亲近。再次见到我似乎使她非常兴奋，她只是咯咯地笑就笑了好一阵子。但是在父亲问她关于大阪和她的大学的时候，她变得有些沉默。她随便应付了几句，之后问了我几个问题，但她似乎非常谨慎，担心把话题变得尴尬。过了会儿，我们之间的话变得比菊子来之前还少。父亲站起来，说：“我得去准备晚饭了。原谅我总被这些事情缠着。菊子能帮你的。”

妹妹在父亲走了之后，立刻变得十分轻松。短短的几分钟里，她畅快地说了她在大阪的朋友和大学班级的事情。之后她突然决定我们一起去庭院走走，并立刻起身走向露台。我们穿上露台旁边丢着的凉鞋，走进庭院。白天快结束了。

“我刚才想抽烟想了都有半个小时了。”她边说边点燃一支香烟。

“那刚才为什么不抽呢？”

她背朝房子做了个鬼脸，开怀地笑了。

“好吧，我懂了。”我说。

“你猜怎么着？我有男朋友了。”

“真的？”

“除了我还不知道怎么办。我还没下定决心呢。”

“这能理解。”

“你看怎么办，他正打算去美国。他想让我在毕业之后和他一起去。”

“哦。你想去美国吗？”

“如果我们去了，我们就搭便车。”菊子在我面前竖起了大拇指，“大家都说这不安全，不过我在大阪试过，很安全的。”

“我知道了。所以你到底对什么还不放心啊？”

我们沿着一条长满灌木而且越来越窄的路走着，路的尽头是那口古井。我们边走，菊子边夸张地一直喷没必要喷的烟圈。

“嗯，我在大阪有好多朋友。我喜欢。我还不想这么快就离开他们。还有水治—我喜欢他，但是我还不确定我到底想不想和他过日子。明白不？”

“很明白。”

她又笑了起来，甩掉我，直到她到了井边。“你还记得吗？”她向着走近了的我说，“你过去怎么说这井里有鬼的？”

“啊，我记得。” 我们在井边凝望着井里。

“妈妈总给我说，就是那个你那晚看见的蔬菜店来的老婆婆，”她说，“可是我从来都不信，不过也不独自来这儿。”

“妈妈也那么给我说过，甚至还告诉我说那个老婆婆承认她自己就是鬼。她应该是想从这里抄近路吧，翻围墙的时候一定不方便。”

菊子咯咯地笑了几声，转身背对井，朝向院子。

“妈妈可没真的责怪过你，你该知道，”她换了个语气说道。我沉默不语。“她总对我说，是她和爸爸的错，没能让你好好成长。她也告诉过我他们是有多么关心我，并且说那是为什么我这么好的原因。”她抬起头，顽皮的表情又回到了脸上。

“可怜的妈妈。”她说。

“是啊，可怜的妈妈。”

“你还要回加利福尼亚吗？”

“我还不知道。还得想想。”

“她—我是说Vicki，发生什么了？”

“那是一切的结束，”我说，“现在加利福尼亚对我而言都没什么了。”

“你觉得我该去那里吗？”

“为什么不呢？我不知道。也许你会喜欢。”我朝房子瞥了一眼。“也许我们该回房子了，父亲可能需要人帮忙做晚饭。”

但是妹妹再一次盯着古井里面。“我什么鬼都看不见，”她说。她的声音有点儿回声。

“父亲对于公司垮掉很伤心吗？”

“不知道。也永远都别和他提。”她突然站起来，转向我：“他给你说老渡边的事了吗？他怎么啦？”

“我听父亲说他自杀了。”

“好吧，那不是全部。他带着全家一起自杀了，有他的妻子还有两个小女儿。”

“真的？”

“那两个漂亮的小女儿哟。他在她们都睡着之后拧开了煤气。之后用切肉刀割开了自己的腹部。”

“我知道了。父亲只告诉我渡边是个有原则的男人。”

“真是有病。”妹妹又转向井。

“小心点儿，会掉进去的。”

“我什么鬼都看不见，”她说，“你那时候一直在对我说谎。”

“可是我可没说鬼在井里啊。”

“那么它们在哪儿？”

我们望向树木和灌木丛。庭院里的光线已十分黯淡。最后，我清楚地指向了十码开外的地方。

“当时在那儿我看见了，就在那儿。”

我们盯着那地方。

“它长什么样儿？”

“看不清，因为太暗了。”

“可是你确实看见了。”

“是个老婆婆。她就在那儿站着，看着我。”

我们痴痴地盯着那地方。

“她穿着白色的和服，”我说，“她的头发有点儿散乱，被风吹起来了。”

菊子用手肘撞了撞我的手臂，“别说了，我又快被你吓到了。”她把烟蒂扔到地上踩灭了，神色不定地站了一会儿。她踢了踢烟蒂下面的松针，又笑了几声。“咱们去看看晚饭好了没有。”她说道。

我们在厨房找到了父亲。他瞥了我们一眼，之后接着干手里的活。

“爸爸可是厨神呢，一定要自己做。”菊子笑着说。他转过头来冷冰冰地看着她。

“难得有让我自豪的手艺，”他说，“菊子，过来帮忙。”

菊子怔住了一会儿。之后她走上前，拿下了挂在抽屉上的一件围裙。

“也就有些蔬菜需要烹饪，”他对她说，“该做的只有看着。”之后他抬起头，奇怪地看了我几秒。“我希望你在这房子四处转转。”他最终说道。他放下了他一直握着的筷子。“上次已经是好久以前了。”

当我们离开厨房的时候，我转身瞥了菊子一眼，可是她已背对着我。

“她是个好女孩。”父亲轻轻说道。

我跟着父亲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走。我都忘了这房子究竟有多大。推开一扇纸屏，另一个房间就会出现。但是这些房间空得让人吃惊。其中一个房间甚至没有灯，我们只能看到冰冷的墙和照在榻榻米上的一小块儿由窗户透进的光。

“这房子给一个单身汉住，也太大了些，”父亲说，“大多数房间对我而言都没有用。”

可是在最后，父亲打开了一扇通往一间塞满了书和报纸的房间的门。花瓶里插着画，墙上挂着画。之后我注意到有什么东西放在房间角落的小边桌上。我靠近它，发现是一艘战船的塑料模型，是给小孩子拼装的那种。它被放在一些报纸上，旁边散落着同它的材质一样的灰色塑料片。

父亲笑了笑。他走近桌子，拿起模型。

“自从公司倒闭，”他说，“我的手就有点儿闲了。”他又笑了起来，有些奇怪。有那么一瞬间，脸上显露出了一丝温柔。“就占用一点点时间。”

“这有些怪啊，”我说，“你过去总是很忙的。”

“也许很忙。”他微微笑着看着我。“也许我应该做一个更称职的父亲。”

我笑了。他接着凝视他的战船。之后抬起了头。“我不是有意要告诉你，但是也许这是我能做到的最好。我一直坚信你母亲的死不是意外。她有太多顾虑，还有些失望。”

我们一起盯着那艘塑料战船。

“当然，”我终于开口，“母亲不希望我一直在这里住。”

“很明显你不明白。你不明白这对一些父母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不仅必须失去孩子，还得将失去的孩子去到一种他们完全不理解的处境里。”他用手指转着战船。“这儿的这些小炮艇得粘牢一些，你觉得呢？”

“也许吧。看上去好着呢。”

“战争期间我曾经在这样的船上待了一段时间。可是我的理想总是空军。我想是。如果你的船被敌军击沉了，你能做的只有在水里挣扎，盼着有一线生机。可是飞机—好吧—它是最后的武器。”他把模型放回桌子上。“我想你不喜欢战争。”

“不太喜歡。”

他环顾了一遍这个房间。“晚饭应该好了，”他说，“你一定很饿了。”

晚饭已准备在厨房旁边的一个昏暗房间里。唯一的光源是桌子上方悬挂着的大灯，房间的其他大部分都在阴影笼罩之中。我们在用餐前互相鞠躬。

饭桌上的话不多。当我谈论关于食物的礼貌性话题，菊子笑了笑。她之前的拘谨又回到了她的身上。父亲有好几分钟没有说话。最后他终于开口：“回日本来，你一定觉得陌生。”

“是啊，有一点。”

“也许你已经开始后悔离开美国了。”

“一点点。不多。我没什么东西被留在那里。只剩下了一些空房间。”

“我明白了。”

我偷瞄了一眼餐桌那头。父亲的脸看上去十分冷峻，有一半在阴影之中。我们接着在沉默中用餐。

我的眼睛捕捉到了房间后的什么东西。起初我接着吃饭，之后我的手停住了。其他人注意到了，看着我。我接着看着父亲身后的一片黑暗中的那东西。

“那是谁？在那张照片里的？”

“哪张照片？”父亲轻轻转身，试图跟上我的视线。

“最下面那个。穿着白色和服的老婆婆。”

父亲放下了筷子。看看照片，又看看我。

“你母亲。”他的声音十分冷，“你连你自己的母亲都不记得了吗？”

“我的母亲。那边太暗了，我看不清楚。”

有几秒钟，大家鸦雀无声。之后菊子站了起来，从墙上将那张照片取下，回到桌前递给了我。

“她看上去老了好多。”我说。

“这张照片是在她死前不久拍的。”父亲说。

“太暗了，还是看不清楚。”

我抬起头，发现父亲向我伸出手。我把照片递给他。他目不转睛地看了会儿照片，又将它给了菊子。菊子顺从地再次站起，将照片挂回墙上。

桌子中央有个没打开的大罐子。当菊子再次回到座位上时，父亲伸手将罐子的盖子揭开。一团蒸汽升起，喷向电灯。他把罐子向我轻轻移了一些。

“你一定很饿了。”他说。他的半边脸在阴影里。

“谢谢。”我用筷子探向罐中。蒸汽简直能将人烫伤。“这里面是什么？”

“鱼。”

“闻上去不错。”

汤上漂浮着几乎卷曲成球状的鱼肉片。我夹起一个放入碗中。

“随便吃，还有好多。”

“谢谢。”我又夹了一些，然后将罐子推向父亲。我看着他向自己的碗里夹了几片。之后我们一起看着菊子自己夹了些。

父亲轻轻低下头。“你一定是饿了。”他又说了一遍。他夹起鱼放入口中，开始咀嚼。我也夹起了一片放入口中。鱼肉又软又滑，美味在舌间回荡。

“真好吃，”我说，“这是什么鱼？”

“鱼而已。”

“很好。”

我们三人在寂静中用餐。好几分钟过去了。

“再来点儿？”

“还够吗？”

“对咱们来说还剩好多呢。”父亲拿起盖子，蒸汽又一次喷出。我们都给自己夹了些。

“给您，”我对父亲说，“您吃最后一片。”

“谢谢。”

当我们吃完饭，父亲伸开手臂，满足地打了个哈欠。“菊子，”他说，“准备壶茶，去吧。”

妹妹看着他，什么都没说便离开了房间。父亲站了起来。

“咱们去另一个房间吧。那里更暖和。”

我站起来，随着他进入茶室。大推拉窗开着，带来了来自庭院的微风。我们在寂静中坐了会儿。

“父亲。”我终于开口说。

“怎么了？”

“菊子告诉我渡边先生是带着全家人一起自杀的。”

父亲垂下眼睛，点了点头。他陷入沉思，有好一阵子。“渡边先生对工作十分投入，”他最后说，“公司的倒闭对他的打击太大。我担心这事情让他丧失了判断力。”

“您认为他所做的是不是错误？”

“怎么了，当然啊。难道你认为不是吗？”

“不，不，当然。”

“除去工作，还有其他事情啊。”

“是啊。”

我们又陷入沉默。院子里传来了蝗虫的叫声。我向外看，只有一片黑暗。那古井早已看不见了。

“你现在打算做什么？”父亲问道。“还会在日本待一阵子吗？”

“说实话，我根本没想那么远。”

“如果你想待在这儿，我是说待在这个房子，我很乐意的。只要你不介意和我这个老头一起。”

“谢谢。我会考虑的。”

我再一次望向黑暗。

“当然了，”父亲说，“这房子是有些阴沉沉的。你过段时间一定还会回美国吧。”

“也许。我还不确定。”

“毫无疑问你会回去。”

父亲像研究一般盯着他的手背看了一阵儿。他抬起头，叹了口气。

“菊子在下个春天的时候就要完成学业了，”他说，“也许那时候她想回来住。她是個好女孩。”

“也许她会。”

“那时候事情就不一样了。”

“是，这我确信。”

我们又一次陷入沉默，等着菊子把茶端进来。

（摘自“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