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晓阳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在国际问题的面对和解决上发挥的作用日益明显，世界寄予世界舞台上的中国以厚望。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治理体系变革的过程需要理念和实践的同步推进，明确中国在全球治理变革中的价值观和思路，以及最大限度地把它们表达出来至关重要。

一、中国表达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组成

全球化的世界，身处其中的国家和地区面临着复杂的世界性难题，如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袭击、恶化的生态环境等。这些非传统安全威胁成了人类需共同面对的难题，身处其中的国家和地区都难以置身事外。解决新的安全威胁，需要一种更为科学的全球治理体系，这种治理体系要能够摒弃原有西方治理模式的弊端，弥补其过失和缺陷。在多极化的世界格局中，中国作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适时地提出和表达自己的全球治理变革理念，是必要之举。

1.中国方案是中国表达的核心内容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的中国方案。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在日内瓦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时发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旨演讲，他指出，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中国的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①这种正确义利观成为中国奉行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外交理念的出发点以及提供的新的全球治理方案的价值观。

“经济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点，按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强调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坚持共利共享、超越零和博弈的“利益共同体”， 把中国置身于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共同体之中，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紧密联系起来，在交往中展现大国风范，考虑对方需求;积极贡献中国的发展经验，努力缩小南北发展差距;落实“一带一路”建设倡议，实现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对接与联通，统筹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共同利益。“政治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首要任务，习近平从国家相处、冲突分歧的解决方案等角度，阐述了政治治理的主要内容，提出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共识共商、管控意识形态分歧的“价值共同体”，遇到分歧与争端，通过对话和协商方式和平解决，反对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安全治理”是全球治理的前提和保障，习近平在2015年参加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说：“没有一个国家能凭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绝对安全，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别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面对恐怖袭击事件、传染性疾病、自然灾害、毒品问题、网络安全等问题，中国倡导在一个安全相互依存的时代，必须告别任何形式的冷战处理问题的模式，树立合作与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建设坚持共治共处、超越“修昔底德陷阱”的“安全共同体”。 “文化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难点，涉及民族宗教问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冲破的一道障碍，在文化上，我们倡导尊重不同民族和国家人民的文化与信仰，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尊重多样的国家发展模式，在文化的交流中消除文化隔阂，在文明的尊重与互鉴中超越文明的冲突与自以为是的优越，把世界的差异性与多样性转化为世界文明发展与繁荣的活力与动力。在生态治理上，以联系与发展的哲学思维把人类的生存与自然协调、统一起来，一起应对全球气候与环境恶化带来的自然灾害，并努力促使国际社会达成共识，承担环境保护的责任，共同发展绿色、可持续的全球生态体系。

2.中国智慧是中国表达的亮点

中国倡导的全球治理思想，是相对于西方国家主导的现有治理思想的更新，是被赋予了时代新意的优秀中华文明的创造性挖掘与发展。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行为体之间和谐相处、休戚与共的和谐生存与发展理念，是中华民族的鲜明文化基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中国哲学中的“大同”思想及“和而不同”的包容理念有着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儒家典籍《礼记·礼运》对大同思想有详尽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少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同”，可以视为中国古代对“理想社会”的一种称谓，在当今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大同智慧体现为一种情怀，一种精神，一种思维。这是一种鲜明的“天下情怀”，而且中国现在倡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的“天下情怀”，不是要取消差异，推行统一的价值观，相反是强调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模式的国家可以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在维护自己核心利益，保持本国特色的基础上，努力做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世界不同地区的文化都能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各得其所。一种精神即是“与时俱进”的进取精神，“与时俱进”是纵向改革思想，指要准确把握世界局势的时代特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进取，改变一切不适应世界变化和全球呼声的治理体制，更反对逆全球化、民粹主义和贸易保護主义等时代倒退行为，这给全球治理体系贡献的是进取精神和时代回应。一种开放性思维，即指各国要和睦相处，即使思想暂时不统一也不要伤和气，要倡导不同文明交流对话、互学互鉴，鼓励世界多元化，反对鄙视打压别国文明、在国际关系中搞霸权主义，这是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的开放性和民主性思维。

不施勿欲是中华文明为人类进步贡献的行为准则。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的命运和利益从未像今天这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经济合作到政治外交，从自然环境再到社会治理，天下之事，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共同面临的全球性各种挑战面前，任何国家都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谁都不可能在全球共同体中独善其身，更不可能由某一个国家包办天下的事情，国家之间的问题、共同面对的世界性难题，需要各国协商解决。中华传统文化重视道德教化，《论语·卫灵公》中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伦理道德规范是中国古代倡导的处世之道，但又不排斥合理的利益诉求。在我们努力推进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这种治理理念与时代特征、全球需求形成了共鸣。在国际关系领域，意在强调制定国际规则、形成稳定的国际机制时，国家之间应该保持跨文化交往的成熟、理性与尊重，在国家交往和形成国际共识过程中，国际正义与批判思维不可缺少。不施勿欲，这一中华文明的独特视角，成为满足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公共思想产品，是中国智慧在国际舞台上的集中释放。

3.中国担当是中国表达的实质内容

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在组织形式上完成了加入国际体系的过程，从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到21世纪先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推动建立上海合作组织，中国逐渐在国际社会活动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对推动全球经济复苏做出巨大贡献，再到倡导一带一路建设等，都体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同各国共同发展有机结合的高度自觉，宣示了一个大国强国应有的责任担当和历史使命。

从历史和现实来看，一系列全球性热点问题的协商和解决都离不开中国的积极参与，如，中国以日益增长的综合国力为后盾，努力引领经济全球化，支持建立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性的多边贸易体制和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这一切务实行动的背后都显示出中国人的大智慧和大气魄。②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促进的不断加深，使得中国逐渐进入全球治理体系的核心层，中国担当成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

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中国表达的主要困难

国际治理体系是国际力量对比与人类理性思维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国际机制的一种动态安排。所以，原有国际治理体系的存在、国际治理体系背后的思想文化价值支撑以及话语权的限制，成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挑战中国表达的因素。

1.原有治理体系是制约中国表达的机制性原因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牵涉全球利益的再分配，涉及众多难题，自然不可能一帆风顺。尤其是在西方国家奉行丛林法则的处事思维下，国际力量对比成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决定因素，而当今世界上，国际力量中的强势一方是主导现有全球秩序的西方大国。所以，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虽然已经开始，但是难以逃脱西方国家制定的治理架构，进行起来困难重重。

当今全球治理结构是二战后基于各国利益博弈和实力较量后形成的，实际上是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③当时制定的规则和形成的机制对于战后国际秩序的恢复和世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旧有的全球治理机制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主导下建立的，其最先满足的是少数发达国家利益，其治理理念也主要来自发达国家经济体，这种治理思想深受一元主义的影响。冷战结束后，美国更成了一超独霸，以强大的石油美元战略、军事力量和全球联盟，强势维持世界霸主地位。美国对外宣称要为国际社会提供彼此受益的公共秩序，但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在中亚和中东制造的“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为遏制中国搞亚太再平衡等行径，几乎没有或很少顾及发展中国家的感受与利益诉求，处处可见其反对政治格局多元化的霸权思想。其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战略对世界和平与稳定提出了重大挑戰，也暴露出原有国际治理体系存在着自由干涉横行的做法，存在着零和、对抗思维。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意味着全球治理体系中存在的国际规范和治理机制与现有国际社会需求不相符合的部分要实现变革、转型与重新构建，随之而来的更深层次要求是全球治理思维的改变。面对国际规范的重新洗牌，国际规则的大变革，西方国家依然希望维持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格局和与之相配套的国际规范，并阻碍新兴国家关于国际治理体系变革的思想的表达，这就形成了新旧国际治理思想的矛盾和博弈局面。所以，在原有国际治理体系依然在发挥作用，而新兴国家又没有强大到足以和西方国家抗衡的情况下，依然难以逃脱西方国家的利益和意愿的干扰，在国际关系实践中，中国表达自己的全球治理体系思想，面临的约束和障碍重重。

2.理念冲突是影响中国表达的文化原因

国际秩序运行的背后是不同历史时期在世界上占据主流的文化价值观，过去几百年以及现在，世界格局的形成和国际秩序的制定处在西方文明的主导之下。不可否认，过去几百年间，西方科技文明的推动使得人类社会生产力获得了飞跃，西方的政治文明也使得大批国家在国家治理形式上走向现代化，西方文化价值观在整个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评判，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西方的政治价值观、基督教伦理等备受挑战，受西方文明与理念影响而导致的西方中心论、自由主义、文明的冲突与征服，导致世界乱象丛生。逐渐拉大的全球贫富差距、频发的恐怖袭击事件、加剧的地区冲突、恶化的资源环境等一系列世界性难题，暴露出现有全球治理中的西方治理病根。

西方治理的病根，最深层次的原因是西方治理理念的影响。一种理念是利己主义，西方全球治理的理论依据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其要求垄断资本在全球自由流动，强调利己主义可以牺牲别国利益，甚至通过掠夺别国利益满足本国利益。从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到二战以后美国借助布雷顿森林体系全世界剪羊毛，到七国集团形成封闭的发达国家俱乐部，再到欧美国家以联合国名义甚至抛开联合国多次发动中东石油战争，回顾过去二百年近现代西方全球扩张的历史，可以清晰地得出这一结论。因此，许多学者认为，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最大的不足是“道德的缺失”。另一种理念是工具理性，西方的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革命，在启蒙理性的引导下得以推动，从人类进步角度来讲，启蒙理性对于历史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但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启蒙理性逐渐成为西方国家达到自身发展而采用的实用主义手段，启蒙理性发展到极端走向了反面，就成为西方统治、奴役其他国家和地区、为自身发展谋取利益的工具，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等将其定义为“工具理性”。欧美国家以保护“自由、民主、人权”为名，在过去20年里先后对科索沃、伊拉克和利比亚发动战争，给所涉国家造成无数平民死亡不说，战后并未实现所谓“美好的民主社会制度”，反而失去了更多的民生基础。在利己主义和工具理性的指引下，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在运行过程中，并不能够保证普通民众的生存权与人权。

中国正在尝试以自己的理念塑造一种崭新的全球治理观。习近平同志提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国际社会大家的事，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④并强调“坚持要合作而不要对抗，要双赢、多赢、共赢而不要单赢，不断寻求最大公约数、扩大合作面”。⑤中国的全球治理体系理念，超越了西方的自由主义和利己主义，重视中道和平、忠恕宽容、自我约束等价值观念，沉淀着人类发展进步所积淀的共同理念和共同追求。而全球治理按照西方理论则要将思想统一到西方身上，是排他性的，甚至有时将其他国家和政府降到次要地位。中国的全球治理思想和西方的全球治理理论在出发点和终极目标上大相径庭。

在宏观的、历史的、全球的视野中，中国全球治理的理念正在日益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然而思想上的共识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来逐步形成，在全球治理的共识或共同价值形成过程中，遇到争议和争论，有不同意见和不同看法，符合人类的普遍认识规律。但是理念上的冲突也必然导致中国在全球治理变革中的表达上受到限制与挑战。

3.话语权的缺失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目的是化解现有治理体系的弊端，重新建构适应时代需求的国际社会运行机制和制度体系，以创造新型国际关系和良好的国家间外部交往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来讲，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一种具有一定进攻性的理论和实践，其终极目标是替代现有的国家关系体系和其他国际制度体系。所以发言权、话语权是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先声。

在目前全球治理框架中，中国发言权、话语权的缺位在于中国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规则制定者。原因一方面在于中国在国际体系的建立和实践中是个后来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尽管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已经具备全球大国的实力和强国的潜力，但是始终未能进入全球治理的中心，未能在全球治理规则的重新制定和调整中发挥前瞻性的重要作用，始终处于边缘化位置。在世界政府间及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的人员组成、机构设置上，在对世界财富的使用和分配上，都可以看到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生态等诸多领域的决定权和发言权的缺失。今天，非西方的产出已超过西方，但世界舆论和话语权的分配依然没有实现公平分配，非西方国家的国际话语权与政治权力仍然从属于西方。西方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采用实用主义立场，不甘心拱手让渡全球治理机制中的权力与既得利益，在全球经济危机得到缓解后，对全球治理机制改革态度变得暧昧、行动迟缓。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受到重重阻碍。

另一方面也因为中国还常常缺失制定国际规则的意志和能力，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本来就不多，在全球性问题上，被动应付多于主动出击。客观讲，这正是软实力没有跟上硬实力发展在全球治理中的现实反映。在全球经济规模上排名第二并不表明软实力就是第二，也不是说在制定国际规则中就有较大的发言权。全球治理改革深层次博弈实质上是文化软实力的较量，尤其是全球治理的思想和理念的较量。哪个国家的文化功底厚，思想理念站得住脚、吸引力大，它的话语权就多，谈判的底气就足，结果必然是制度性权力的收获增多。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在扩大，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每天都在发生，但当前西方文化占主导的现实没有得到根本改變，西方国家在文化上的强势地位，以及意识形态取向的不同，导致了中国长期以来软实力处于弱势，直接影响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意志和能力。

三、强化中国表达的路径选择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中国表达的强化，是从意识形态到组织机构，再到传播方式优化的系统工程，需要中国在理论和实践中做出更多努力。

1.构建和完善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表达话语

倡导和创新全球治理理念。理念创新是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的先声，全球治理的逻辑起点是全球化，要在全世界推广一种理念或思想，首先是要取得文化及价值观的突破，占据道义制高点，西方推动全球化走的就是这条文化和思想先行的道路。

在多种思想文化交织的外部环境下，提高中国表达力度的文化或思想路径就是增强党的意识形态的竞争力，寻求党的意识形态与当前世界主流价值观的相通之处。全球治理能够实行的前提在于对各种文明的尊重，在此基础上实现多种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由于在人类长期社会历史实践和相互交往中，共同面临着来自生态、环境、人口爆炸、核威胁、恐怖主义、能源等方面的挑战，党作为执政党必须注意到，无论是文明的发展，还是现实的需要，全球化竞争还是意识形态自身发展，都需要去寻求国家之间需求以及文化之间的相通性，以适应世界的共同需要和发展趋势。

从这个角度看，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进程中，党的意识形态的对话功能应该增强，重视国与国之间的共同需求与共同难题，批判地吸收世界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中被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扩大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回答中国以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领域面临的新课题和共同课题，以最大限度地形成国际社会共识。这些共识包含了对人类共同体的认同、对人类基本伦理的认同、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认同、对人类基本理性法则的认同。还要把人们对现实世界的关照融入意识形态内容体系中，最大限度地反映全球治理的共同愿望。随着中国关于地区和国际安全的观念有了进一步变化，党的理论要以一种对自身能力更加自信的态度，逐渐从“低调”的对外政策转变为更有意愿参与到国际议题中。

将中华文明融入话语表达体系。冯友兰先生在西南联大的纪念碑上写的一段话，指出了中华文化的最大特色之所在：“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全球治理的变革既是实践命题，也是人类共同的哲学命题，全球治理现在正呼唤新的治理思想和理念，只有从哲学高度、从人类文明或者说文化相互碰撞、比较、融合中才有可能找到正确答案。“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我们要以中华文明作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话语表达体系的内核，为世界贡献一种真正高远的政治理想。要发掘中华文化的独特价值，将中华文明中蕴含的整体论、人道关怀、共享、利他主义、平等、自然资源保护、合作等，融入话语表达体系中，引导世界最大限度降低人类对自然环境、自然资源和其他物种的要求，同时也给西方国家以 “和”的价值理念，把财富、收入、资源和机会更平等地分配给其他的国家和人民。更为重要的是，把仁爱等中华文化的核心思想和价值观，融入其中，把人道主义推向一个更加强大的地位，并指引世界看到一种更为长远的东西，使地球文明的未来发展方向得到切实的、持续连贯的确立。

2.借助表达平台

当前，国际治理步子加快、领域拓展、问题深入，在这场国际力量的博弈中，中国必须有效借助国际平台力量，在今后全球治理改革进程中发出中国的声音。中国需要更加公正、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并逐渐适应世界格局变革和国际力量的变化，改变国际秩序之基础。

主动参与全球治理的议题设置和规则制定。在全球治理方面，议题设置能力建设十分关键，特别对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很大程度体现在对重大地区和全球问题的议题设置上。首先，中国必须抓住机遇，深入研究目前世界面临的难题，在全球治理中主动设置议题，提出中国的思路和路线图，提出可能、可行的解决方案，使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议题设置能够实实在在有所指，并一语中的。其次，以协商一致为原则，在充分体现最广大国家的共同利益基础上，改革现有国际规则、制定新的国际规则，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大国博弈的焦点中拥有发言权。最后，对各国在全球治理实践中已经达成共识的，如全球经济治理架构的调整、国际金融机构份额和投票权的改革、全球金融体系的改革、全球货币体系的调整和改革，就要逐步稳妥地向前推进。

借助国际平台。国际组织是目前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和工具。目前，在世界上发挥作用的有联合国及其他区域性合作组织。联合国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组织，联合国在解决国家间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国际问题、缓和和解决国家与地区间冲突、加强国际合作以及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等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全球治理中，我们要严格遵守联合国规定，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增加我国在联合国的发言比重。二十国集团囊括了世界约90%的经济总量，包括了重要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代表了多极化格局下的国际形势和国家关系的发展方向，成为联合国的有力补充，中国应加强与新兴国家的合作，运用这个平台在经济金融领域扩大自身影响力。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当今世界经济体系的三大支柱，此外，还有国际刑警组织、上合组织等专业性和区域性组织，以及国际红十字会、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一带一路倡议等。我们要用足用好多边平台宣传中国的理念，发出中国的声音。在运用国际组织和国际平台时，需要重视的一个议题是，中国还要始终将自身的发展寓于新兴构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崛起之中，明确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定位，并在进行表达时，突出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性，强调在历史遭遇、发展起点、价值理念等方面的共同点，夯实发展中国家在价值理念方面的同盟。在关键问题上，与其他国家联合发声，收获国际体系中更多的制度化权力。尽快建立更多的全球治理研究中心和智库，提供更多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并把我们提炼的中国理论智慧、实践智慧和历史智慧，以各种形式进入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教材体系，以发挥持久的影响力，还可以把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理念和理论体系，纳入一个国际学术的前沿平台，进而转化成国际学术界的公共议题，成为世界性的知识系统和方法系统。⑥下大力气培养一批既了解国情又具有全球视野、既通晓国际规则又精通国际谈判的专业人才，选派更多的优秀人才到国际组织任职，占据更多的全球治理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

3.丰富表达形式

全球化时代是一个普遍交往的时代，交往理性需要由语言媒介来表达，使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通过语言媒介达到共同理解，因此，加强中国的对外传播能力是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及时、有效发出中国声音的最直接途径。中国的对外传播能力较以前已经有了较大提升，但是无论在传统媒体还是新兴媒体中，西强我弱的局面并未实现根本改变。西方主流通讯社占据了每日国际信息80%的流通量，控制了世界90%以上的新闻信息资源。⑦

要扭转国际话语权被西方垄断的状况，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及時发出中国的声音，表达中国的理念，必须提升中国的话语传播能力。要转变传播理念，摒弃曾经存在的宣传报道思维，避免居高临下的宏大叙事方式，采用全球化语境下的认知传播模式，重视多信息源组合的传播方式。要拓宽传播视野，超越地区、国家的界限，强化全球化思维，软化传播立场，把我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涉及党的意识形态的内容，进行软化处理，淡化东西方文明之间、社会主义与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在内容构成上，形成政治理念与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多元杂糅。突出传播重点，侧重维护全球公共安全，体现中国的和平共处外交理念，展示中国要促进国际关系良性发展、维持国际格局平衡稳定的意愿。要丰富语言表达，信息的语言根据语境的变化进行适当的词语转换，用适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语言恰当地表达中国梦、中国道理、中国智慧等;在全球化语境下，唱响中国理念时，要善于以中国故事说明语义、推演结论，便于不同文化群体的理解和沟通，以契合全球化时代不同国家和地域的接收对象的认知水平和文化习惯，使得传播内容能够在国际媒体、社交媒体、人际之间流畅地传播，使中国的理念最大限度地在国际社会产生反响。要鼓励民间交流，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形成传播合力，并努力扩大传播集团的国际影响力，逐步缩小与西方国家在国际舆论领域的差距。通过传播理念和传播实践的系列变革，逐步摆脱“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困局。

今天的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已经广泛存在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科技、生态等诸多领域，中国对世界的依存、对全球治理的参与程度在不断加深。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进程中，中国要根据世界的变化，适时探索更为恰当、有效的中国表达路径。

注释：

①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39页。

②傅守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3月9日。

③何亚非：《选择：中国与全球治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3 页。

④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49页。

⑤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50页。

⑥ 顾红亮：《怎样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解放日报》2017年12月19日。

⑦旷思思：《从拉美政治变局看新闻舆论的重要性》，《红旗文稿》2016年第12期。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责任编辑  矫海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