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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歌剧中“大女主”现象引发的思考

2019-06-11陆蓉于佳伟

北方音乐 2019年4期
关键词:民族歌剧戏曲

陆蓉 于佳伟

【摘要】从第一部民族歌剧《白毛女》问世以来,中国歌剧舞台十分繁荣兴盛,歌剧作品呈几何式增长,其中也不乏令观众印象深刻的经典作品,但是这些作品似乎有着一个共同的现象,多是以女性角色作为第一主角的“大女主”歌剧。中国民族歌剧中的“大女主”现象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在对有关问题进行研究后,笔者从四个方面来分析中国民族歌剧中“大女主”现象的成因。

【关键词】民族歌剧;戏曲

【中图分类号】J822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大女主”这一词汇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大女主”一词在词性上从名词演变成形容词,专门用来形容在一部影视作品中占据绝对主角地位的女性角色,她们通常外表美丽、性格坚毅面对困难勇往直前、有勇有谋、能扛大旗,在任何方面都不输给男性,并且整部剧以女性角色作为第一主角,女主角在多方助力下获得成功的剧作。如《甄嬛传》《楚乔传》《那年花开月正圆》等。与此同时我们不难发现,用“大女主”一词来形容大部分中国民族歌剧同样适用。从早期的民族歌剧《刘胡兰》中的刘胡兰、《江姐》中的江姐、《红珊瑚》中的珊妹、《党的女儿》中的田玉梅、《林徽因》中的林徽因、《红河谷》中的丹珠,到近些年的歌剧《山村女教师》中的杨彩虹、《运河谣》中的水红莲、《一江春水》中的于素芬、《土楼》《八月桂花遍地开》中的桂花、《呦呦鹿鸣》中的屠呦呦、《兰花花》中的兰花花,这些角色堪称经典中国民族歌剧中的顶梁柱,她们身处的时代背景或古或今,她们身上发生的故事或悲或喜,她们或是勤劳勇敢的农村妇女或是慷慨赴义的共产党员,或是科学家或是教师,但在剧中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大女主”。

一、中国民族歌剧与戏曲之间的联系

戏曲是我国的传统文化之一,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是我国的艺术瑰宝。在中国戏曲中,许多经典女性形象的塑造上都有程式化、独特化、虚拟化的特点,无论是花旦、刀马旦、武旦、老旦还是青衣,都在传统戏曲剧目中承担着无可动摇的主角地位。这些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女性角色,无论是端庄稳重的中青年妇女、活泼俏丽的小家碧玉、英姿飒爽的女将军女元帅或是白发苍苍的老妪,她们或表达伟大无私的母爱或塑造坚贞不渝的爱情或传播儒家的思想文化,都会成为剧中的一抹亮色,这些都使戏曲中的女性形象十分迷人。

中国民族歌剧的诞生,可以说与中国戏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民族歌剧在音乐素材上、音乐主题上、音乐情感上都充分汲取中国戏曲中的精华,更将戏曲中的“女性文化”的审美情趣传承其中,中国民族歌剧中的“大女主”现象与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中国民族歌剧史上第一部民族歌剧《白毛女》诞生了,《白毛女》中的喜儿的一些主要唱段是作曲家们充分吸取了河北梆子、山西梆子的曲调作为素材,再结合“白毛仙姑”的传说创作的。《白毛女》中的喜儿一角也可以说是“大女主”一词的充分体现。前期《红头绳》突出喜儿形象的少女感,到年初一早晨爹爹死在家门口后的《哭爹》表现喜儿的伤心难过,到在黄家受尽欺凌开始燃起复仇抗争的火苗,到后期《我要活》唱段之后表现出了她的愤怒与坚决。人物内心随着剧情推进不断变化,十分丰满。以喜儿这一女性形象作为主角,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女性角色其充满装饰性的舞台形象、优雅灵活的身段大大丰富了舞台效果,艺术表现力极强,二是戏曲艺术女性唱腔委婉且独具韵味。坚持多元化的民歌和传统戏曲相融合,使《白毛女》成为了中国歌剧舞台上久演不衰的经典剧目。

二、女性悲剧命运构建的美学内涵

我们经常会说,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可见命运是难以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这样默默承受的过程中国人以宿命一次将其总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女性因其生理特征被广泛认为是弱势群体,在许多文学作品中女性角色通常作为旧社会的牺牲品,在这种大背景下女性悲剧命运已经被大众形成一种思维定式。但在“大女主”歌剧中,女性人物往往具有非常强的思想张力与反抗性,能够打破观众的思维定式,用强大的戏剧反差与悲剧美学引起观众的共鸣和内心的波动。

例如,《党的女儿》中的田玉梅是一个农村妇女,但她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形象,在面对桂英时是一个姐姐,流露出沉稳温柔之美,对于娟妹子是一个母亲,散发着慈爱善良之美,对家乡对热土是一个农村妇女,表现出淳朴之美,与此同时,也具有正义凌然与慷慨赴义的刚强之美。这样的一个角色是多纬度的、立体的、饱满的。一个农村妇女,从未放弃过以一己之力与黑暗抗争,在灵魂深处从没有出现过屈服。这样一来,人物内心与外形就产生了强烈的反差。同时,悲剧美学也对于“大女主”角色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开始时面对七叔公的误解,在面对自己好姐妹在面前牺牲,面对自己的女儿时,又让观众感受到她作为一个女性的凄凉与无奈,不自觉地产生无限的怜悯与同情。

三、中国民族歌剧与政治文化的交融

用今天的视角回顾中国民族歌剧的发展,我们不能够否认当时政治环境对中国民族歌剧所产生的强大化学反应。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对于妇女解放高度重视,中国歌剧应势将喜儿、刘胡兰、韩英、江姐等角色陆续推出,在巧妙的时机内顺应政治需求,为中国的观众带来了一个又一个经典的英雄女性形象,不仅能大力鼓舞中国人民的政治热情,而且还能够满足中国人民的审美渴望,并且事实证明,特定的红色年代也铸就了中国民族歌剧的第一个辉煌与高潮。

近年来的民族歌剧新作《呦呦鹿鸣》,主要讲述的是中国中医药科学家、2015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屠呦呦发明青蒿素的故事,以屠呦呦作为主要人物原型进行创作,从她幼年时期在一次意外生病后对中医药产生浓厚兴趣,立志成为医药科学家,立志救死扶伤作为开篇。着重讲述她历时三年、在带领课题组同事们经历了一百九十次失败之后终于提取青蒿素的故事。由此表达出她对事业、对爱人、对父亲、对病人与祖国的真挚情感,讲述了一个女性的成长史和她的梦想与执着。在这部歌剧中我们可以看到,屠呦呦为了梦想不怕失败,为了梦想宁愿牺牲小家,为了梦想终生努力,最终获得诺贝尔医学奖。个人梦与科学梦与中国梦相互交融,体现出了中国民族歌剧与中国政治文化间的相互渗透与交融。

四、民族声乐中男声演唱方法对歌剧情感表达的局限性

中国民族声乐是一门年轻的新学科,民族声乐的演唱技巧特别是男高音的演唱技巧发展并没有完全成熟。男高音的音域拓展,在训练与培养上相对女高音存在一定难度。虽然西方科学的发声方法对民族男高音的训练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民族男高音的高音仍然非常难,真假声的比例难以控制,在业内常有“难”高音的戏称。而民族女高音,受本能条件客观因素的影响,女高音的高声区训练则轻松许多,许多声乐教育家也说过,女高音是相对容易培养的。歌剧是声乐演唱与戏剧表演相结合的,在歌剧中表达主人公内心情绪时需要高声区的宣泄,受这样因素的制约,女性在塑造人物角色时会显得游刃有余,而男生则稍显力不从心。不得不说,这也是促使中国民族歌剧中“大女主”现象的一个客观原因。

五、结语

本文旨在思考民族歌剧“大女主”现象的成因,但是中国民族歌剧中这种“大女主”现象究竟还能走多久?笔者认为,中国民族歌剧如今已经走进了一种困顿的局面,观众流失严重,愿意看民族歌剧的年轻人更是少之又少,很难引起观众共鸣,要想改变这种局面必须立足于当下,对当前中国民族歌剧进行反思,从根源上对中国民族歌剧女性角色占绝大多数的现象做出改变,立足新时代的现实情况对民族歌剧中原来故事化模式严重的现象做出改变,重新创作出富有生命力的民族歌剧,即使有“红色”这一永恒主题打底,同类的歌剧看多了难免会出现同质化倾向,使观众的审美疲劳,如何求变求新显得十分重要。

作者简介:陆蓉(1971—),女,上海松江人,研究生課程班学历,副教授,研究方向:声乐演唱与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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