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泽丰

[摘 要]宋代是我国古代对外贸易的一大鼎盛时期，而广州则更是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大潮中扮演着一大黄金港口的角色。20世纪50年代，一个规模较大的宋代窑址在广州西村被发掘，其中的陶瓷器具充分反映了宋代我国瓷器外销贸易的繁荣。在这些陶瓷器物中，一件雏鸡型陶埙格外引人注目。从这件特殊的陶埙入手，我们可管窥宋代海上丝绸之路上裹挟在外销瓷贸易中的乐器出口，并了解彼时的商业活动可能带来的我国音乐文化的出口和传播。

[关键词]海上丝绸之路；外销瓷；陶埙；宋代；音乐传播

《国语》有云：“轻关易道，通商宽农”。五千年来，中华民族虽安土重迁，但并不封闭自守。包容与开放并不是海洋文明的专利，早在中国历史的早期，我们勤于农耕的祖先就已经十分重视与不同部族、不同国家之间的往来。从传说中的穆王西游，到现实中的丝绸之路，无不是中华民族乐于来往、渴望交流的反映。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不仅能够在商业上互通有无、实现共赢，还能在文化上彼此了解，相互交融，促进社会的多元化。秦汉以来，陆上和海上的两条丝绸之路，就是沟通沿线各国商业发展与文化繁荣的双重纽带。

相比于黄沙漫漫，驼铃声声的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更久，行程更长，对象更广。而广州，作为中华大地南端的一个临海城市，则以其有利的地理位置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一大黄金港口，绵延千年。1952年底，一个规模较大的宋代窑址在广州荔湾区的西村被发掘出来，其中的陶瓷器具充分反映了宋代我国瓷器外销贸易的繁荣。在这些陶瓷器物中，一件雏鸡型陶埙格外引人注目。由于它出土于外销瓷窑中，因此它很可能曾在宋代的海上贸易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这不禁引起了笔者的好奇心。2017年8月，在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举办的“广州：扬帆通海两千年”展览上，笔者便见到了这枚特殊的陶埙，并了解到广州西村窑的相关历史。今在此文中试与诸君探讨。

一、 说埙不像埙——广州西村窑陶埙的形制简述

据《广州西村窑》一书中的图片、记录，以及笔者的亲自观察，该陶埙埙体残长5.5厘米，通高5.3厘米，宽3.2厘米①，埙体为雏鸡型，两端翘起，中腹膨大，其中一端已经断裂。埙体经多年地底埋藏，受自然侵蚀严重，几乎只剩下素面陶胎。然据《广州西村窑》一书记载，此埙原为绿釉陶器，并且，从实物上也的确可以看出部分绿釉残留。不难想象，此器原本应为一件小巧别致，通体翠绿，栩栩如生的仿动物型陶器。

陶埙于中腹两侧共开有三个音孔，其中一侧一孔，另一侧两孔。根据常规的陶埙演奏方法推断，单独处于一侧的音孔应为吹孔，其余两个为指孔。演奏时，应用双手大拇指分别按住两个指孔，并将吹孔放置于嘴边吹奏。虽无测音资料，但从开孔数目上看，该陶埙应可发出三至四个音（不包括使用半孔、俯吹等非常规技法发出的音）。又因埙体细小，因而其音域应处于尖锐的高音区，音色应与哨音类似。

西村窑陶埙所具有的种种特征十分特殊，且全窑仅此一件。若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标本加以研究，会发现其所具备的特征会让它的“身份”变得模棱两可起来——若将其视为陶埙，它却没有过往陶埙应当具备的形制和音域；若不将其视为陶埙，其性能却又要优于一般的陶哨。面对这样的疑惑，我们不妨将这件陶埙放入其他地区所出土的同时期陶埙中去，用比较的方法，看待和解释西村窑陶埙具有的种种“特性”。

二、 由乐器走向玩具——唐宋以来我国民间陶埙出现的新变化与新功能

唐宋时期，陶埙在经历了自秦汉以来数个世纪的沉默后，又重新出现在历史舞台之上。唐代郑希稷所撰写的《埙赋》一文，更是生动而详细地介绍了埙的来源、品评了埙的特性、褒扬了埙的品德，从而使这件古老的乐器第一次拥有了一篇属于自己的详细“档案”。然而，唐宋时期重新出现在大众视野中的陶埙，与商周时期我们所熟知的陶埙相比，在各个方面均呈现出明显的差别。这些差别可以从出土的实物中清晰地看到。

附录一中的六张图片？譹？訛均为唐宋时期的陶埙，亦为唐宋时期具有一般代表性的民间陶埙。其中，图①、②、③分别为唐代巩义三彩人首埙、唐代长沙窑彩釉动物埙以及唐代人首埙；图④、⑤、⑥分别是宋代白陶牛头埙、宋代黑彩怪人头埙以及宋代沂水故城陶埙。从形制、外观及做工上看，这些陶埙造型相异，各有特点。图①、③、⑤、⑥的陶埙为象人头形，从五官毛发到表情神态，无不精细；图②、④的陶埙则为象动物形，特别是图②来自唐代长沙窑的三只陶埙，分别制成狗、象、鸡的造型，头、身、肢、尾具备，釉色相仿，大小类似，十分可爱，显然应为一套出品。这些陶埙虽然并没有统一的外观定式，但仍有共同的特点，即整体以象形手法制作，表面多施彩釉，造型栩栩如生，不同于商周及先秦时期陶埙朴素、简约和较为统一的外形。

在音乐性能方面，这些唐宋时期的陶埙均为三音孔埙，其中包含了一个吹孔和兩个按孔。从附录二的部分陶埙参数中？譹？訛我们可以得知，这批陶埙所能奏出的音列以三音音列为主，且形态多变，有在五声框架中的“徵—羽—宫”、“羽—宫—商”，亦有加入了变声的“宫—角—变徵”和“宫—徵—变宫”音列，各埙之间的音列不很规则。

综合以上的描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唐宋时期流传于民间的陶埙，在音乐性能上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与商周先秦时期被用作礼乐之器的陶埙不同，其有限的指孔不能支持其奏出完整的五声、七声或十二音音阶，只能奏出以三个音居多的音列。且音列类型多样，排序混乱，因此，这些陶埙并不是纯粹用于演奏音乐的乐器。在外观上，这些陶埙均为象人首形或动物形器，与其简陋的音乐性能相比，其栩栩如生、精致小巧的造型倒是多了几分观赏与把玩的价值。因此，唐宋时期的民间陶埙，与其说是一种纯粹的乐器，倒不如说它成为了一种集把玩、欣赏功能与音乐功能于一身的玩具，实现了自礼器、乐器之后的又一次功能转变。而广州西村窑陶埙作为同时期的产品，无论是在形态做工，还是在音乐性能方面，都与以上的陶埙并无二异，因而我们可以推断西村窑的这件陶埙应为一件制造给民间孩童以自娱自乐、游戏玩耍的乐器玩具。

三、特殊地点、特殊时代、特殊产品——西村窑陶埙于北宋对外贸易中所具有的意义

西村窑陶埙虽只是一件形制简单，不甚精细的玩具乐器，与同时期的其他民间陶埙相比并无二异。但是，特殊的地点、特殊的时代，让西村窑陶埙拥有了与同时代其他陶埙不同的“命运”，赋予了这枚陶埙平凡中的亮点。

拥有着两千余年建城历史的广州，自秦汉以来，就一直是中国华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重镇。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记载着东汉末年交州刺史步骘对广州的一段褒扬之语：“（广州）负山带海，博敞渺目。高则桑土，下则沃衍……睹巨海之浩茫，观原薮之殷阜……诚海岛膏腴之地。”？譺？訛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与便捷的水路交通网络，不仅让广州成为了步骘口中“负山带海，原薮殷阜”的“膏腴之地”，也使得广州自秦汉开始就成为了中国与海外通商的桥头堡。

唐宋时期，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全面稳定和繁荣下，广州更是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上一座黄金港口。唐代，中央政府在广州设立“市舶司”，管理广州港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并从中抽取关税。至北宋一朝，广州已经成为华南地区第一大港，并向中央政府缴纳着高额的税收。据《宋史》记载，北宋中期，仅从广州市舶司一處所征调的税收，就远远位于另外两个大港明州、杭州之上，以至于有人甚至向宋神宗提议，“罢明州、杭州市舶司，只就广州市舶司一处抽解”①。由此可见，当年的广州，海上贸易是何等的繁荣和兴旺。

唐宋时期，广州港对外贸易的覆盖面极广。据贾耽《广州通海夷道》一书记载，广州为唐代对外贸易的起点。从广州一港驶出的货船，目的地为大食（阿拉伯帝国），沿途途经越南、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爪哇、斯里兰卡、印度、波斯（伊朗）、阿曼等地区。到了宋代，广州港的通商范围又大大超过唐代，东南亚地区更是成为了贸易的热门区域。《宋会要》记载“……古罗、闍婆、占城、渤泥、麻逸、三佛齐……并通贸易。以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精粗瓷器”。其国家之众多，贸易之频繁，流货之多样，是此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无法达到的。

上文提及，在宋代对于东南亚国家出口货物中，包含着“精粗瓷器”一类。事实上，在宋代对外贸易的出口商品中，瓷器不仅被包含在内，而且还在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中国的陶瓷器皿，不仅是当时国内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而且由于制作简易，实用耐用，同样也成为世界市场中的抢手货。宋代外销瓷需求极旺，有时整条货船中大部分都是陶瓷器具。《萍州可谈·卷二》记载：“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在巨大的市场需求推动下，许多北方名窑将自己的产品送至广州出口。然而瓷器质地易碎，长途运输往往带来巨大损失，因此，南方地区便兴建了一系列的本地窑场，专供外销瓷出口。广州西村窑便在其中。

西村窑的诞生，正是北宋时期外销瓷贸易繁盛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出土的器物来看，窑内器具包括碗、杯、碟、壶等日常用具二十九种，以及漏斗、碾轮、鸟食盒等杂器十四种。总体上看，这些器具绝大多数都是日常生活实用具，其中粗瓷较多。虽不十分精致，但也经济美观、实用大方，并不像同时期其他名窑如龙泉、景德镇一般，出品档次较高的观赏器和文玩器。这也从侧面说明了西村窑的生产是秉持着实用主义的观念。彼时，东南亚一带的许多小国，仍然处于氏族部落社会或王国社会早期，生产力发展十分落后。宋代赵汝适《诸蕃志》记载，当时三屿（今菲律宾一带）地区的原住民“人形而小，眼圆而黄。虬发露齿，巢于木颠……以暗箭射人，多罹其害。”“番商每抵一聚落，未敢登岸。先驻舟中流，鸣鼓以招之……”。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社会原始、民风剽悍的“野蛮”民族，却对来自中国的瓷器青睐有加。《诸蕃志》记载，过往客商只要“投以甆碗”，原住民“则俯拾”，并“忻然跳呼而去”。并且，在这样的地方，竟还有本民族的商人。当有客商抵岸时，他们也会“争棹小舟，持吉贝、黄蜡、番布、椰心簟等至与贸易”。由此可见，虽然社会发展程度较低，生产力不甚发达，但三屿地区的原住民还是愿意与其他地方互通有无，以丰富和充实自己的生产生活。在这样的贸易模式中，来自中国的各类瓷器无疑为当地的居民提供了巨大的便利。也许，自从有了瓷器后，当地的许多居民便不再就叶而食，生活质量随之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并且，西村窑也积极迎合市场需求。东南亚一带流行以手抓饭，史籍记载“常为四人至八人共一大盘，以手撮而食之”。为此，西村窑就专门生产了特制的大盘（如图2），以迎合当地的饮食习惯②。

图2 广州西村窑青釉褐彩盆，图片来源：张越，

《西村窑：北宋南海贸易的物证》

虽说西村窑的生产主要是为了解决出口地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器皿也多以简单朴素的日常用具为主，但仍有一些充满了生活情趣的小物件跟随着这些“锅碗瓢盆”，一起流入了东南亚的民间。这其中，有供宗教生活使用的香炉，有为养鸟爱好者准备的“雀食”（鸟食盒），也有为少年儿童准备的各类玩具等。宋代笔记《独醒杂志·卷一》就记载了当时东南亚一带玩具热卖的场面：“……又某氏忘其姓，亦随舶舟至蕃部，偶携陶瓷犬、鸡提孩之属，皆小儿戏具者，登市。群儿争买。”无疑，这些来自中国的陶瓷玩具受到了巨大的欢迎。它们能够给当地的儿童带来欢乐，也在不经意间丰富了当地民间的文化和娱乐生活。

有了这些史料的依托，我们不难想象，出土于西村窑的这枚小小的陶埙，虽只是“孑然一身”，但在其时则很可能是批量生产。这些被生产出来的小小陶埙，连同其他的玩具一道，远渡重洋，为目的地的孩子们送去欢欣。或许，不少的东南亚诸岛的孩童们，就曾吹响西村窑的陶埙，在来自遥远的、素未谋面的中国的乐声中欢声笑语，手舞足蹈，享受童年的欢乐。西村窑陶埙，可能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快乐使者”，也可能是我国音乐文化的传播者，更有可能是我国早期乐器出口的史证。

四、结语

宋代以后，大漠的黄沙和烽火湮没了昔日的声声驼铃；明清以降，碧海的狂风和巨浪吞噬了曾经的片片航帆。西北边陲的连年战乱和东南沿海的闭关锁国，中断了绵续千年的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也尘封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往事。幸运的是，上天并未彻底抹去这些曾经的足迹，而是让它们在千年之后，以另一种方法重现人世。广州的西村窑，不过是海上丝绸之路这滚滚大潮中的一片瓦砾；而西村窑的陶埙，则更只是这洪潮中的一颗泥沙。但是，正是因为它们是这千年“海丝”的参与者，见证者，它们才显得弥足珍贵；而它们曾经在这浩繁的丝绸之路、文明之路上所作出的贡献，则更是能让它们熠熠生辉，成为这浩浩洪潮之中的璀璨星辰。尽管西村窑只延续了短短一百五十年便遭废弃，西村窑的这枚陶埙也随着窑址的废弃而被掩埋地下，但我们不应忘记它们曾经为沟通交流与文化传播所作出的微薄贡献，并在如今“一带一路”这一“新丝绸之路”上，树立坚定的文化自信，努力书写中外文化交流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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