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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学子对音乐口述史理论的解读与挖掘

2019-06-11田可文

歌海 2019年1期
关键词:音乐史史料历史

田可文

近些年来,作为传递信息的“口述”,成为了当今尤为重视的“口碑史学”①。而属于“口碑史学”范畴的“音乐口碑史学”②也备受重视,成为当今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在我国音乐学的研究中,历史上一直非常重视对“口述史料”的发掘,这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的研究带来很大的影响,也导致当今对“音乐口述史”这门新兴“事物”的研究热潮。

“口述史”作为学术研究的一种方法,是当下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相当注重的研究形态。而涉及到对音乐史的研究,在很多时候,由于音乐史料的不足,常常需要以“口述史料”作为研究音乐历史的手段,这尤其表现在对中国近现代或当代音乐史的某些问题的研究上。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中,除了要依据传统的文字史料外,尤其重视口述者的讲述或依据口述整理出来的文字记载的“口述文本”。

在19世纪以前的西方,“口头传说”一直是作为重要的史料来源。直到德国“兰克学派”③的兴起,档案库的资料被看作最可信的记录,“口述资料”才遭冷落。只是在近几十年,由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阿兰·内文斯(Allan Nevins)教授“口述史研究中心”的建立,现代口述史才重新被重视④。在20世纪初的中国,民俗学家在采集民歌时就用了这种口述史的方法。到20世纪50年代,以杨荫浏为代表的我国音乐学家,就采用社会调查和口述史方法搜集音樂史料,并开展对收集的音乐口述史料作很好的整理与研究。音乐史学家们访问近现代音乐活动的亲历者(如阿炳等),运用访谈和文字笔录、录音等手段,搜集受访者对特定音乐历史事件的经历或观点,将受访者本人在某一历史事件中的亲身经历加以收集,涉及其音乐生活、重要音乐事件以及其音乐作品和音乐理论研究等等。杨荫浏等人对我国“音乐口述史料”的搜集,可谓成果卓著,而这些方法在1958年我国从事近现代音乐史撰写工作时,就充分采用了“口述音乐史”的方法,开创性地将“口述”与“音乐历史”结合在一起,所取得的成就,对我国以往单纯以历史文献研究音乐史的方式与方法,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

“音乐口述史”研究是一种鲜活的音乐历史研究方法,也可以说是一种有“声音”的音乐历史研究。依据“音乐口述史料”,采访者在日后的音乐史研究中,从那些原始音乐记录中抽取有关的史料,再与其他音乐历史文献相对照,使音乐史更加全面、更加接近具体的音乐历史的真实,通过采访的录音、录像,获得鲜活的音乐历史动态性的史料。

从学科特点上说,“音乐口述史”强调“三亲”:即必须是口述者(或撰写者)对音乐活动与音乐事件的“亲历、亲见、亲闻”。从方法论上说,即音乐学家从特定的研究“主题”入手,通过调查、采访等手段,从音乐当事人或相关人士那里了解与收集到所需的音乐口述资料,并以此为依据,来书写“音乐历史”或进行音乐学的学术研究。

“音乐口述史料”是口述者个人的口头叙述,它往往成为音乐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与那些无声的音乐文献档案相比,其更具有鲜明的生动性,特别是音乐的录音与影像,使人们可以通过直观的“听”“看”到音乐的历史信息,这便使音乐史料具有生动性,使得音乐史研究不枯燥、不乏味,这种音乐史料鲜活、明快、生动的性质,增加了音乐史研究的趣味性,有助于获得音乐史研究的直观性。

此外,反映音乐历史记忆的“口述史料”,可以生动地反映人民对音乐史的选择性记忆,生动地反映他们的音乐历史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音乐口述史”具有平民性或大众性,更能反映大众对音乐历史文化的认知。与传统音乐文献史料相比,那些存在于“正史”里的主要记载,多是历史中统治者的音乐行为和重大音乐历史事件,而下层乐工或贫民、市民的音乐生活,往往在传统的“正史”文献里“默默无闻”。故而,当代“音乐口述史”意味着音乐历史重心的转移,从历史上统治者的音乐生活转移到普通民众的音乐生活之中。而音乐史(尤其是近现代与当代)撰写的音乐行为,更具有整体社会性,体现出人民的社会音乐生活。因此,要获得这样的效果,在于搜集到较多的民众音乐口述史料,采用“音乐口述史”是成功的关键。而对这些“音乐口述史料”的正确解读,更构成当代音乐史学的重要内容,如果再能以音乐社会学、音乐心理学、音乐民族学,甚至是音乐宗教学等作交叉性研究,就更能体现隐藏在“音乐口述史料”表层之下的历史深意。

当然,“音乐口述史”也有其局限性的一面,“音乐口述史”是音乐家(或是民间艺人等)自己写下或是由采访者对受访者访谈记录的音乐经历。由于叙述时间的短暂,叙述者(或撰写者)无法像撰写音乐学术论文那般经过细致地考证;又由于时间的流逝,其必然在某些方面存在有一定的历史疏漏,更多时候由于历史时间跨度太大,音乐史实的口述者往往失去对过去音乐史实的准确记忆;或者由于音乐史实的口述者多存在有强烈的怀旧主义和个人感情,而会有意与无意地扭曲音乐历史的记忆;或者音乐口述者的回忆,因受到现实生活的影响,而带有强烈的现实因素等等。“音乐口述史”建立在口述者回忆基础之上,而口述者回忆的音乐内容,是难以确保全部都十分准确,这使得“音乐口述史”很难真实地再现过去的音乐历史等等诸如此类的原因,“音乐口述史”便有着缺乏准确性与严谨性的局限,这似乎是“音乐口述史”面临的最大挑战。

因此,在我们的研究中,对音乐家口述自己的心路历程的历史事件的引用,要经过细致地考证,在我们使用这些音乐史料进行音乐史的论证时,一定要对“口述史料”的严密性、真实性加以仔细地把握辨别、去伪存真,注意对这些“音乐口述史料”进行整合,而并非单单只依靠受访者的“口述史料”“访谈史料”,进行简单地加工、整理或提升,来对“音乐历史”进行简单地“复原”。音乐史学的研究者要用大量的音乐档案资料或其他音乐历史文献对“口述史料”加以佐证,经过细致地考察,同时,我们在“还原”音乐历史的事实之后,更要对蕴含在“音乐口述史料”背后的历史文化意义给以充分的关注,并对其进行社会历史与文化等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

“音乐口述史”是当今音乐学界热点之一,其作为音乐史学研究方法之一的学科建设,可谓刚刚起步,故而对该学术领域进行充分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对“音乐口述史”理论与方法的研究,能加深人们对其理论与方法的认识与运用。在本期“青年论坛”中,我们就刊登几位青年学子对“音乐口述史”理论与方法研究的论文。

作为两位“专心”于区域音乐史的研究者——李莉与王玏,她们的文章《口述史在广西音乐史研究中的实践》从自身研究经验出发,论述“音乐口述史”在其研究中的一些实践,包括以口述史方法搶救性收集、整理和研究广西20世纪杰出音乐人的口述史料,尤其是那些经历了抗战岁月的抗战音乐老兵和杰出音乐家,记录广西当代区域重要音乐事件与音乐生活之口述史料,其中访谈是必要手段和途径。她们以“音乐口述史”视域,积极介入区域少数民族音乐史和传统音乐史的研究工作。此文章的研究经验,对其他青年学子无疑是有启发意义的。

“抗战音乐”是中国在“二战”时期抗击日本入侵中国的背景下产生的为争取抗战胜利的音乐,其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大众性、思想导向性,其在中国音乐历史长河中有着重要意义。武汉音乐学院研究生杨帆撰写的《口述史与抗战音乐史研究》一文,对拓宽“抗战音乐”研究的广度、提高“抗战音乐”的历史真实度等方面亟需加入“口述史”问题进行了阐述,他认为,“音乐口述史”的应用,为中国抗战音乐史的撰写,打开了新视角。

安徽大学研究生魏子斐撰写了《音乐口述史语境下的区域音乐研究——以安徽地方戏曲音乐文南词为例》,她认为,“音乐口述史”作为目前音乐学研究领域的学术热点,其理论概念、学术特质以及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等基础理论的研究,已成为当今音乐史学工作者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对指导音乐史学学术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她的文章旨在通过对该学术语汇与地域性戏曲音乐研究进行学术性对话,对“音乐口述史”这一学术概念得出更具普遍性的认知,这是每一个音乐史学工作者处于“局内人”责无旁贷的时代责任。

民族歌剧《包青天》是安徽省近30年来的第一部民族歌剧,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安徽地方特色。该歌剧演绎的“包公戏”,结合传统文化经典故事与现代社会主题,在艺术形式上是一次新的结合和尝试。作为亲身参加演出的人员之一,安徽大学研究生杨名以自己实际参予演出此部歌剧的历程与经验,撰写了《口述史对当代安徽音乐的记述——以歌剧〈包青天〉为例》文章,采用亲历者口述的方法,也通过对该歌剧创作团队的采访,探析民族歌剧在安徽地域文化中的发展。

近年来,对朋克(punk)音乐历史的研究,已成为欧美历史学家、音乐学家、记者和其他社会学家所关注的热门话题。与朋克音乐文化有着密切关联的人们,也积极地发掘、构建、记录更为贴近真实朋克的历史。武汉音乐学院研究生许颖《西方音乐口述史应用案例——朋克音乐口述史现象及其著作的撰写》一文,介绍了近年来“口述史”被大量应用在朋克音乐史研究中的现象,讨论了口述史研究方法与朋克音乐史之间的密切关联与作用力。

我们说,以上几位音乐史学的学子撰写的“音乐口述史”文章,明显已经超出对“口述史”方法介绍阶段,具有迈向实际运用的发展阶段。从上述文章看,青年学子对“音乐口述史”研究兴趣盎然。如果有更多这样的青年音乐学子介入到我国“音乐口述史”研究,产生更多的后备研究力量,有更多研究者关注“音乐口述史”,并将研究方法运用到具体的课题研究上,从“音乐口述史”的研究与发掘中,得到更多的“口传史料”;从日常音乐生活的角度,来研究我国一个地区、一个社群或一个阶层的人的音乐社会生活形态的课题,除了对我国音乐史学发展有益外,也可能会对我国的音乐民族学、音乐社会学等学科研究,带来更为广阔的口述史研究资料,所搜集到的人民音乐生活的相关资料,将会对所有音乐学研究有益。因此,坚持对“音乐口述史”的研究,产生对“音乐口述史”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等问题上的兴趣,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决定中国音乐史研究的发展态势。为此,我们热切地盼望有越来越多的青年音乐学子关注“音乐口述史”,注意研究相关的理论与方法,并对其理论进行解读与阐释,尽力挖掘我国的“音乐口述史料”,这必将会使我国音乐史研究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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