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元

[摘要]三年大饥荒发生在上世纪的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其形成原因，既有天灾——自然灾害导致的粮食歉收与绝收，也有人祸——政府的不当管理和制度的不健全，同时也有社会历史发展的因素——牺牲农业，优先发展工业。

[关键词] 三年大饥荒;粮食分配制度;工农业发展

[中图分类号]D651[文献标识码]A

随着新中国工业建设的发展，面对粮食短缺的问题，国家从1953年开始采取了“统购统销”的制度安排，即通过“统购”征收农民的粮食，通过“统销”保证城镇居民的粮食供应。而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了“三年大饥荒”，这三年里死亡人数的规模之大令人不寒而栗。本文通过数据建立经济学思考，分析造成三年大饥荒的原因，希望以史为鉴，防止此类悲剧重演。

1    粮食有价无市

由于当时为了实现强国目标——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中国领导人按照苏联的发展历程提出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政府为了把农村的生产剩余转移到城市，对于农产品采取了统购统销的政策，各种生活必需品必须按照国家的统一计划凭“票”购买。

表1为苏南武进县遥观乡志中所记载的三年困难时期副食品集市最高价格表。从表1中可以看出，鱼肉类10元/kg，米6元/kg。而三年困难时期的政府救济一年不到5元，粮食的价格过高，导致有价无市，政府按照计划供给，普通老百姓买不起粮食。根据1985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1960年比1959年的全国人口减少一千万。但就三年大饥荒而言，死亡总人数没有具体数字。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主任曹树基以1953年、1964年人口普查资料为基础，采用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重建了1959～1961年中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计算结果表明，1959～1961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多达3250万。为何种植粮食的农民，最后却会因为没有粮食吃、吃不起粮食而饿死？笔者认为，除了旱灾的自然因素外，这从根本上来说是“人祸”，也是我国从农业转型到重工业必然经历的一场撕裂。

2    三年大饥荒有天灾，也有人祸

2.1    天灾——自然灾害造成粮食减产

根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的《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1959年全国受灾面积达4463万hm2，成灾（收成减30%以上为成灾）面积1373万hm2。其中成灾面积占受灾面积的30.8%，且集中在产粮大省河南、山东、四川等。1960年，继1959年大灾害后，全国大陆除西藏外又发生了建国后最严重的灾害，受灾面积达6546万hm2，成灾面积2498万hm2，受灾面积居建国50年来首位。由此不难看出，客观条件下粮食有大面积的歉收与绝收，这是三年大饥荒的外因。

但在《饥饿与公共行为》里可以发现，同一时期的印度虽然在民主体制无法防止下层民众的慢性营养不良，但与中国三年饥荒比，印度政府采取积极的措施，从而有效制止了1943年大规模饥荒在印度的再次上演。由此可以看出，政府通过宏观手段的救济调控，其实可以减轻自然灾害的程度。出现大饥荒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祸。

2.2    人祸——政府不当的管理

2.2.1    农民对粮食没有自主处理权。人民公社所倡导的绝对平均主义，造成了“公共地悲剧”——公共资源的过度使用。公社化运动下，公共食堂实行免费供给和不设上限供给，原本合理的消费体系失衡，农民的劳动成果不再私有，权力不足导致其主动性被占据。公共食堂的口号是“敞开肚皮吃”，这就导致游手好闲者“泛滥式”出现。加上“退社权”的逐步取消，所有人都会选择不干活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权力的缺失造成了资源的分布不均，从而导致生产力水平的降低。没有人有意愿去播种粮食，自然导致颗粒无收。

2.2.2    城市偏向的粮食供應制度。饥荒时期农村和城市的人口死亡率有很大差异。1958年至1960年城市人口死亡率由9.22‰上升至13.77‰，而同期农村人口死亡率则由12.50‰上升至28.58‰。其原因就在于在当时的中央计划体系中，食物获取权偏向于有城市户籍的居民，城市居民可通过定量配给系统获得政府分配的食物，而农民却因为“统购统销”政策需要强制性上缴粮食。笔者认为，三年大饥荒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粮食供给体制造成的“农村”饥荒。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农民作为粮食的生产者，却在三年灾害中被饿死。

2.2.3    干部的政治选择——明哲保身。大跃进时期，人们一味追求跳跃式提高生产率的外部表象，产生了诸多“浮夸风”、“放卫星”等不切实际的报道。很多干部不敢拖“产量”的后腿，争前恐后地虚张声势。而为了不让自己的空话露出马脚，只好牺牲群众利益，提高上交公粮量，减少本地存余量。但上级领导人会倾向于认为这是粮食丰收的成果，从而提出更高的产量要求，导致恶性循环。

3    社会发展历史因素——农业和工业的平衡

在1932～1933年的乌克兰大饥荒中，为了实现工业化战略，乌克兰农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政府粮食征购超过限度、计划经济排斥市场的作用、斯大林对农民利益的忽视……其与中国的三年大饥荒经历了类似的情况。笔者认为，这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一个农业大国转变为一个工业国家所经历的必要磨难。要想实现工业发展，首先需要启动资金。因此，利用“工农业剪刀差”，使用工业剥削农业的方式来获得工业发展资金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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