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河

在《朗读者》节目中，董卿问作家王蒙：“您总说自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那么能不能说说到底是怎么个‘不可救药呀？”

王蒙笑了笑，依然是那种不慌不忙的语气：“那我就先给你讲两个小故事吧。1963年12月下旬，29岁的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深入群众、深入生活，主动申请举家迁往乌鲁木齐。我几乎是净身出京，但那两条小金鱼我没舍得丢下，而且是连鱼缸一块带着的。我担心到新疆后再也看不到北京的金鱼了，那多无趣呀！”

王蒙停顿了一会儿，接着又讲了一个故事：“1965年，我又从乌鲁木齐直接下到边疆地区伊犁的农村巴彦岱。当时，我住的是一个老农家里约六平方米大小的小库房。房间里有些杂物，墙上挂着一个面箩、九把扫帚，还有一张未经鞣制的牛皮。牛皮发出阵阵怪味，我想，光有牛皮的味道还不足以体现新疆的特点啊，就去市场买了一块羊毛毡铺在矮炕上，这样牛羊膻味便配齐了。然后，我就饶有兴致地环顾着这间充满新疆特点的小屋，又发现门有点斜，门楣处还露着一条三角形的大缝。结果三天后，这条大缝居然引来一对燕子在此安家，整天叽叽喳喳，欢声笑语不断。后来我仔细一听，这原来是一对小夫妻。于是，我再进屋时便尽量放轻脚步，怕惊扰了人家谈情说爱！哈哈！”

见王蒙说到这里，自己也忍不住乐起来的样子，董卿嫣然一笑，说：“果然是不可救药。”

其實当年王蒙虽是主动申请举家迁往新疆，但实际上就是下放。而从1963年到1979年，长达16年的新疆生活，他也正是靠着这种乐观的心态熬过来的。后来，有外国记者在采访时问他：“16年的磨难，你为什么没自杀？为什么没毁灭？为什么没垮掉？”

他当时就回了这样一句话：“因为我是一个乐观的人，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自誉为“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的王蒙，其实并非天生就是个乐观派，更绝非没心没肺地傻乐，而恰恰是历经生活的磨难后悟透了红尘。正如他自己所言：一个人要有大境界、小乐趣。

（摘自《当代老年》201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