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浩天 陈明昆

摘    要：“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高等继续教育也面临着如何创新发展和“走出去”的问题。高等继续教育“走出去”对国际化人才培养、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完善高等继续教育体系及提升高等继续教育软实力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结合当前高等继续教育“走出去”可能存在的不足与挑战，从加强顶层设计、推动大学联盟建设、优化师资队伍、提升教学质量、促进企校合作等方面构建高等继续教育“走出去”的战略路径，可为实现高等继续教育的国际化与创新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高等继续教育;“走出去”;路径;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47（2019）01-0058-05

“一带一路”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统称，是我国提出的重大外交倡议，其旨在与沿线国家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和责任共同体。[1]作为当前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核心，“一带一路”不仅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与沿线国家鼎力支持，更是成为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前行的重要动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仅需要物质基础作为支撑，国际化、专业化人才队伍的建设同样关键。而作为现代人才培养的“引擎”，高等继续教育如何走出国门，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创新人才培养路径，扩大院校影响力，进而提升我国高等继续教育软实力，实现国际化创新发展，是当下值得探究的重要课题。

一、“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高等继续教育“走出去”的重要性

“一带一路”倡议涵盖了与沿线国家从区域政治、经济贸易到人文交流等多个领域的相互合作。而交流与合作所涉及的行业领域以及项目实施无一不需要教育，尤其是高水平的高等继续教育提供相应的人才支撑。[2]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在《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2018年工作要点》中指出，夯实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发展的基础，要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服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3]高等继续教育“走出去”不仅可以提升海外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为“一带一路”的共建培养专项技术人才;而且能够在教育国际化的过程中帮助院校建立优良的口碑，进而扩大我国高等继续教育的国际影响力。

（一）有利于培养国际化、复合型人才，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世界知名咨询公司麦肯锡的一项调查显示，被调查企业中88%的高管都认为，人才是海外合作或境外投资成功与否的首要原因。[4]由于我国与沿线国家在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等诸多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各国合作项目中的相关从业人员不仅需要熟练掌握所在领域的专业知识与职业技能，还应对合作对象的政策、法律、人文等相关特点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动态情况具备相当的了解。面对复合型人才供不应求的现状，面向海外的高等继续教育正是培养基础设施建设、国际贸易、以及具备小语种专业能力的人才的主要途径。一方面，通过优化海外院校的专业设置、开展具有行业针对性的技能培训，可以有效提升劳动者知识整合能力与技术应用的水平;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协同机制，整合政府、企业、院校等多方资源进行人才培养，能够让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劳动者充分发挥其最大价值，为“一带一路”建设添砖加瓦。

（二）有利于激发高校育人活力，构建完善的高等继续教育体系

我国高等继续教育作为继续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面对当下“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人才培养质量提出更高要求的同时，其自身体系也需做出适当的调整和完善。当前，我国高等继续教育仍以成人高等学历教育为主，在强调理论知识传授与学历文凭追求的过程中，难免忽视了学生在实践中技能操作和应用能力的培养;受限于专业设置的不够合理以及教材知识更新速度的缓慢，也无法满足市场对于人才的多样化需求。放眼发达国家高等继续教育发展的成功经验，企校合作的办学模式、联系产业需求的人才培养模式和院校层面的自主管理模式都是适应新时代的高等继续教育可持续发展策略。而国内优秀企业的人才培养机制，如万向集团的“科技人员督导师制”“专业人才队伍规划”也是值得推广的继续教育经验。因此，新形势下高等继续教育“走出去”的过程也是高等院校动态调整自身体系、吸收先进继续教育经验，进而激发育人活力、适应人才市场新需求的过程。而“一带一路”开放发展的要求正是促进我国高等继续教育体系持续完善的最佳契机。

（三）有利于提升我国高等继续教育软实力，增强国际竞争力

随着我国高等继续教育办学水平的提高与办学规模的扩大，软实力建设在增强院校综合竞争力、扩大品牌影响力、以及提升中国高等继续教育口碑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美国学者约瑟夫·S·奈（Joseph. S. Nye，Jr.）认为，软实力是通过吸引别人而不是强制他们来达到预期目的的能力。[5] 对于我国高等继续教育而言，其软实力就是在实现办学目标的基础上，通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技术转化等方面优势的充分發挥，强化其在师生与社会心目中的影响力、吸引力、感召力与聚合力[6] ，从而实现内涵与外延的协调发展。正如近代西医传入中国先以本土适应作为交流基础、再以其先进性获得民众认可与青睐的过程一般，在“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的背景下，高等继续教育“走出去”不仅有利于解决各个行业项目建设的人才需求问题，更可以在与沿线国家合作交流的基础上加深文化融合，通过展示我国高等继续教育积极的精神风貌、优良的育人效果与先进的科研成果获得海外学子与社会各行业的认可，从而提升我国高等继续教育的国际影响力与竞争力，实现跨越式发展。

二、当前高等继续教育“走出去”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与挑战

受限于“走出去”经验的缺乏以及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落后，当前我国高等继续教育“走出去”在取得了一定成绩之余，仍面临着办学水平、师资力量、经费投入与政策支持等不同层面的困境。

（一）海外办学目标欠缺科学性，约束机制尚待形成

培养适应“一带一路”建设要求的国际化、复合型人才本应是院校海外办学的主要目标。然而，在实际办学过程中，很多高等继续教育院校与培训机构盲目开展联合培养与合作办学，其专业设置既未得到国家重点扶持，又与人才市场的实际需求脱节，部分以牟利为目的的合作办学项目甚至形同虚设，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境外办学的口碑与声誉。与此相对，另一部分院校为吸引国际生源、扩大自身影响力，片面地采取减少学费或提供奖学金等方式招收留学生，增加了学校内在系统的财政压力[7]，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办学目标科学性欠缺之余，针对办学主体约束机制的缺乏同样不可忽视。海外高等继续教育院校的投资创办一方面受到国家政策的保护导致竞争机制作用衰减，另一方面，其人事招聘与事务管理又往往因当地政府的干预出现摇摆性，平衡各方且行之有效的约束机制尚未形成，教育效果自然难达预期。

（二）院校办学水平普遍较低，“走出去”基本经验不足

虽然改革开放至今，我国高等继续教育已有境外办学的先例，但脱胎于计划经济时代的高等继续教育至今仍未完全摆脱“学历工厂”的帽子，与盲目追求学历相对应的保守的战略发展规划、狭隘的人才培养理念、落后的课程设置以及单一的教学手段也无不体现着院校办学水平的低下，这无疑与借助高等继续教育“走出去”来服务“一带一路”的目标设想存在极大的落差。近年来，海外广泛设立的孔子学院虽重视非学历教育，在汉语教育的主线下融合了国际交流、师资培养、汉语考试和文化传播等多项职能，但人才培养的层次普遍不高。而我国普通本科院校在国外建设的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则相对较少，平均每所在国外建设的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均仅有1个。[8]总体看来，真正依赖自身学科特色与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走出去的高等继续教育院校与职业院校数量仍旧稀缺，海外办学基本经验尚显不足。

（三）高质量师资队伍短缺，人才培养基础薄弱

“一带一路”建设对人才需求的特点主要体现在需求种类的增加与复合素养的期待两个方面，而在海外办学实践中，与之相应的师资队伍却严重短缺，培养国际化人才的基础十分薄弱。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设所涉及的行业众多，从交通运输、装备制造到能源建设与信息服务，等等，包罗万象。而国内各相关领域的专家与教师则普遍缺乏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参与技术培训或担任教职的意愿，海外院校的专任教师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覆盖领域上皆难以满足日渐庞大的教育培训需求。另一方面，面对海外建设中繁多的细分领域和复杂的工作环境，当下真正满足国际化人才培养要求的专任教师寥寥无几，多数在职教师尚未做到知识与能力的与时俱进，教学内容安排与课堂上所授的具体案例亟待更新。除此之外，相当一部分教师仍不具备基本的英语教学能力与日常沟通能力，掌握非通用语言教师的数量更是严重不足。以上种种大大限制了我国高等继续教育海外人才培养的广度与深度。

（四）專项经费投入有限，宏观规划与政策支持缺乏

我国高等继续教育“走出去”整体处于起步阶段，不仅办学基础薄弱，经费投入也不容乐观：据资料显示，我国高职院校的生均教育经费仅仅相当于普通本科院校的56%[9] ，政府财政支持相当有限。当下，我国高等继续教育海外办学的目的地主要是“一带一路”沿线各发展中国家，当地的高等继续教育发展本就相对落后，地方企业对于院校发展的资金支持能力亦不容乐观，加之受限于发展水平，能与跨国企业展开合作的院校凤毛麟角，因而高等继续教育院校在海外实际建设中存在不可忽视的经费短缺问题，无法达到理想的国际化建设标准。经费问题之余，由于对高等继续教育国际化重视程度不够以及海外办学经验客观上存在不足，当前政府缺乏对高等继续教育“走出去”的宏观规划与相关政策支持，尚未建立如美韩等发达国家类似的海外投资服务网络，也没有设立专门的咨询服务机构，最终导致高等继续教育“走出去”面临着重重的困难。

三、“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高等继续教育“走出去”的路径选择

国际化、复合型人才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石，高等继续教育“走出去”应继续立足于人才培养的主要任务，在政府政策与机制逐步完善的基础上，与产业紧密联系了解人才需求，与企业加深合作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并通过院校间的交流协作与资源共享实现高校间的融合发展，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一）加强顶层设计，完善高等继续教育运行机制

我国高等继续教育“走出去”仍处起步阶段，结合宏观战略规划与制度基础缺乏的现状，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政策与经济、文化与外交等多个方面的资源，完善高等继续教育运行机制，政府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1.要制定合理的战略发展规划。政府应依据“一带一路”倡议的总体框架，制定高等继续教育“走出去”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为高等继续教育国际化发展指明方向。

2.统筹协调各方资源。让政策支持成为基础，经济贸易支持作为推动力，文化外交手段发挥辅助作用，并通过院校、企业与政府间协同机制的建立，增强推进高等继续教育“走出去”的合力。

3.健全监督与约束机制。政府在鼓励高等继续教育“走出去”的同时，应严格院校海外办学资质的审批;联合企业及第三方机构全方位评估院校人才培养规格与质量;建立内外联动的监督体系，对院校的重大决策与目标执行进行监督，规范和约束院校行动。

4.完善高等继续教育运行机制。改变院校不合时宜的运行管理状况，削减冗余部门，将院校发展的着眼点放在高质量人才的培养上。

（二）深化课程教学改革，提升教学质量与实训效率

高等继续教育“走出去”工作的有效开展应坚持以“一带一路”的新形势为导向，强调需求本位的专业设置，并在过往人才培养方案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建设中对于各行业专项人才的需求，深化课程与教学改革，提升高等继续教育培养人才的质量与效率，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倡议。具体来看，有以下三点。

1.优化院校课程体系，将“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思路、合作理念及规则机制等内容纳入课程体系，增加非通用语言、国际贸易和企业管理等课程的专业覆盖，开发具有行业针对性的校本课程。

2.要改变“学历至上”的培养目标，更加重视技能实训。在工程、制造等专业类别的教学中，更加重视操作技能的培训与实践课程的安排，与企业联合建设培训基地实现对学生的定向培养。

3.应适当变革教学模式，在传统定点授课的基础上，对于学习时间与地点难以固定的学员，可利用互联网进行线上授课，通过建立校内与校际间的网络学习平台，共享学习资源，实现跨院校、跨区域的教学合作。

（三）坚持引进与培育并重，打造优质师资团队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才培养的关键在于优势师资力量，这对高等继续教育“走出去”过程中每一位参与其中的教师所应具备的职业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不仅要拥有过关的教学与科研能力，还需具备良好的外语掌握水平、广阔的国际化视野以及坚定的服务意识。建设优质师资团队，就要坚持人才引进与培育“两条腿走路”。一方面，高等继续教育院校可高薪引进国内外尖端领域的专家学者，并通过呼吁本校教师与其沟通、向其学习来提升院校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进而带动院校教学水平的全面提高。另一方面，师资团队建设的主要方向应瞄准为数众多的国内在职教师以及待入职的后备师资力量。要积极开展在职教师的外语培训，鼓励在职教师参加高质量的国际会议、参与海外院校的交流活动与合作研究，帮助其提升国际交流能力与科研能力。对于待入职后备师资力量的培养，可开展形式丰富的入职培训及新老教师优秀经验交流活动，根据待入职教师的技能特长与教学表现安排合适的岗位，优化教师资源的分配。

（四）促进高校与产业界合作，明确人才需求导向

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而这些领域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工商业界相关企业、商会和行业协会与高校的密切合作。[10]高等继续教育人才培养的质量最终要通过产业界的检验，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一带一路”倡议要求;而产业界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前沿，自然最清楚国家对于具体行业发展的期待和与之相应的人才需求，因此，应积极促进高校与产业界合作，借此明确各行业对于人才的具体需求，进而通过企校协同，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高校与产业界的合作关键在于信息互通与资源共享。一方面，产业界应重视与高校间的信息互通，及时通过企业向院校提供人才需求信息;另一方面，高校也应加强与产业界的资源共享，通过专家培训活动、技术研讨会，将高校的一流师资与专业优势引入企业，并同时接纳来自企业的投资、开展企校联合培养项目，在结合高等继续教育学习者特点的基础上打造技术型、实践型精英人才。

（五）推进“一带一路”大學联盟建设，拓宽高校合作交流视野

协同人才培养与科技融合发展日渐成为高等继续教育“走出去”的显著特征，而推进“一带一路”大学联盟建设正是拓宽高校对外交流合作视野，促进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于校际间展开人才培养、科研协作、文化交流和政策共商等全方位和宽领域的深入合作的主要途径。要最大程度地发挥大学联盟的协作功效在于：（1）需要各成员院校整合各自优势学术资源，通过专家、教师、科研人员与在校学生的合作交流搭建沟通的桥梁;（2）借助互联网通讯技术，实现特色课程线上共享、远程教育合作共建;（3）完善联盟院校合作机制，定期举办教育发展论坛探讨人才培养新议题;设立高校联盟科研基金保证协作研究经费投入;设立“一带一路”大学联盟奖学金激励优秀学生;（4）坚持大学联盟的智库共建，发挥不同院校间不同类型的智库在政策制定、经济发展与科研工作等领域的指导作用，掌握“一带一路”建设中各国支柱型产业的发展需求，进而有针对性地发挥高等继续教育的人才培养优势。

参考文献：

[1] 张德军.“一带一路”背景下人才需求与高等教育支撑路径的思考[J].中国成人教育，2016（21）：35-37.

[2] 张旭.“一带一路”倡议下高等继续教育的发展路径[J].继续教育，2018（1）：6-8.

[3]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关于印发《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2018年工作要点》的函[EB/OL].（2018-02-26）[2018-09-06].http：//www.moe.edu.cn/s78/A07/A07_gggs/A07_sjhj/201802/t20180227_327906.html.

[4] 陈相芬.“一带一路”背景下高职院校协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6（04）：42-45.

[5] 约瑟夫·S·奈.美国霸权的困惑[M].郑志国，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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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郑静玉.“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高等教育“走出去”的机遇与新路径[J].中国成人教育，2017（23）：45-48.

[9] 席宏晔.“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继续教育的发展策略[J].成人教育，2017，37（11）：44-46.

[10] 周谷平，阚阅.“一带一路”战略的人才支撑与教育路径[J].教育研究，2015，36（10）：4-9+22.

[责任编辑   曹    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