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钧天

在历史上，湖北并非中国画的重镇，湖北美术的辉煌始于20世纪。清代末期，内外交困的时局迫使清政府推行新政，引进西式教育，洋务派首领之一张之洞督鄂期间，兴办了一批实业学堂，其中即涉及有工艺、图画课程。之后，1920年私立武昌美术专门学校创建，这是国内较早的专业美术教育院校，为湖北美术的崛起提供了充分的人才储备。抗战初期，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全国大批文艺工作者云集于此，中华全国漫画作家抗敌协会、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战协会、中华木刻界抗敌协会等组织相继在武汉成立，直至1938年10月武汉沦陷，这里成为中国抗战美术的中心，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武汉三老张肇铭、王霞宙、张振铎为代表的一批画家，推陈出新，直面生活，有力推动了中国画的自我革新，与时俱进，在湖北乃至全国影响广泛。“‘85美术新潮”兴起，湖北更成为重要发源地之一，领天下风气之先。

作为一位极为重要的湖北画家，闻钧天先生则相对超然，似独立于各种潮流之外。他拥有令人羡慕的人生际遇，生活相对纯粹，教学，著述，书画创作，如是而已。既有居庙堂之高的雍容安逸，又有处江湖之远的萧散淡定，特别是1949年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也对其平静的生活无影响，这在其同时代的画家中几乎是一个奇迹。

闻钧天号劬庐，别名一尊，1900年出生于湖北浠水县下巴河镇闻家铺村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据《闻氏家谱》考，为南宋文天祥后裔。早年，在家塾与堂兄闻一多同堂共读，系统学习诗书，临习书画，其外祖父与母亲皆能绘画，家庭艺术氛围相当浓郁。1914年他考入湖北甲种工业学校染织科，1920年又考入刚刚创建的南京美专，师从陈师曾、梁公约。湖北的另一位重要画家王霞宙先生亦毕业于该校，晚于闻两年。1923年，自南京美专毕业后他又考入东南大学中文系，其间除中国画创作，他还热衷于新文化运动，与郭沫若、郁达夫等人多有交往，十分活跃，并于1924年由东南大学教授杨杏佛先生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1925年自东南大学毕业后他历任南京美专讲师、武昌湖北省第一中学教师、黄冈湖北省第六中学校长、南京女子美术学校教师、武昌美专教授、无锡美专教授等教职。之后他开始步入仕途，1932年出任国民党武汉市党部委员，后又任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编审主任、内政部参事、内政部礼俗司长、中央古物保护委员会委员，主事全国性古文献、文物的考鉴、保护与收藏，礼仪祭典、民俗改良等文化性、研究性工作，抗战时期参与策划、组织“故宫文物西迁”，并在战时古迹保护方面颇多建树。抗战胜利后又曾出任敌伪掠夺文物清理委员会委员。本质上，他仍是一位文人，即便是出仕，仍继续兼任国立教育学院教授，并于1948年出任西南美专教授。

1949年之后，他继续从事教育工作，在武汉市戏剧学校任教，后任武汉市文史馆馆员，历任多届武汉市政协委员，并于1960年加入中国美协。不同于绝大多数从旧社会步入新时代的知识分子，他安然度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没有受到任何冲击，创作，著述，采风，举办画展，生活安逸悠闲。改革开放后他拥有了更为优越的条件，并于1980年赴北京参加文化部组织的中国画创作活动。他于1986年逝世，享年86岁。逝后亦备享哀荣，中共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宣传部、统战部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皆送花圈，省市领导出席追悼会，高度评价其爱国精神与艺术人生，《长江日报》刊发专题新闻，称其为“著名书画家”，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

《左传》:“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是中国历来文人为人处世的最高标准。而且，以正统观点看，诗者文之余，画者诗之余，书画诚乃小道、余事也。身处贫弱混乱而外敌环伺的旧中国，有理想、有担当的知识分子无不把唤醒民众、救亡图存作为自己的历史责任与人生目标。所以就身份而言，青年时期闻钧天首先是一位爱国志士，其次才是一位书画家。他有强烈的使命感和对现实的深切关注，并不满足于悠然安闲的书画生涯，积极投入社会，以期有补于时。因此他热衷于新文化运动与政治活动，参与文学创作，这一点可能受到堂兄闻一多的影响。他们在少年时期对美术有相同的兴趣，闻一多1922年赴美国留学即以美术为专业，先后就读于芝加哥艺术学院、纽约美术学院。所不同者闻一多回国后专事文学研究与创作而闻钧天仍以书画为主业。1931年武汉遭遇洪水，长江泛堤，人民流离失所，闻钧天应邀出任湖北省水灾赈济委员会委员，并撰写出剧本《卖儿女》，表达对水患灾民的同情与关怀。

1935年，闻钧天的《中国保甲制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涉猎广泛，资料宏富，论证周密，结构谨严，是闻钧天十分重要的一本著作，也是中国古代乡里制度研究最早、影响较大的一本著作。

根据闻钧天《自序》，该书的撰写“始于十七年（1928）秋，本年（1932）七月脱稿，历时四年为之”。1933年，部分初稿曾由《武汉日报》发表。“本书之目的，在阐述保甲之精旨，明其体用。”“故以法制之沿革为经，以法理之兴革为纬。”“当今国家社会民族凋丧万分，挽救之策，只有从个别方法，由上而下，方能有济。”①

保甲制度是中国古代基层社会一项重要的管理制度，是官治行政末梢在乡村社会的延伸。上古、中古时期，“王权止于县政”，乡里组织多由民治，宋代以后，乡里组织的官治色彩日重，遂逐渐衍生为官衙在乡间的派出机构或承官衙意旨的办事机构。保甲制度即始于北宋，为王安石首创，并为后世所沿用和发展，成为政府控制乡村社会的有效模式。近代以来，强势西方文化的冲击迫使中国人重新思考自强之路，向西方学习成为时代的主流。最初的尝试始于以学习西方“坚船利炮”为标志的洋务运动，但一场中日甲午战争击碎了这个梦想。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思考制度上的变革，传统的保甲制度也在此时代潮流涤荡之下黯然失色，而舶来的“地方自治”开始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孙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即提出地方自治的构想，不仅成为国民政府的治国方略，之前的历届北洋政府也均致力于推行地方自治。然而，历经二十余年的努力，成效甚微。基于民国初年时内忧外患及经济落后、教育尚未普及到全民的社会现实，一批知识分子认为其时政制之弊在于“头重脚轻，基础不固”，“治人之官”太多而“治事之官”太少，如此，推行保甲制度可以增加基层管理人员的数量，将国家行政体系延伸至乡镇村庄，这对于有效整合国家必需的人力、财力、物力，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的攘外安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迫切性。

该书出版后引发多方关注，1935年，由英国驻南京总领事雷德森J·Alexander翻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

闻钧天于1924年加入国民党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的入党介绍人杨杏佛先生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家和社会活动家，1910年即加入由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杨杏佛在东南大学任教期间与共产党人恽代英多有接触，还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到中国共产党人创办的上海大学讲课，并因此受到部分人的排挤，后赴广东追随孙中山，在国民党内担任重要职务。在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决裂之后，杨杏佛在上海与宋庆龄、蔡元培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总干事，1933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作为闻钧天的引路人，杨的政治态度自然会对闻有所影响，鉴于身后官方对他的盖棺论定及其历经多次政治运动而安然无恙，闻钧天被保护的民主人士身份可能归因于其早年的工作经历，当然这仅出于推测，并无确切证据。

曹丕《典论·论文》中说：“文以气为主。”而且，“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绘画亦然，中国古代画评历来主“气”，南齐谢赫创为“六法”，以“气韵生动”置之首位。在绘画品评中历来有庙堂气、书卷气、山林气之说，至于贬义词，则有江湖气、市井气、烟火气、头巾气等等。“气”之高下实则是人品、学识、修养、境界的高下，所谓“画如其人”，正是此意。人的经历、处境、性情，也无不对其作品有直接的影响。以诗歌而论，李杜诗风的豪放与沉郁之别，亦源自他们的性情、境遇及所处时代的巨大差异。言为心声，画乃心印，绘画更是最形象、最直接的反映，综观20世纪下半叶的传统派画家，我们往往会发现一个存在的共性现象，由于社会文化环境的巨大变化，革命现实主义创作一枝独秀，传统被忽视，被边缘化，当时的传统派画家大多处于压抑、失意的状态，处境极为艰难，他们的绘画作品虽然有很高的笔墨技巧与审美品格，但不可忽视的一点即是，其中总是或多或少地透露出一种窘迫、寒俭气象，20世纪80年代被发现的黄秋园、陈子庄，以及之后的梁崎、黄叶村、张伏山等人，也包括与闻钧天同处武汉的薛楚风先生，皆是如此。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说：“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而后工也。”此处之“穷”并非仅指物质生活上的贫穷，主要还指的是不能施展抱负予社会政治。生活于社会底层，可以深入社会，了解、体味人生的苦难，激发自己的“忧思感愤”之情，故而愈穷则生活体验愈丰富，反而造成了“诗工”的条件。事实上也不尽然，过分的贫困与挫折，只能给作者带来难以挽回的伤害摧残，绝非优秀作品的催化剂。因而，困窘，无奈，不得志，不自由，都或多或少地影响了那个时期的一大批传统派画家，并在他们的作品中有所体现。

霜痕 66cm×44cm

闻钧天则不然，民国时期，他身为大学教授，政府高官，生活优裕。1949年之后，他依然继续其平静的书画创作，有较高政治地位，历任多届政协委员，受到政府的保护和礼遇，没有受到任何政治运动的冲击，这是那个时代的画家难以企及的，所以，他的画中没有渐江式的孤寂冰冷和八大式的沉郁忧愤，没有石式的郁结不平和石涛式的纵横排，同时也没有同时期多数画家为适应形势要求做出的手法、形式上的鼓努为力与题材、立意上的牵强附会，而是自然，清新，雅逸，气格高华，沉静自持。

闻钧天的绘画成就主要体现在花鸟画，山水次之，人物仅在早年偶一为之，并不多作。

在《画坛论道》一文中，闻钧天论及其花鸟画追求：“用俊彩以兼泼墨来表达淡妆浓抹之风格，并以此作花卉，则当有独特的风范与情趣活泼于纸上。所谓秀隽浑厚、明快清新者是也。构思简练，笔下提炼，刚毅旷达，不同凡响，有诗意，有真情，此乃吾追求之画境也。”②从作品看，也确实是如此。

关于花鸟画的师承，他自言：“晚近写意花卉，余所心仪者有五大家，其风格各有不同，即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

不依篱不低头 95cm×35cm

黛峰云梯 106cm×33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