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嘉平

自良渚博物院展厅改造后，陈列区新增了近10年良渚考古发掘与研究的成果及大量文物，并开始运用多种技术手段为参观者揭开良渚古国的神秘面纱。其中一个展厅主要介绍5000多年前良渚古国的衣食住行与手工业等生活面貌。有意思的是，大家往往会在 “原始家猪结构图”前驻足，图中介绍了家猪的驯化过程，图下则是出土于有机物堆积层的原始家猪下颌骨等各部位的骨头。这些陈列告诉我们：“原来五千多年前就开始养猪吃肉了呀！”

野猪饲养源起

说到猪，一般我们都会想到肥头大耳、好吃懒做的现代家猪，亦或是野蛮凶悍的野猪。那么野猪怎么就变成家猪了呢？据考古发现，世界上最早的家猪出现在土耳其的东部地区，距今约15000～14700年，由当地的野猪驯化而来。这些猪在被引入欧洲之后与当地的野猪杂交，形成了现代西方家猪的祖先。除了欧洲之外，世界各地可能还存在着8个地区在相近的时间段对野猪进行了驯化。在中国就有3个不同的起源点：河南省舞阳县、云南省南部、台湾省兰屿岛。

野猪虽然凶猛，但总有些个体比较“与众不同”，这就给驯化带来了机会。有科学家认为，野猪驯化为家猪的过程，应该和早期人类聚落周围产生的生活垃圾有关。一些仍有营养价值的食物残余吸引了附近的野猪前来觅食，一些性情较为温顺的野猪通过和人类长期的近距离接触，逐渐被人饲养，形成家猪的雏形。而在良渚古国一些遗址的考古发现则有力地佐证了“食物残余”诱因说：考古学家推测，良渚时期应该还处于半放养式的“牧猪”，白天它们四处游荡吃各家丢弃的残羹剩饭和植物嫩茎、块根、橡实等，到了夜晚就回到猪圈里休息。由于良渚古国是建立在湿地上面，水域面积甚广，水生植物有生长迅速、方便获取的特点，可以作为原始家猪的理想饲料，猪的排泄物也是极好的肥料。

除了上述可能，野猪的生殖特性也促使它们成为被驯养的对象。在野外，野猪为了保存种群数量，生存策略往往会选择“多生快生”——雌性野猪每年繁殖一胎，平均每胎可诞下4～6只小野猪。依此繁衍机制，即使生存条件困难，野猪的种群仍可以延续。而这一特征被保留在家猪身上，并得到强化：现代家猪一胎能生多达10只猪崽，甚至更多。因此，良渚先民在驯养时会选择保留繁殖能力较强的野猪，以实现多产的目的。

野猪、原始家猪与现代家猪的区别

据动物学专家分析，野猪、原始家猪与现代家猪的外貌截然不同。野猪较凶猛，长着外翻的獠牙，小巧玲珑的耳朵，方便刨食的较长口鼻部，身披肥厚结实的皮毛，身材短小精悍，身体重心大部分都在躯干前部，有利于进行冲撞攻击。

原始家猪的外观更接近野猪，本来也有外翻的獠牙，但这些獠牙可能在小时候就被拔除了。原始家猪很像现在的“特种野猪”：因为野猪与家猪可以进行杂交，所以有些养殖户会将母猪和公野猪杂交，产下带有野猪长毛和家猪花斑，前身和后躯比例匀称的后代。也许正是依靠原始家猪提供的优质蛋白质，良渚古国才得以繁荣昌盛了1000多年。

而现代最常见的肉猪是20世纪50年代远渡重洋而来，原产于英国约克夏郡的“约克夏猪”。其特点是长肉快、产仔多，身材肥胖且拉长、口鼻部较短、耳朵大而弯折。而在太湖流域其实也一直有着一种本地家猪——“太湖猪”，它们以灰青色为主色调，拥有诸多品系。但我国曾大力推广以“约克夏猪”为父本的经济杂交，于是“太湖猪”与“约克夏猪”之间就产生了大量的杂交猪后代，几经选育之后形成了现代餐桌上的常见肉食。时至今日，我国成为全世界年消耗猪肉量最大的国家。

有趣的是，野猪前身大，占整体的70%，后躯小，占30%。经过人们不断改良的原始家猪，前身和后躯约各占50%。而现代家猪，前躯缩小到30%，后躯增大到70%。这一点可以反映出人类在驯化动物时明确的指向性。

良渚时期的家猪

通过对环太湖流域史前时期遗址“有机物堆积层”内出土的动物骸骨分析，考古学家们测算出距今7000多年的马家浜时期，先民们饲养并食用原始家猪的比例达26%左右;到了距今6000多年前的崧泽时期，该比例达33%左右;而到了5000多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家猪的比例上升到了64%。2016年，良渚古城内钟家港遗址出土了大量的豬骨、牛骨、老虎骨等各种动物的骨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宋姝老师对其中的猪骨进行了检测分析，发现猪的年龄约在1岁左右，推测是饲养的家猪，很可能当时家猪的饲养已达到了80%。

除了饲养与食用家猪，5000多年前的良渚古国已开始用整猪或猪下颌骨来祭祀或随葬了。江苏吴江龙南遗址的许多墓葬和灶前的祭祀坑中均发现作祭品之用的猪。其中，88F1房址外的灶坑有4个祭祀坑，每个坑内有一头完整的猪。通过牙齿的磨损程度、牙冠的清晰程度，以及骨龄、骨骼的形态等推断，它们应当是10～12个月以内的家猪。而在浙江湖州塔地遗址中一座墓葬随葬的豆盘里仍保留着盛放成排的猪肋骨，这说明良渚时期已将猪肉作为重要的随葬品之一。

龙南遗址祭祀坑中的整猪

猫盟红外线相机拍到的成年野猪带小野猪

猫盟野外调查时偶遇的野化家猪，常被误认为野猪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良渚先民还将猪獠牙作为一种装饰品。浙江桐乡新地里、上海青浦吴家场、嘉兴凤桥高墩等遗址中均出土了成组的野猪獠牙饰品。吴家场遗址207号墓葬出土了12件獠牙，分两组放置在墓主人身侧。獠牙长8～12厘米，是雄性野猪下犬齿牙，牙根部分有刻槽，用以捆绑细线。獠牙一般出土于墓主人的头部或胸部。有学者认为，它们有束发或胸饰的功能。

除了作为食物与装饰，猪的形象也是良渚时期艺术表现的主题之一。如卞家山遗址出土的泥塑猪头等。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着一件良渚时期的猪型玉梳背，整体造型规整，刻纹清晰，描绘了一只栩栩如生的猪的侧面形象，尤其是清晰的獠牙刻纹与良渚文化神徽像上兽面纹的獠牙很类同。在北方的红山文化中也曾有“玉猪龙”的玉器。这些现象均表明，在人们和猪的长期接触中，先民们渐渐将它憨态可掬的形态看成是神性或财富的象征。

“   ”是甲骨文的“家”字，会意为房屋“  ”中养着豕（猪）“   ”。显然，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过程中，猪一直都和先民有着长期而紧密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