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红波 李丹玉

摘 要： 以企业雇员为切入点，以2007-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分析企业雇员在产业政策资源配置中发挥的作用，以及企业对政府雇员目标的迎合效应。研究发现：相对于雇员规模小、待遇低的企业，雇员多、待遇好的企业在产业政策鼓励时会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企业会在产业政策鼓励时雇佣更多的员工，提供更多的员工福利。这表明，在产业政策的大背景下，政府在进行资源配置时会考虑就业水平和劳工福利的政治目标;此时，企业会增加雇员人数和员工薪资以迎合政府的政治目标，进而获得更多的政府资源支持。本文对产业政策和企业迎合理论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发展和创新，同时为政府资源的配置和民生问题的改善提供了路径和理论支持。

关键词： 产业政策; 政治目标; 企业雇员; 政府补助; 迎合理论

一、 引言

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学者们持续关注和研究的焦点问题。Fama（1970）提出了有效市场假说，但是Stiglitz（1993）指出了七个主要的市场失灵，Hausmann和Rodrik（2003）也指出市场并非万能的，在自由放任市场中，常出现投资过度或不足的问题，市场的这些问题为政府干预提供了潜在的理由。市场调节经济，政府管理市场（厉以宁，199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的经济（陈云贤，2019），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也是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王佳菲，2016）。而我国经济波动中有大约30%的部分來源于地方政府的作用（李猛、沈坤荣，2010），地方政府影响着地方的经济发展（Xu，2011）。产业政策作为地方政府干预市场的重要手段，对地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挥着重要作用（韩永辉等，2017）。这种作用是通过资源效应产生的，受产业政策鼓励的行业往往会获得更多的资源，包括土地使用权（张莉等，2017;杨继东、罗路宝，2018）、信贷资金（何熙琼等，2016）、税收优惠（黎文靖、郑曼妮，2016;冯发贵、李隋，2017）、政府补助（王克敏等，2017;杨兴全等，2018）等。但是，产业政策所引起的资源配置的调整除了和行业有关之外，是否会受到政府政治目标的影响呢？若是，企业又是否会迎合政府的政治目标以获得更多的资源呢？

为了回答以上问题，本文选取企业雇员规模和员工福利作为政府政治目标的微观反映，研究其对产业政策中资源配置的影响，以期解释地方政府的政治目标在不同资源流向中发挥的作用，并进一步验证了企业对政府目标的迎合效应。本文以2007-2016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相对于雇员规模小、待遇低的企业，雇员规模大、员工福利好的企业在产业政策鼓励时会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这表明，除了产业政策的行业因素外，出于自身的政治目标，政府在进行资源配置时会考虑企业对就业水平和劳动力福利的贡献度。也就是说，在受产业政策鼓励的行业中，能够提供更多员工岗位和员工福利的公司更可能成为政府的“宠儿”，将更多的政府补助收入囊中。进一步的检验发现，当上市公司处于产业政策鼓励的行业时，会聘用更多的雇员，提供更高的员工薪酬。这表明，为了迎合政府雇员方面的政治目标，受产业政策鼓励的企业会设置更多的劳动力岗位和更高的员工福利，以期获取更多的政府所分配的资源。在控制了相关变量和选用不同的衡量标准后，本文的研究结论仍然成立。

本文的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本文为产业政策下资源的不同流向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产业政策作为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的手段，通过将不同的资源配置给鼓励的行业来优化产业结构，实现经济增长。已有文献检验了产业政策的资源导向性，指出产业政策实质上是一种政府通过引导社会资源向受鼓励行业流动以实现政府主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政策工具（何熙琼等，2016;黎文靖、郑曼妮，2016;王克敏等，2017;杨兴全等，2018;蔡庆丰、田霖，2019），但是，已有文献忽略了产业政策鼓励行业中不同企业的资源获取差异以及可能的原因，本文发现产业政策鼓励行业的资源配置受到员工规模和员工福利的影响，并从政府政治目标的角度为其提供了可能的解释。第二，本文扩展了关于企业雇员的相关研究。目前，关于企业雇员的研究主要从员工满意度（贺伟、龙立荣，2011）、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夏宁、董艳，2014）、规则的公平性（雷宇、郭剑花，2017）等角度进行，而较少关注企业雇员的影响因素。本文基于迎合理论（Baker and Wurgler，2004a，2004b;徐龙炳、陈历轶，2018），发现为迎合政府的政治目标以获得政府补助的资源，产业政策鼓励行业的公司有动机雇佣更多的员工，提供更好的员工福利。

本文其余部分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为数据和模型方法的设置，第四部分为结果和分析，最后一部分为文章结论。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政府政治目标在产业政策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产业政策自产生之初就饱受争议，关于产业政策有效性的研究也很多。从实施的总体效果角度，部分学者指出推行产业政策能够实现产业结构升级（韩永辉等，2017），而且这种效果在市场化水平高的地区更为显著（孙早、席建成，2015）;但是也有学者指出产业政策实施效果并不理想，特别是考虑融资约束的时候（张新民等，2017）。从产业政策对微观企业行为影响的角度，现有研究包括产业政策对企业高管自信（毕晓方等，2015）、企业董事背景特征（祝继高等，2015）、企业投资行为（黎文靖、李耀淘，2014）、企业技术创新（余明桂等，2016）、企业产权性质（李文贵、邵毅平，2016）等方面的影响。而产业政策总体有效性的发挥和对微观企业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政府对资源的分配来进行的，但是目前关于产业政策资源配置的影响因素的研究还相对欠缺。所以，本文从政府就业和劳工福利的政治目标出发，来看微观企业雇员规模和薪酬对政府在产业政策背景下的资源配置的影响。

在产业政策鼓励的大背景下，政府通常依据其对自然资源、金融资本等的控制，以补助、税收优惠、许可审批等方式进行直接的资源配置（Fanet al.，2011）。作为地方政府干预公司的重要手段，政府补助可在短时间内增加公司现金流（王克敏等，2015）。所以为了促进产业的快速发展，政府往往会采用直接给企业拨付资金，即政府补助的经济手段进行最直接的激励。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呢？就现有文献来看，股权投资额（步丹璐、狄灵瑜，2017;步丹璐等，2018）、企业的政治联系（郭剑花、杜兴强，2011）等都是企业政府補助的影响因素。政府补助作为一种产业政策中资源分配的途径，也是一种典型的衡量产业政策实施结果的方法（钱爱民等，2015）。因此，本文以政府补助为产业政策资源配置结果的衡量，通过对企业政府补助的分析来看产业政策的资源倾斜效应。

目标决定行为，对于政府也不例外。目前学者对于地方政府的行为的影响分析主要从“支持之手”和“掠夺之手”的角度进行（Easterly and Levine，1997;Frye and Shleifer，1997;潘红波等，2008;曹春方等，2015），地方政府在财政利益和政治晋升的双重激励下，总是会改变其行为以迎合目标（郭庆旺、贾俊雪，2006）。在产业政策的大背景下，政府拥有了更多资源的自由裁量权，同时也承担了诸如就业、社会稳定、改善劳工福利等政策性负担。为了实现改善就业和劳工福利的政治目标，政府会实施相应的行为。社会就业水平和劳工福利对应在微观企业中就是企业的雇员人数和薪酬。就现有文献来看，对企业雇员的研究主要从组织承诺（张勉等，2002;韩翼、廖建桥，2005）、具体职业和群体的薪酬体系建立（李学强等，2017;程剑等，2017）及高管员工薪酬差距（步丹璐、王晓艳，2014;孔东民等，2017）等方面进行，关于企业雇员的影响因素及其对其他因素的影响的研究还比较少。本文从产业政策的角度研究雇员规模和待遇对产业政策中资源分配的影响。

综上所述，产业政策的存在使得政府拥有了在受鼓励行业更多的资源分配的自由裁量权，为了引导企业更多地解决就业问题和改善社会福利，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标，政府会将资源分配给能够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和员工薪资的企业，由此形成资源倾斜的现象。据此，本文提出假设1。

H1：受产业政策鼓励的企业会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而且相对于企业雇员人数少和薪酬水平低的企业，雇员人数多和薪酬水平高的企业会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

（二） 企业的迎合效应理论

迎合理论是一种行为科学理论，最早是用来解释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制度的（Baker and Wurgler，2004a）。Baker and Wurgler（2004b）提出管理者为了提高股价会迎合股东对股利不断变化的偏好，而且在股权结构相对集中的公司中，迎合大股东的需求变得更为显著（黄娟娟、沈艺峰，2007）。股权分置改革后，中小投资者的偏好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支晓强等，2014）。另外，已有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热衷于“高转送”的股票股利分配方式也是为了迎合投资者的偏好（李心丹等，2014），具体包括迎合投资者的名义价格幻觉和参考点效应（徐龙炳、陈历轶，2018）。这些都从迎合理论的角度解释了上市公司的不同股利分配情况。

近年来，迎合理论已经被应用到了各个领域：胡聪慧和高明（2011）发现分析师为了迎合投资者需求会改变其对证券价格的判断;俞红海等（2014）发现管理者为了迎合并利用投资者的名义价格幻觉会进行基金分拆;李太等（2013）验证了下属会为了职业成功对领导和下属关系的角色规范进行迎合等等。本文也从迎合理论出发，探究企业是否会为了迎合政府的政治目标改变自己的员工规模和福利设置。

假设1的理论分析表明，在产业政策鼓励的行业，政府拥有更多的资源自由裁量权，而且在企业之间分配资源时会受自身政治目标的影响，当地的就业状况和员工福利状况是政府关注的一大目标，因此，政府会对提供更多就业岗位、更好员工福利的企业提供更多的资源支持，这其实是一种“利益诱导”的方式来使企业迎合政府目标。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其了解了这一状况，预期会去迎合政府的政治目标，在促成政府“利益诱导”的同时，达到自己获取更多资源的目的。在这一背景下，预期在产业政策鼓励的行业，企业会雇佣更多的雇员和提供更高的员工薪酬。据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相对于非产业政策鼓励的行业，鼓励行业的企业会雇佣更多的雇员，提供更高的员工薪酬。

三、 数据和方法

（一） 样本

本文以2007-2016年的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初选样本。在此基础上，我们剔除了金融类企业样本、存在ST和PT等特殊处理的企业样本、总资产和所有者权益为负或零的样本、资产负债率大于等于1的样本，以及财务信息无法得知和未披露员工薪酬与人数的公司样本。并在此基础上对所有连续变量在上下1%水平进行Winsorize处理。最终得到13268个公司-年度观测。本文除产业政策和市场化水平外的其他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产业政策数据根据“五年计划”和“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的内容，参照陆正飞和韩非池（2013）、祝继高等（2015）的方法进行收集;市场化水平选用樊纲市场化水平指数，为《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版）中的数据内容，其他年份按照其方法进行测算得出。

（二） 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为了检验企业雇员在产业政策中的资源分配作用，建立以下模型：Subsidy=β0+β1MG+β2Control+ε

（1）  根据雇员的人数和薪酬对模型（1）进行分组回归，探究企业雇员的规模和福利在产业政策资源分配中的作用，并对分组结果进行组间系数差异检验，以此验证假设1，即政府是否将企业雇员的情况作为产业政策资源配置的一大考虑因素。其中，被解释变量Subsidy为政府补助，是财务报表附注中其他收益和营业外收入中关于政府补助的加总数加一的自然对数，作为政府资源配置实施结果的衡量。解释变量MG为产业政策，本文利用“五年计划”中关于行业发展规划的产业政策信息，并结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形成了产业政策鼓励的虚拟变量，以此作为宏观环境因素的指标。具体来说，参考陆正飞和韩非池（2013），祝继高、陆峣和岳衡（2015）的方法，依据“十一五”和“十二五”的规定，并结合2005年和2011年的指导目录，将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所在行业分为产业政策明确鼓励的行业和不属于产业政策明确鼓励的行业。如果企业属于产业政策鼓励发展的行业则MG取值为1，如果不属于产业政策明确鼓励的行业MG取值为0。

关于分类变量企业雇员人数和薪酬，采用剔除企业离退休人员的企业雇员人数的自然对数（剔除了企业高管的普通员工平均薪酬的自然对数）作为企业雇员规模（企业雇员福利）的衡量，并按照企业雇员分年度的中位数进行分组。根据已有的相关研究（王克敏等，2015;步丹璐、狄灵瑜，2017;步丹璐等，2018），本模型选取如下可能影响企业政府补助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公司绩效（EBITA）、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企业成长性（Growth）、经营效率（EFFI）、股權集中度（OC）、产权性质（State）、两职兼任情况（Part_T）、董事会独立性（INDP）、董事持股比例（SHARE）、GDP增长率（GDP）、财政收入占比（FR）、市场化程度（MARKET）、年度和行业虚拟变量。变量的具体定义见表1。

为检验企业对政府目标的迎合效应，本文构建如下模型：Nemployee（Cemployee，Zemployee）=β0+β1MG+β2Control+ε

（2）  这一模型通过检验产业政策对企业雇员规模和福利的影响，来看企业在处于产业政策鼓励行业时，是否会因为政府分配资源的自由裁量权去迎合政府的政治目标，通过增加企业员工人数和福利，来获取更高的产业政策的资源红利。其中，被解释变量Nemployee、Cemployee和Zemployee分别为企业剔除离退休人员的雇员人数的自然对数、剔除企业高管的普通员工平均薪酬的自然对数和企业普通员工的总体薪酬的自然对数，分别作为企业提供的就业规模、平均福利和总的社会福利的衡量。解释变量MG为产业政策，具体定义见上文。Control表示其他控制变量，由于影响企业雇员的因素和影响政府补助的因素差异较大，参考梁莱歆和冯延超（2010）关于企业雇员的影响因素的设置，这里调整部分控制变量，加入公司层面的资本密集度（CAPINT），以地区工资率水平（AREA）替代GDP增长率（GDP）、财政收入占比（FR）、市场化程度（MARKET）这三个宏观因素，来作为企业雇员的回归控制变量。

另外，为了避免因变量与自变量可能产生的双向影响，除了年度和行业虚拟变量外，以上模型中的其他自变量均相对于因变量滞后一期。

（三） 描述性统计特征

表2列出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其中数据显示，政府补助（Subsidy）的标准差为4.071，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说明上市公司取得的政府补助金额存在差异，所以研究其影响因素是有意义的。产业政策激励（MG）的均值为0.688，标准差为0.463。这说明，在本文的研究样本和研究期间，属于产业政策鼓励的上市公司所占的百分比高达68.8%，超过三分之二的上市公司都处在产业政策鼓励的行业，因此，研究产业政策鼓励下政府进行资源分配的影响因素是很有必要的。另外，样本中的国企比例为421%，企业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比例为39.5%。

四、 结果和分析

（一） 政府的政治目标在产业政策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表3列示了模型1的多元回归结果，其中第（1）列是全样本回归的结果，第（2）和（3）列分别为低雇员人数和高雇员人数的回归结果，第（4）和（5）分别为低雇员薪酬和高雇员薪酬的回归结果，人数和薪酬的分类标准为分年度的中位数。表3的检验结果显示，在全样本中，产业政策对政府补助的影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这说明相比非鼓励行业的企业，鼓励行业的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财政补助。但是在企业雇员规模和福利存在差异时，回归结果就出现了显著的不同。在低雇员人数和低雇员薪酬的分组中，产业政策与政府补助的关系是不显著的;在高雇员人数和高雇员薪酬的分组中，产业政策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461和0.581，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3的结果初步显示，在企业雇员人数多、薪酬高时，产业政策对政府补助的影响更大。关于组间系数差异的检验，本文采用基于似无相关模型的SUR检验和费舍尔组合检验，这是两种最常见的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的方法。表4为基于似无相关模型的SUR检验和基于费舍尔组合检验的组间系数差异的结果。由表4可以看出，基于雇员人数进行分类和基于雇员平均薪酬进行分类的组间系数差异分别在5%和1%的水平下是显著的。这意味着，在进行产业政策的资源配置时，企业雇员规模和福利是政府考虑的因素，根据不同的企业雇员规模和福利，政府会将产业政策的资源分配给不同的企业，高雇员规模和福利的企业能够获得显著更高的政府补助。也就是说，在产业政策的大背景下，政府进行资源配置会将就业水平和社会福利作为分配的依据，政府的政治目标会影响资源配置的结果。这支持了假设1。

（二） 企业的迎合效应理论

表5列示了模型2的多元回归结果，其中第（1）、（2）和（3）列分别为产业政策对雇员人数、普通员工人均薪酬和普通员工总薪酬的回归结果。表5的检验结果显示，产业政策在三个回归中的系数分别为0.085、0.019和0.108，且分别在1%、10%和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受产业政策鼓励的行业，企业会雇佣更多的员工、提供更高的员工薪酬，并且这种效应在企业普通员工薪酬总额的回归结果中依旧显著。这符合迎合理论的预期，说明在产业政策支持时，由于政府拥有更多的资源自由裁量权，企业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源会迎合政府就业水平和劳工福利的目标，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和员工薪资。这与文章假设2的预期一致。

（三） 稳健性检验

在前文的分析中，我们使用不考虑董监高薪酬的方法来计算企业雇员的平均薪酬水平，采用扣除离退休人数的企业员工的自然对数作为企业雇员人数的度量指标。这里采用考虑董监高薪酬的方式来计算雇员平均薪酬的方法，采用扣除董监高人员和离退休人员后的普通员工人数，作为企业雇员薪酬和人数的度量指标。结果如表6、7和8所示，研究结果保持不变，同样支持了本文的假设1和假设2。

五、 结论

本文以我国2007-2016年间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企业雇员在产业政策的资源配置中发挥的导向作用，并进一步检验了产业政策对企业雇员规模和福利的影响，以此证明企业的迎合效应。研究结果发现，产业政策对政府补助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这种效应在企业雇员人数多、薪酬水平高时更强。这表明，政府补助作为产业政策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受政府政治目标的影响，政府在分配资源时会考虑就业水平和劳工福利的目标，会将企业雇员规模和福利作为资源分配的考虑因素。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究了企业的行为是否具有迎合政府目标的效应，结果显示，当企业处于产业政策鼓励的行业时，企业雇员人数和薪酬都更高。这表明，在产业政策鼓励的大背景下，企业为了获得产业政策的资源愿意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和劳工福利，以迎合政府的政治目标。

产业政策的资源配置的影响因素对我们理解资源的流向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从企业雇员的角度给出了一种解释，那么是否还存在其他因素在产业政策的资源配置中起作用呢？政府又应该怎样利用产业政策进行资源配置才能更好地引导产业结构的转型呢？另外，有研究显示，低素质员工在企业雇员人数变化时变化的程度更大（李广子、刘力，2013），那么企业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源支持去雇佣更多雇员和提供更高福利的行为，在帮助政府解决就业问题和改善社会福利的同时，是否会导致公司低素质雇员的比例过大，对自身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呢？从企业雇员的角度来看，政府改善就业的政治目标客观上为许多企业雇员的雇佣合约提供了隐形担保（黄俊、李增泉，2014），那么如果政府过分强调就业的政治目标，是否会使得雇员对就业形势乐观估计，进而影响其工作效率呢？这些都是未来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毕晓方、张俊民、李海英，2015：《产业政策、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流动性风险》， 《会计研究》第3期。[Bi Xiaofang， Zhang Junmin and Li Haiying， 2015， Industrial Policy， Managerial Overconfidence and Corporate Liquidity Risk， Accounting Research， 3.]

[2] 步丹璐、狄灵瑜，2017：《治理环境、股权投资与政府补助》，《金融研究》第10期。[Bu Danlu and Di Lingyu， 2017， Governance Environment， Equity Investment and Government Subsidy， 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 10.]

[3] 步丹璐、屠长文、石翔燕：2018：《政府竞争、股权投资与政府补助》，《会计研究》第4期。[Bu Danlu， Tu Changwen and Shi Xiangyan， 2018， Government Competitioin， Equity Investment and Subsidy， Accounting Research， 4.]

[4] 步丹璐、王曉艳，2014：《政府补助、软约束与薪酬差距》，《南开管理评论》第2期。[Bu Danlu and Wang Xiaoyan， 2014， Subsidy， Soft Constraint and Pay Gap， Nankai Business Review， 2.]

[5] 蔡庆丰、田霖，2019：《产业政策与企业跨行业并购：市场导向还是政策套利》，《中国工业经济》第1期。[Cai Qingfeng and Tian Lin， 2019， Industrial Policy and Cross-industrial M&As：Market Orientation or Policy Arbitrage ， 1.]

[6] 曹春方、周大伟、吴澄澄、张婷婷，2015：《市场分割与异地子公司分布》，《管理世界》第9期。[Cao Chunfang， Zhou Dawei， Wu Chengcheng and Zhang Tingting， 2015， The Market Segmentation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Nonlocal Subsidiaries， Management World， 9.]

[7] 陈云贤，201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经济研究》第1期。[Chen Yunxian， 2019， Market Economy with Chinese Socialist Characteristics： Combination of Effective Government and Efficient Market，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1.]

[8] 程剑、胡登龙、贾绪红，2017：《酒店员工薪酬体系的设计》，《宏观经济管理》S1期。[Cheng Jian， Hu Denglong and Jia Xuhong， 2017， Hotel Staff Compensation System Design， Macroeconomic Management，S1.]

[9] 冯发贵、李隋，2017：《产业政策实施过程中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的作用与效果》，《税务研究》第5期。[Feng Fagui and Li Sui， 2017， The Function and Effect of Fiscal Subsidy and Tax Preference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dustrial Policy， Taxation Research， 5.]

[10]郭剑花、杜兴强，2012：《政治联系、预算软约束与政府补助的配置效率——基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金融研究》第2期。[Guo Jianhua and Du Xingqiang， 2012， Political Connections， Soft Budget Constraints and Allocation Efficiency of Government Subsidies-based on the Empirical Study of Private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