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

在 古代，中国人的产权意识其实并不是那么清晰。的确，中国人有借据，有债权，房产和地产也有房契和地契，财产是谁的，大体有个准儿。但是，如果把皇帝放进来，这事儿就模糊了。你的财产如果皇帝要，你给不给呢？答案是当然要给，不给也不行。哪怕你贵为王公，皇帝一纸令下：抄家！你的钱就都进了皇帝的小金库了，谁在乎你一介平民。

鸦片战争期间，大清的兵根本不是英军的个儿，英国人指哪儿打哪儿，没有打不下来的。英军不仅在武器方面占有压倒性的优势，战术上更是领先清军几个层次。比如在英军舰队与清军炮台的较量中，英军采用了线形战术，以战舰排列成一线，依次以舷炮轰击炮台，这样英军一半的大炮都可以开火，形成连续不断的炮弹轰击。而清军只有五六成士兵装备火器，由于清军是冷热兵器混编，指挥官要让士兵完成机动动作需要的时间比英军长得多。

一打起来，清军可谓是节节败退。但是，前线的将领向皇帝汇报却总是说他们赢了，伪造报告说毙敌多少多少，击沉敌舰多少艘。

如果所在的省城被英军攻下，这个谎就不好扯了。但这个对清军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广州前线的清军将领，为了不让英军攻城，答应给英军赎城费，前前后后，一共给了600万两白银。

要知道，最后南京条约，也不过支付了2100万两的赔款，在当时，这笔钱可是不小了。英军反正也不是来攻城略地的，他们的意图，无非是逼中国打开大门，只要最终门是会开的，中间挣点银子，也是乐得不得了的。

70多年过去，尤其是在1903年新政之后，绅商们在报纸、学堂、学会和谘议局的启蒙过程中，明白了一个道理——不是皇帝养了他们，而是他们养了皇帝。

这么大一笔钱，都是广州的商人出的。因为前线将领以皇帝的名义逼他们出，他们不得不出。不仅广州出了这个钱，杭州也支付了400万两赎城费。南京被兵临城下的时间最短，但也付了300万两。这些钱保住了地方官和前线将领最后的脸面，否则，一旦城破，按大清的法律，他们不自杀就得被杀。

这么多银子，又要得这么急，只能从商人那里搜刮了。广州、杭州和南京的商人，被人无端拿走这么多银子，没有一个人喊冤的，都认了。因为当权者是以皇帝的名义要的，不能不给，他们自己也明白，给了就是白给。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封建社会，权力结构注定了你所有的财产都是皇帝恩赐给你的。

然而，時间走到了1911年。当年5月9日，清政府宣布全国铁路干路收归国有，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商办的干路由国家收回。消息传出，全国震动。

其实，这回的铁路国有并非白抢，而是要付费的。但是，绅商们说，我们不乐意。铁路商办，产权是我们的，跟不跟国家交易，是我们的权利。四川绅民指出：“此次以路抵款，是政府全力夺自百姓而送与外人。”广东民众则直批清廷卖国，斥责：“铁路国有，失储信天下。”“路亡国亡，政府虽欲卖国，我粤人断不能卖国。”

70多年过去，尤其是在1903年新政之后，绅商们在报纸、学堂、学会和咨议局的启蒙过程中，明白了一个道理——不是皇帝养了他们，而是他们养了皇帝。他们是纳税人，正是他们的税款，才让皇帝和政府可以生存。他们的钱，是自己挣的，不是皇帝恩赐的。

明白了这个道理，当有人以皇帝的名义要收回他们的权益的时候，他们就抗争了，文的不行，就有人来武的。革命党人武昌起义的一把火，恰好在这个时候烧起来，原本支持王朝的绅商们，也就跟着反了。清末新政和立宪运动是清政府在几近灭亡的时候一次自救运动，却在客观上推动了现代精神的普及。当商人不再听朝廷的话，封建权力的向心力便已然崩溃。

商人的觉醒，不仅在于他们明白了这个粗浅的道理，更因为天下浩浩荡荡之大势，让他们敢于将这些粗浅道理作为争取权利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