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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分子的孩子注定是恐怖分子吗

2019-06-10杨时旸

方圆 2019年9期
关键词:恐怖分子暴力生活

杨时旸

应该如何称呼他们?“恐二代”?这听起来轻浮而戏谑,但其实无比残忍。这些恐怖分子的孩子没有选择,从小耳濡目染极端的教义,被严格地规训,从七八岁开始学习使用枪支,习惯于暴力和死亡,童年游戏是一起制作简易炸弹。

姑且不谈论其他,只论及这部纪录片《恐怖分子的孩子》的文献价值,就足以值得被尊敬。极少有人能够真的进入恐怖分子的私密空间,贴身观察这群人的行为,考察他们的思想。所有关于这个群体的研究,多来自二手资料,那些审讯得来的口述,卫星和无人机拍摄的模糊影像,既缺乏全景式的记录又无法探查细部。

从这个角度去看,《恐怖分子的孩子》填补了巨大的影像空白。导演找到了一个巧妙的角度,虽然拍摄的主角是成人,但实际上将真正的焦点落到了孩子的身上。那些出生于战乱、降生于恐怖分子家庭的孩子们,会接受怎样的教育?而这样的教育是否一定会将他们变成新一代的恐怖分子?这些孩子之中有没有逃离的可能?对于恐怖主义的认同是由什么决定的?这部纪录片只忠实纪录所见的一切,让问题自然浮现在观看者的脑海,最终似乎得出了一个悲观的结论。

这或许是所有战地记者都梦寐以求的题材,这个已经移居欧洲的导演,骗取了一位恐怖组织成员的信任,声称自己同情圣战者的生活与信仰,然后获得了贴身拍摄的准许。把摄像机对准一位坚定的“圣战士”以及他周围的邻里、朋友,当然,还有他的几个孩子,他们吃饭、聊天、就寝,他们出征、开枪、杀人,拍摄这群人如何计划购买雷管和炸药,拍摄那个男人唱着战歌时的坚毅,见证他被一颗地雷炸没一条腿之后的痛苦。

当然,在这一切之外,更多的都是孩子们的身影。如果不强调背景,抹去某些场景,你会觉得,那些尘土飞扬中的游戏,睡前的对话与嬉闹,放风的简陋的孔明灯,这一切不过是一群普通的、生活在战地中的孩子的日常。但导演巧妙地聚焦了一些特殊的时刻,比如,他们用餐时,父亲一边撕下牛头上的肉,一边说着杀戮的知识,仿佛这是一次餐桌上的训练,那些孩子眼神中透露着渴望的光,很难知道,稚嫩的瞳孔中的光有多大比例是为了食物,又有多少比例是被灌输的仇恨激起的杀意。对于这些恐怖分子的孩子来说,对于杀戮、死亡的意识是无孔不入,润物无声的,潜藏在生活所有细部和日常的缝隙之中。

《恐怖分子的孩子》最有价值的部分不是呈现这群人的暴力和野蛮,而是让人们在凝视他们真实的生活之后,产生了巨大的费解。他们也有日常生活,衣食住行,音乐玩乐,他们开着西方品牌的汽车,用着全球化工业系统合作生产出的智能手机,孩子们穿着牛仔裤和T恤衫,用现代文明制作出的药物,但为什么仍然相信那些明显自相矛盾的训诫,然后愿意为其殒命也在所不惜?他们也教训打架的孩子,但为什么对更大的暴力不皱眉头?这些人也爱自己的子女,逗弄孩子的时候和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父母如出一辙,但为什么转身就可以将他们送进训练营,随时准备赴死?他们有没有在某一个时刻,觉得自己的行为无法自洽?哪怕一个瞬间也好。即便自己的腿被炸飞,也没能唤起一点自省的意识。这一切因由什么?生活环境的逼仄和封闭?教义的洗脑?或许都是原因,又显然无法彻底解释一切。这是人性中的謎。

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导演几年中多次拍摄这个家庭,连他们最私密的谈论武器买卖的价格都能记录下来,但唯独没有拍摄一个女人。除去结尾时课堂上两位年幼的女孩,成年女性作为一个整体是完全缺席的。主人公被炸断一条腿回到家中,女人的哭声从镜头外传来,但从未现身,她们被呵斥噤声,远离,永远躲在帷幔和面纱背后,成为一群繁育工具,一支恐怖分子的后勤部队,她们也同样没有选择。谁能解救他们?对于导演而言,在多年跟踪之后,他似乎已经知道,这一切更像是宿命。

剧情简介

塔拉勒·德克回到了他的家乡,在那里他获得了一个激进的伊斯兰家庭的信任,并分享他们的日常生活长达两年多。他的摄像机提供了一种极为罕见的洞察,了解在伊斯兰哈里发长大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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