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薇

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检控方决定不刑事起诉刘强东性侵四个月后，当地时间4月16日，案件“受害者”、21岁的明尼苏达大学大学生Jingyao Liu，以原告身份在明尼苏达州法院对刘强东和京东公司提出了民事侵权诉讼。诉状对刘强东进行了民事侵害、非法拘禁、性侵三项指控，同时追究刘强东任CEO和董事局主席的京东的连带责任。诉状从原告的角度大篇幅地描述了案发当天的事件经过，包括原告被“骗”参加京东社交晚餐、晚餐期间被劝酒并被灌醉、要求打车回家被拒绝、在刘强东的豪华轿车上被猥亵、在公寓被刘强东强制与其发生性行为等。诉状进一步要求刘强东和京东对原告造成的身体、身心和以后的生活可能造成的伤害进行补偿，并要求陪审团介入以及惩罚性赔偿。

刘强东和京东在美国被民事起诉的消息传出后，本来已经平息的事件又重新掀起波澜。但两天后，事件又再次发生反转，网上一段得到刘强东和京东律师团证实的录像显示，案发当天，原告似乎并没有被灌醉，而且在自己公寓内的大厅和乘坐电梯时似乎一直非常主动地引领刘强东到自己房门，整个过程看起来并没有强迫性的行为，舆论导向一时间又重新偏向。

既然明尼苏达检控方都认为刘强东无罪，甚至认为连起诉都不需要，原告为何还要进行民事侵害诉讼？

民事诉讼中受害人的证明责任会宽松很多 

“无罪推定”和“排除合理性怀疑”是美国各州刑事诉讼的基石。很多中国公众最早了解这两个法律概念是在影星哈里森福特主演的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电影《无罪推定》里。影片生动刻画了美国刑事法律制度中“程序正义”的重要性，包括：1. 被告人在被判定有罪之前为无罪;2. 检控方承担罪名成立的全部举证责任;3. 检控方的证明要达到“排除合理性怀疑”的证明程度。

虽然美国各州对“排除合理性怀疑”有着不同的解释，但普遍认定“排除合理性怀疑”是最高程度的举证责任。以刘强东案案发地明尼苏达州为例，大多数案件中援引了《刑事案件陪审团指引》第3.03章对“排除合理性怀疑”的解释：“排除合理性怀疑的证明是一般谨慎的男女对他们最重要的事务采取的证明。合理性怀疑是基于理性和常识的怀疑。 它不是幻想性的或是飘忽不定的怀疑，但也不意味着排除所有可能性的怀疑。”

由此可见，“排除合理性怀疑”虽然不要求100%确定和“毫无置疑”， 但是对于检控方是有着非常高证明要求的。相比之下，民事诉讼中受害人的证明责任会宽松很多，受害人只需要向陪审团证明自己提供的证据比被告提供的证据更可信即可，不需要排除合理性怀疑。因此，相对于刑事诉讼，在民事诉讼中刘强东被陪审团判定追责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程序正義要求检控方起诉被告后如果法院判定被告无罪，被告不能被再次刑事起诉。但即使检控方宣布对被告不刑事起诉，被告被民事起诉甚至被法院判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也在美国各州普遍存在。在著名的辛普森杀妻案中，辛普森的“超级豪华律师团”运用了娴熟精湛的刑事诉讼技巧帮助辛普森成功逃脱刑事罪责，但在接下来的民事诉讼中，法院判决辛普森要对受害者的死亡承担责任，并判定辛普森赔偿受害者家属3355万美金。所以，在刘强东案件中，虽然检控方已经宣布对刘强东不予起诉，但并不能排除原告可能在民事诉讼中获得赔偿的可能性。

民事侵权诉讼可能产生巨额“惩罚性赔偿”

在美国，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有着完全不同的目标和目的。刑事诉讼的目的是检控方代表州政府的利益对被告进行检控，检控方对案件有绝对的掌控权，“受害者”只是案件本身的一个证人，不能得到案件所有的信息，也并不能影响的决定。

相比之下，由受害人自己主导的民事诉讼则完全由受害人自己控制案件的走向。受害人可以通过“证据发现”的法律程序得到案件的全部信息，并自己作出起诉、和解、继续上诉等所有重要决定。受害人的目标是要求被告补偿自己承担的身体和身心上的伤害，以及相应的经济损失。最重要的是，除了一般的补偿之外，受害人还可以要求被告承担惩罚性的赔偿，而陪审团所作出的惩罚性赔偿有时可以是一个“天文数字”，甚至比实际补偿还要高出许多。在刘强东案件中，原告虽然指出了自己因为“性侵”遭受了身体和身心的巨大伤害，但医疗费账单这类白纸黑字的“实际损失”可能并没有很多，相反，陪审团如果认定原告因为“性侵”遭受了极大的痛苦，则可以判定远远超出于实际损失的惩罚性赔偿。

京东是被“无辜”带入诉讼的吗

在民事侵权诉讼中，被告的雇主可能因为“连带责任”被“牵扯”到案件中。根据明尼苏达州的判例法，在下列情况下，雇主可能对其雇员的故意不当行为承担连带责任：一是损害的来源与雇员的工作职责有关; 二是损害发生在与工作有关的时间和地点范围内。确定损害来源是否与雇员的工作职责相关的关键是看雇主是否可以预见雇员的行为。

在刘强东案件中，原告在诉状中多次强调刘强东以京东CEO和董事会主席的身份去明尼苏达大学参加工商管理博士课程，可以推定公司支付了其学费。后来的社交晚餐、酒水以及豪华汽车等费用均为京东以公司名义支付。起诉书中特别强调，京东可以预见刘强东的侵权行为，但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进行防范，因此要承担连带责任。同时，同为京东雇员的刘强东助理杨含、爱丽丝张等协助了刘强东的侵权行为，京东也要承担连带责任。

原告要求被告的雇主承担连带责任在美国侵权诉讼中非常普遍，各州的侵权法中基本上都有对雇主承担在雇佣关系范围内发生的侵权行为的连带责任的相关规定。一方面，雇主一般比雇员更具备经济赔偿实力，更重要的是，如果雇主拥有相关保险，雇主的保险公司则具备更为雄厚的经济赔偿实力。另一方面，在美国，个人资产是完全可以通过案发前完善的资产保护计划达到被完全保护、免受债权人追讨的目的，而公司责任则只能通过购买保险来进行风险转移。因此，追究雇主可能的连带责任为民事侵权诉讼的关键。

谁是性侵案件的真正受害者

近年越来越多的性侵案件直指社会政商界名流。一方面，名流人士“性侵丑闻”一旦在公众中传播开来，无论是事实与否，以及是否被刑事定罪或者获得民事赔偿，都会对名流人士的名誉造成严重损害。而另一方面，性侵案件因为其本身的特殊性，取证极为艰难，很多情况下，除了受害人自身的证词之外并无其他任何证据，而刑事罪责对证明程度又有极高的要求，导致很多案件检控机关综合考虑各个因素不得不放弃起诉。因为相关证据的缺乏，受害人有时也难以得到民事赔偿。作为被告抗辩理由的“受害人自愿”也难以认定，导致受害人和被告各执一词，无法判定谁是真正的受害者。

刘强东案的刑事诉讼已告一段落，民事诉讼目前正在案件的初始阶段，撇开道德伦理不提，仅从侵权法理角度，究竟孰是孰非还有待案情的进一步展开。（作者系美国加州硅谷睿骋律师事务所合伙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