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辽代都城之朝向

2019-06-07孙晨

文物鉴定与鉴赏 2019年6期

关键词：朝向

孙晨

摘要：辽上京的朝向历来有多种说法，其中“坐北朝南”说和“先东后南”说影响较大。文章在近几年来辽上京考古发现的基础上，通过对辽上京的结构分析认为其朝向为“坐西朝东”，并将其与辽中京进行对比，分析其朝向的差异并探索成因，认为辽代都城朝向的转变与契丹的汉化、辽宋关系的转变、辽代统治重心的南移密不可分。

关键词：辽上京;辽中京;朝向

辽代都城的研究有超过一百年的历史，以往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一些问题上还存在争议，都城的朝向就是一个重要议题。新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几年来对辽上京的考古发掘获得了丰富的一手材料，为我们认识辽代都城的布局、结构，尤其是都城的朝向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1 辽上京的朝向

辽上京临潢府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南，为辽代五京之一，始建于辽太祖天显元年（928），沿用至金朝末年，是辽代建造最早、使用时间最长且最为重要的一座都城。其研究始于清末张穆等人的再发现[1]，民国时期法国传教士闵宣化和日本学者鸟居龙藏、滨田耕作、江上波夫、田村实造、黑田源次、大内健、三宅俊成等都对其进行了考察和研究[2][3]，对城市的衙属、宫殿、寺庙、布局等有了一定了解。建国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辽上京城址进行了多次勘察和发掘，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其中李逸友、张郁、杨宽、徐苹芳、曹建华、董新林等先生对其布局、营建和性质进行了讨论。在都城的朝向上，主要存在“坐北朝南”和“坐西朝东”以及“先东后南”三种观点。李逸友和张郁先生根据皇城内建筑朝向认为辽代初期为“坐西朝东”，而太宗之后改为“坐北朝南”[4][5]。杨宽和方志云先生认为辽上京是模仿唐长安城的体制，为“坐北朝南”布局[6][7]。另外，李东楠认为有辽一代辽上京始终为“坐西朝东”[8]。

根据近些年来的考古发现，作者认为辽上京在辽代始终“坐西朝东”。首先，从门道的规模来看，辽上京皇城和宫城的东门门道规模均大于其他城门。辽上京皇城东门为三门道过洞式[9]，而西门和北门则为单门道[10]，根据2015年考古发掘，宫城东门有五开间三门道殿堂式建筑，而西、南门则为单门道过洞式结构，这一结构在东门前后三次营建和修葺过程中始终未改变，可见东门规模大且等级高[11];其次，从东门大街和南门大街的规模上来看，东门大街的规模远大于南门大街，根据2016年钻探显示，“（东门大街）路面残宽43.5米[12]”，可见其宽度当在43.5米以上，而“贯穿宫城南门的南北向街道在辽代的宽度约为20米[13]”;第三，根据城内发现的建筑朝向来看，《辽上京城址勘察报告》对城址西部的西山坡遗址进行了详细的记录：该建筑遗址从南向北可分为三大庭院，一律作东向排列[14]，同时在宫城东门之内发现两组大型东、西宫殿院落，沿宫城东西向轴线对称分布，形成皇城东门、宫城东门、一号院廊庑及其大殿和二号院廊庑均为“坐西向东”的布局，而宫城的东西向轴线未见对称分布的建筑，保存较好的南向院落位于宫城西北角而并非在南向轴线上[15]。另外，古代陵墓修建往往在“视死如生”的理念指导下进行，帝王陵墓和陵邑的结构布局往往仿照都城的布局，因而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奉陵邑祖州城结构局部也可以作为同时期辽上京都城朝向的一个侧面证据。根据闵宣化《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记载，祖州城位于外城西北部，内城东门与外城东门在一条东西向轴线上[16]，这也从侧面证明了辽上京为东向。根据以上考古发现，笔者认为辽上京的朝向为“坐西朝东”。

辽上京的朝向拥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现实意义，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第一，都城朝向是一个政权政治理念、信仰和民族风俗习惯的体现，辽上京为契丹民族建立的都城，而契丹一直都有东向拜日的传统。《契丹国志》记载：“（承天门）内有昭德、宣政二殿，皆东向，其毡庐亦皆东向。”[17]因而当其建立城址的时候，延续了这一理念。第二，辽上京地形西高东低，沙力河贯穿而过，坐高而面向低面与汉唐长安城一样符合视觉和权力上的掌控效果，而东部地面较为平直适合建立宫城，也有利于利用西部较高的区域进行防御。第三，辽代都城实行南北城制度，北城为皇城，主要为契丹贵族居住，南城为汉城，主要为汉族工匠和其他民族的使者等居住，中间以沙力河为分界。城内发现一些“市楼”类的建筑遗迹，体现出对城南汉人的监督和防范，如果要通过汉城进入皇城需要渡过沙力河通过南门进入，契丹贵族为了自身的方便和安全不太可能通过南门进入皇城，这也能从侧面辅证东向的合理性。

2 辽中京的朝向

辽中京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于辽圣宗统和二十三年到二十五年（1005-1007）建城，《遼史》卷三十九《地理志三》曰：“二十五年，城之，实以汉户，号曰中京，府曰大定。”近代以前，法国传教士闵宣化和一批日本学者对其进行了调查和研究，建国以后，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分别于1959—1960[18]、1986[19][20]、1997—1998[21]年对其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勘探和发掘，基本明晰了其主要结构和建筑布局。

根据考古发掘和报告可以确定辽中京为拥有南北中轴线的东西对称布局，坐北朝南。辽中京城郭仿照北宋开封城有三重城墙，即外城、内城和宫城，外城为矩形，外城北部偏北为内城，内城呈矩形，内城中间北端为宫城，呈正方形，整个城市东西对称布局，外城南门朱夏门、内城南门阳德门和宫城南门阊阖门在一条南北向中轴线上，外城南部为左右对称的里坊。李逸友先生认为有八坊，左右各四坊，南北向大街将整个外城、内城和宫城分为东西对称的两部分，其都城“坐北朝南”的理念十分明显。

辽中京仿照当时北宋的都城汴梁，采用“坐北朝南”的布局无疑是受中原都城建设中南向理念的影响，这体现了辽代契丹贵族向中原地区学习的现象。据《辽史》记载，圣宗在建中京城时“择良工於燕、蓟，董役二岁，郛郭、宫掖、楼阁、府库、市肆、廊庑，拟神都之制”[22]，可见辽中京之城郭、宫殿、楼阁、市场、仓库等都仿照北宋的制度，而南向理念则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3 都城朝向转变原因

辽代是中国历史上契丹人建立的一个重要王朝，其大致与北宋王朝相始终，在中国历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其都城的营建过程也体现出理念、文化和思想的重大变化。

在都城朝向上，早期太祖建立的辽上京遗址“坐西朝东”，这是出于传统习俗和现实需求考虑而做出的决定。而中期圣宗时期建立的中京城则是仿照北宋都城汴梁建立的都城，其吸收了中原地区的南向理念而建立了“坐北朝南”的都城。对于这一转变的原因，笔者认为可能有以下几点：首先，契丹早期与中原文化接触不足，仍旧保持着传统的游牧习俗。东向拜日的习俗可能源于躲避强烈的西北风侵袭和对日出方向的崇拜，这一理念在建立上京城的时候发挥了重要作用。到了圣宗时期，契丹对汉文化有了更多的接触并自觉地学习汉文化的优秀部分，仿照中原王朝建立自己的官制、文字、行政制度和都城制度，而南向理念则是都城制度的重要因素，因而在仿照宋朝都城制度时“坐北朝南”的理念则成为必然产物。其次，辽宋关系改善减缓了契丹人和汉人之间的敌意和民族矛盾。辽代早期，辽朝和中原王朝屡次发生战争，辽宋关系十分紧张，在此时建立的辽上京十分重视防御，而两城制也体现出契丹人和汉人之间巨大的隔膜，民族关系紧张。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辽宋缔结澶渊之盟，此后辽宋关系得以改善。次年辽统和二十三年（1005）辽圣宗时始建辽中京，这得益于和平带来的文化交流。尽管辽中京仍旧存在着唐朝里坊制的孑遗和对居民的防范，但相对于辽上京，中京的内外郭不同于南北城，在民族关系的改善上已经迈出了重要一步。再次，南向理念蕴含着正统王朝的内涵，随着契丹与中原王朝的广泛接触，中原的文化和正统理念被契丹统治者认可，都城南向也展现出契丹贵族自视为正统、与宋王朝争夺天下正统的意愿。最后，战略轴线的转移是都城方向转变的间接因素。辽建立早期重心在漠北草原，战略轴为横向，到了太宗时期已经建立了稳定的王朝秩序，契丹铁蹄不断南下，获取了燕云十六州等广阔的中原北方领土，此时战略轴线已经转化为纵向，随着与中原的不接触，王朝意识到南部领土的重要性。而都城的南向，则与纵向的战略轴线符合，在政治上有利于对南部领土的控制，在经济上也方便与宋的交往，因此南向的理念得以贯彻。

通过辽上京和辽中京都城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辽代都城朝向的转移与契丹贵族的汉化和形势、战略的调整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对于我们理解历史背景下的都城变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张穆.蒙古游牧记[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

[2][16]（法）闵宣化.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4.

[3]（日）鸟居龙藏.辽上京城内遗存之石人考[J].燕京学报，1939（36）.

[4]陈述.辽金史论集（第三辑）[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

[5]李逸友，魏坚.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6]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7]方志云.遼上京城建筑考[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82（6）：91-93.

[8]李冬楠.辽代都城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齐鲁学刊，2009（3）：50-53.

[9]董新林.辽上京城址首次确认曾有东向轴线[N].中国文物报，2016-05-06（008）.

[10]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辽上京城址勘察报告[A].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C]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