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被认为是西方文学史上第一部科幻小说，许多学者倾向于将该书的悲惨结局归结于19世纪时人类对科技的滥用和以大自然“征服者”身份自居的普遍观念。本文试图从列维纳斯的责任观来证明弗兰肯斯坦的悲惨结局的根源在于他的个人主义观念以及责任感的缺失。

关键词：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个人主义;列维纳斯;对他人负责

作者简介：刘汝（1995-），女，汉族，山东聊城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现就读于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12--01

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被认为是西方文学史上第一部科幻小说，关于这部小说的解读方式也总是围绕着科学技术的滥用以及生态批评的角度展开。许多学者倾向于将该书的悲惨结局归结于19世纪人类对科技的滥用和以大自然“征服者”的身份自居的普遍观念。然而，该书流传至今，其价值并不只体现在预测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矛盾以及揭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真理。细读该书，从弗兰肯斯坦看似合理的独白中不难发现他的个人主义以及责任感的缺失，这也是该书悲惨结局的根本原因。

一、个人主义

19世纪，英国文学进入了浪漫主义时期，个人主义盛行。“弗兰肯斯坦是个人主义的典型代表”。[1]弗兰肯斯坦不顾世俗，在个人利益的驱使下，“秘密地在楼房顶层一间像是囚室一般的斗室里，从停尸间、解剖室和屠宰场里收集各种尸骨”，[2]进行着他的实验。实验还未进行之前，弗兰肯斯坦就已沉迷于功成名利的幻想中。“此后，我所创造的新的物种将奉我为造物之主，对我顶礼膜拜;许多幸福、完美的生命将因我应运而生，对我感恩戴德”。[3]他不顾科学性原则私自扩大了人体各部分的比例，意图制造出一个身形巨大的生物，直接导致了创造物的丑陋面貌。“我披星戴月，含辛茹苦，却造出一个如此丑陋的怪物，历经这样的打击，我心中的感触无以言表，我该以什么样的心情来描绘他的模样啊”！[4]完成他的“伟大”创作之后，首先跃入弗兰肯斯坦脑海的便是它的丑陋面孔，仅因为它怪异的外形，弗兰肯斯坦就已把它视为“灾难”和“怪物”了。而且，弗兰肯斯坦并没有采取任何补救措施，而是放任“怪物”在社會上肆意游荡。即使是在“怪物”犯下诸多罪行之后，他依然没有选择承担自己应负的责任。堂弟威廉，心地善良的贾丝婷以及挚友亨利的死亡也没有唤起弗兰肯斯坦的责任感。他的话语，字里行间彰显着个人主义的自私自利。“无数次我想站出来认罪，承担强加在贾丝婷头上的罪责，可是，谋杀发生的时候我不在现场，我出来认罪只会被人当做胡言乱语，替我受罪的贾丝婷也不可能因此获救”。[5]这些话与其说是忏悔，不如说是为自己罪行的开脱。有的学者认为，弗兰肯斯坦与他所创造的“怪物”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代表了人类个性中善恶的密切争斗，……恶在内心， 在人自己的作品和创造物中”。[6]正是弗兰肯斯坦所奉行的个人主义创造了“怪物”，“怪物”的所作所为又何尝不是弗兰肯斯坦内心之恶的影射。

二、责任感的缺失

列维纳斯认为，“在其超越中支配着我的他人，也是我对其负有义务的陌生人，寡妇和孤儿”。[7]看到他人的脸，就应当对他人的需求负责。然而，看到“怪物”的第一眼，弗兰肯斯坦并没有想到要为视他为“造物主”的生命负责，而是选择了逃避。“上帝，乃他者”，[8]对他人负责即对上帝负责。同上帝一样，弗兰肯斯坦创造了新的生命。然而，上帝给予他的创造物关怀与希望，弗兰肯斯坦则选择了逃避与远离。“我和亚当一样，明显与其他生物毫无关联，除此之外，我和他的境遇便不可同日而语。他是上帝之手缔造的完美产物，……而我却无依无靠，形影相吊，处境十分悲惨”。[9]弗兰肯斯坦自诩“志存高远”，然而他的作为与“怪物”并无二致。“他人在面容中转向我，而面容并没有被吸收进对面容的表象。对他人的呼唤着正义的不幸的倾听，并不在于为自己表象的一个图像，而在于把自己确立为能负责任的，……相较那些在面容中呈现自己的存在者来说”。[10]在列维纳斯看来，他人提出诉求，我们理应做出回应。“然而，负责并不仅仅只包括回应，还包涵着对我们所作的回应负责的深层含义”。[11]被“怪物”的悲惨遭遇感动，弗兰肯斯坦许诺为它制造一个女伴。但是，弗兰肯斯坦并没有实现他的诺言，悲剧的导火索就此点燃。倘若弗兰肯斯坦能够履行他的承诺，或许悲剧就可以避免。

三、结论

作为第一部科幻体裁的小说，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的价值不仅体现在警告世人要合理利用科学技术，与自然和谐相处;更多的是强调个人对他人、对社会责任的承担。雪莱敏锐地察觉到个人主义给社会带来的潜在威胁，并写成传世佳作，影响至今。

参考文献：

[1]陈姝波，《激情悔悟，重读<弗兰肯斯坦>》，《外国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第131页。

[2][3][4][5][9]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耿智、刘宜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43页，第42-43页，第46页，第73页，第122页。

[6]玛里琳 · 巴特勒 《浪漫派、 叛逆者及反动派》， 黄梅、 陆建德译，长江文艺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48页。

[7][8][10]伊曼纽尔·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朱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 202页，第197页，第201-202页。

[11]顾红亮，《责任与他者—列维纳斯的责任观》，《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1月，第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