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爱玉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一、问题提出

在传统社会，家务劳动主要由家庭中的女性成员如妻子(或母亲)完成，丈夫(或父亲)则主要担当养家糊口的角色，形成了传统的“男人养家，女人持家”的劳动性别分工格局。这一劳动性别分工格局合法性的社会文化基础是人们对于“男人以社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说法的广泛认可和支持[1](PP 585-595)。从性别社会学视角看，“男人养家，女人持家”是性别观念的核心内容。性别观念是一个社会中人们对有关男人和女人应当有怎样适当的规范、社会分工、行为模式和两性关系模式的信念和看法[2]。性别观念折射出一个社会性别平等程度的状况，并与诸多社会经济实践关系密切，显著影响人们的家务劳动分工[3](PP 652-688)[4][5][6](PP 638-650)工作意愿和职业成就动机[7]、劳动参与决策和职业地位获得[8](PP 50-55)。

国内一些学者探讨了性别观念的现状及形塑机制[9]、两性性别角色观念在1990-2010年20年间的变迁及向传统回归现象[10][11](PP 29-36)[12]。杨菊华等学者发现，城镇女性的性别观念更为现代，农村男性的性别观念更为保守；受教育程度、职业地位越高，性别观念越现代[10]。但是，性别 观念并未随经济的发展和收入的提高而得到相应的提升，其分析建基于宏观因素(各省人均GDP、各省平均受教育水平)和微观因素(本人经济社会地位与家庭背景)与性别角色分工观念之间的两两相关分析。贾云竹、马冬玲以城镇女性为研究对象，描述了1990-2010年城镇女性在性别分工维度上的传统回潮现象，并呼吁学界对发生上述变化的原因进行进一步探析[11](PP 29-36)。许琪的研究考察了同世代变化和世代更替效应，并从个体的性别、城乡、职业、受教育程度、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等要素对于“男主外，女主内”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两个指标在2000-2010年的变化进行了分析[12]。顾辉则从国家制度和市场转型的宏观视角出发，探讨了近年来性别观念向传统回归的原因[13]。

既往研究的主要特点是：(1)对性别观念变迁的研究尤其关注了女性对象，考察女性性别观念的现状及其在历史脉络中变化的趋势，以男性性别观念的变化作为核心关 注的研究很少；(2)对性别观念变迁的分析，侧重描述，较少解释。少量关注性别观念变迁原因探究的文献，在解释因素的考量上，或偏重个体性因素，或偏重国家制度和市场转型因素，而欠缺就国家制度、市场转型对于两性劳动力市场地位的形塑以及因劳动力市场地位变化导致性别角色地位实践在家庭层面变化的可能后果的探究。

本文重点考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男性对男人作为家庭供养者角色(即男人养家)的态度变化。特别关注：(1)男人养家观念的代群之间变化和代群内的变化。代群之间变化表现为当下各代群的人相比于20年前在支持男性养家上的变异，代群内的变化表现为当下各代群人的性别观念随时间而发生的变迁。(2)通过多变量分析，考察本人绝对地位与夫妻相对地位对于男人养家观念的影响及其在历史脉络中的变迁。

二、研究视角

刘爱玉、佟新曾以性别地位实践分析框架解释中国人性别观念的型构，指出三类社会结构/关系对形塑人们的性别观念起到重要作用。一是建立在性别、年龄、家庭背景等基础上的先赋地位。二是个体通过努力建立的更为外向广泛的社会关系及因此拥有的自致地位。三是具有不同先赋地位与自致地位的两性在互动实践中形塑的家庭夫妻关系及由此形成的夫妻地位差[9]。

本文认为，男性的自致地位体现了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经济地位，是性别角色分工的社会实践，可视为绝对地位。夫妻地位差体现了由先赋地位和劳动力市场地位境遇交互作用所形塑的家庭性别角色分工实践，可视为相对地位。绝对地位和相对地位的交互影响，对性别角色责任期待进行形塑。

绝对地位要素中最受学者们关注的是教育、职业与收入。教育对两性的性别平等观念有着促进作用[14](PP 312-329)，并通 过两方面对性别认知产生影响。一方面，教育能够使受教育者熟悉不同于自身的经历，了解更多促进平等和消除偏见的观念，能够促进角色定位的开明化，提高主体对性别平等的要求和对现实不平等的感知能力。另一方面，通过竞争性的教育科层体系，使得被教育者相信源于个人天赋和努力程度的不平等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更可能进入社会精英阶层和从现实的不平等安排中获益，并因此降低其消除不平等现象的行动意愿[15](PP 193-215)。教育程度 高者往往有着更高的职业地位，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越高者，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均应有越为现代的性别角色态度。

相对地位要素中最为核心的是夫妻职业地位差和夫妻家庭经济依赖。一些女性主义学者认为，男性的权力、女性对男性的依赖(经济依赖、政治依赖、家庭与工作场所依赖)以及女性与男性的亲密互动形塑了其对于性别不平等的意识，但是上述假设却未曾得到过验证[15](PP 193-215)。国外的相关研究显示，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只要社会经济或政治地位低下，就不得不表现出依赖和被动的特征。男性如果挣钱比妻子少，为家庭所做的经济贡献小，就会弱化其传统的养家糊口角色，也可能会欣赏妻子为家庭所做的经济贡献，并因此持有更为平等的性别角色态度[16](PP 261-279)[17](PP 29-43)[18](PP 759-779)。阿勒·桑顿(Arl Thornton)等运用数十年跟踪调查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妻子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促进丈夫性别观念的现代化，丈夫收入的提高会加剧妻子性别认知的传统化[19](PP 211-227)。这些研究说明，女性绝对地位的提升，可以改变 其在家庭中的相对地位和家庭内性别分工，促使更为平等的性别观念形成。相反，男性若因绝对地位低下而引发夫妻相对地位下降，则会促生男性更趋平等的性别角色观念。夫妻相对地位对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是：往往处于地位弱势的一方，会更趋向于形成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处于强势的一方，则更趋向于形成现代的性别角色观念。

三、数据与研究变量界定

(一)数据来源与分析对象

本文利用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分析男性对于男人养家观念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该调查由全国妇联与国家统计局联合开展，是每十年一次的专注于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重要议题的专题性社会综合调查。三期地位调查的抽样方案均采用了分域、分层多阶段PPS抽样，虽具体方案有所不同，但都具有很好的全国代表性[11]。三期中国妇女社会调查全国性有效样本分别为23740人、19449人、26166人，年龄在18-64周岁的在婚男性有效样本分别为8712人、6405人、10090人，女性有效样本分别为9762人、7600人、10940人。本文同时利用北京大学家庭追踪调查2014年数据(以下简称“CFPS2014”)对男人养家观念的最新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通过两个重要的不同来源数据的呈现情况，评估来自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发现的稳定性。基于本研究核心关注，最终选取了CFPS2014数据中7666个夫妻配对样本。

(二)变量测量与描述

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对两性性别角色观念状况及其变迁给予了高度关注，设计了诸多问题考察性别角色观念的不同层面。本文关心的是男性对于男人养家的态度及其变化，考察男性对于性别角色分工责任的期待以及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可能发生的变化。过往研究在讨论类似论题时，以男性对于养家责任的认知作为测量，最常用的测量题项是“男人以社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11](PP 29-36)[12][16](PP 261-279)。以三 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而言，由于各期调查对性别观念的测量指标不统一，使得性别观念的历史比较面临诸多困难。但三期调查在男人养家观念的测量上基本保持了一致，第一期和第二期调查询问的都是“男人以社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第三期调查询问时用的题项是“男人应以社会为主，女人应以家庭为主”，比第一期、第二期各多了一个“应”字。有学者认为这一细微变化有可能会影响其测度的实质出现偏差，从而影响其可比性，但是具体会产生多大程度及什么方向的偏向，则还有待研究[20](P 362)。本 文认为，虽然三期调查在询问题项上有细微差别，但不同历史年代、不同社会经历、不同特性的个体对于“什么是以社会为主，什么是以家庭为主”的内涵依然会有大致相似的理解，并可进行比较。CFPS2014对于男人养家的询问题项与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第一期与第二期题项一致，可以进行佐证。

绝对地位以教育、职业和收入三个方面进行测量。教育程度区分为4个类别：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技校、大学专科及以上；职业区分为四类：管理与专业人员、办事人员、工人、农业劳动者；收入以被调查者回答的年总收入测量，1990年城镇访问对象的总收入以每月收入乘12个月获得，模型分析时，收入计量单位为万元，并根据物价指数对不同年份的收入进行调整。

相对地位主要考察夫妻就业参与和夫妻家庭经济依赖。夫妻就业参与区分为4个类别：(1)夫妻均工作；(2)丈夫工作、妻子不工作；(3)丈夫不工作、妻子工作；(4)夫妻均不工作。夫妻家庭经济依赖采用Brines在1994年研究时曾经使用的方法，计算公式为(本人收入-配偶收入)/(本人收入+配偶收入)，其值为-1到+1。-1表示男性对妻子在经济上的完全依赖，+1表示男性向妻子提供了完全的经济支持，0表示双方在经济上彼此没有依赖。正值越大，说明男性对于家庭的经济贡献越大；负值的绝对值越大，说明男性对于家庭的经济贡献越小。为更好地刻画夫妻家庭经济依赖状况，本文还计算了全部或基本依靠丈夫收入比例与全部或基本依靠妻子收入比例。所谓全部或者基本依靠，主要是指本人或者妻子收入在夫妻收入中所占比例不超过20%。

在考察男人养家观念的群际变化和群内变化时，年龄以5岁为间隔，区分为9个人群。在进行多变量分析时，不再分类。出生地区分为城镇和乡村两个类别。

四、绝对地位、相对地位及其变迁

中国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90年代中期加快了步伐，改革对不同社会群体成员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并重构了两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及其在家庭中的地位关系。

就绝对地位而言，市场化转型过程中，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导致家庭生育子女数量减少，国家经济发展以及20世纪90年代开启的教育扩张，增加了人们接受教育的机会，年轻一代女性受教育水平与男性趋近。与1990年相比，男性受教育年数平均增加2.2年，女性 增加2.8年。教育提升和产业转型使更多女性获得职业发展机会，从事专业和管理职业者有所增加，大量年轻女性加入服务行业，男性从事专业和管理职业者有所下降，但大量农村年轻男性加入制造行业，成为新一代工人。收入水平也有明显提升，按1978年可比价格计算，男性2010年收入相比于1990年增加3.6倍，女性增加2.6倍。

男性和女性各自绝对地位在20年间均有不同程度提升，但其在职业和收入方面相对地位上的差距却并没有相应缩小。一是夫妻就业参与差距扩大。因为国家在劳动组织中的逐步退出，对女性的保护弱化，效率优先的劳动力市场机制使得女性在就业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在面临子女生育和家庭责任压力的情况下，因为缺乏足够的家庭支持和购买市场服务的经济能力，而不得不退出劳动力市场[21][22]。从男性样本看，2010年时丈夫工作、妻子不工作者较1990年增加7.3%；从女性样本看，2010年这一比例为27.7%，比1990年增加19.7%。二是夫妻家庭经济差距扩大，妻子对丈夫的经济依赖增加。以男性样本为例，全部或基本依靠丈夫收入的女性(指妻子收入在夫妻收入中的比例低于20%)，由1990年的14%上升到了2010年的32.8%，而全部或基本依靠妻子收入的男性比例，只比1990年增加了0.3个百分点。丈夫收入占夫妻收入百分比的均值，由1990年的60.7%上升到2010年的69.5%；而妻子收入占夫妻收入百分比的均值，则由1990年的39.3%下降到30.5%。按照Brines计算的经济依赖，由1990年的0.21上升到2010年的0.39。以女性样本为例，也有类似情状。详见表1。

表1 两性绝对地位、相对地位诸层面比较(1990-2010年)

说明：1990年的配偶工作状况，是根据被调查对象回答的情况进行粗略估算的，因为询问的是配偶目前或者最后的职业，因此一些目前不在业的人可能不会直接回答不在业，而是会填写目前或最后职业。目前只是将家务劳动者、待业、离退休退职、丧失劳动力、其他未在业者界定为不在业。

五、两性养家观念的变化

男性养家观念在1990-2010年的20年间发生了显著变化。从男性样本看，支持“男人以社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者(“非常同意”与“比较同意”合计)比1990年增加了16.1个百分点；从女性样本看，增加了11.9个百分点。20年间两性对于“男人养家”的观念有了更多认可和支持，表现出性别角色分工观念向传统回潮的趋势，男性回潮的速度大于女性，这种趋势在北京大学动态跟踪调查CFPS夫妻配对样本中也得到了进一步确证。18-64周岁在婚男性非常赞同男人养家者占48.5%，比较赞同者占23.2%，两者合计占71.7%；其配偶赞同男性养家者的相应比例为49.6%和22.3%。

(一)“男人养家”观念：不同代群比较

不同代群的人对于男性供养者角色的态度变化有如下特点：(1)所有年龄组群的男性，约六成支持“男人养家”，在态度上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40岁以上年龄组群的女性，态度与男性非常接近，40岁以下的年轻女性，支持“男人养家”的比例稍低。(2)男人养家观念的变化，既发生在群际之间，也发生在群内之中。对男性而言，群际变化的速度随年龄而提升，55岁以上者尤甚。在群内的变化上，1990年40岁以下各组，经过20年之后，其组内变化也随年龄而提升。对于女性而言，40岁以上者的态度群际变化程度大，40岁以下者小，30-34岁组甚至是负值，24岁及以下女性的男人养家观念向传统回潮的速度较慢。

总体而言，男人养家观念的群际变化和群内变化都很大，对于男性而言，群际变化要大于群内变化，即以男人养家为核心表征的性别角色分工观念的传统回归，一方面是因为当下各代群的人相比于20年前更多男性家庭供养者角色；另一方面是因为现在年轻男性的性别观念变得越来越与年长男性相似，但性别角色分工观念的传统回归推手主要是年轻男性性别观念的传统化。对于女性而言，虽然也是群际的变化大于群内的变化，但是相比于男性而言，其群内变化的幅度更大一点。详见表2。

表2 支持男人养家：年龄群差别

说明：(1)支持男人养家均值计算：赋值“非常同意”5分，“比较同意”4分，“一般”或“说不清”3分，“不太同意”2分，“很不同意”1分。(2)Δ1指相同年龄群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态度变化(群际变化)；Δ2指同一年龄群男性在不同历史时期态度变化(群内变化)。如果群内态度在不同历史时期无变化，总体态度变化纯粹是因为年轻代群不同于年长代群，则Δ2的绝对值应很小甚至为0，而Δ1的绝对值会比较大，如果群际态度变化对于总体态度变化贡献小，则Δ1的绝对值应很小甚至为0，即年轻代群与年长代群的态度相似。

(二)城乡男性的“男人养家”观念

不同代群城乡男性和女性对于男人养家的看法有着显著不同。其一，农村男女更支持男人养家的看法,态度更为接近。2010年与1990年相比，四类群体对男人养家观念认可增加的百分比分别为：城镇男性18.1%，城镇女性14%，农村男性14.4%，农村女性11.4%。城镇男性在男人养家观念上向传统回归的速度最快。其二，无论城乡男女，男人养家观念的传统回归来源于群际变化和群内变化的共同作用。其三，城镇男性在男人养家观念的变化最大。从群际变化看，与两端人群态度的急剧变化有关。一端是24岁及以下的年轻人，另一端是54岁以上接近或者将退休者。从群内变化看，1990年时24岁及以下的年轻人经过20年后也变得更传统了。农村男性态度的变化，更多的是因为群内变化，即年轻男性对于男人养家的看法变得越来越与年长男性相似。城镇女性的男人养家观念变化，也与两端人群态度的急剧变化有关。一端是24岁及以下的年轻人，另一端是44岁以上人群。农村女性中，1990年时24岁及以下的年轻人态度变化最小。其四，对于四类群体男性养家观念上群际变化和群内变化的比较发现：城镇男性的群际变化大于群内变化，农村男性、城乡女性的群内变化大于群际变化，农村女性的群内变化最为显著。详见表3和表4。

表3 男性支持男人养家：城乡差别

表4 女性支持男人养家：城乡差别

(三)绝对地位、相对地位与男人养家观念

首先从就业状况、教育程度与收入状况三个方面考察绝对地位与男人养家观念之间的关系。基本发现是：(1)男性的在业状况与其养家观念显著相关(p=0.000)，在业男性更支持男人养家观念。在业者支持男人养家的比重在20年间增加了16.5个百分点，非在业者相应增加的比例为25.6%；女性的在业状况对其养家观念没有显著影响。(2)本人文化程度对养家观念有显著影响(p=0.000)。无论男女，文化程度越高，对于男人养家观念支持的程度越低，其20年间向传统回归的速度也较慢；(3)收入与男人养家观念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p=0.000)，将收入作四分位区分后分析发现，在1990年时最低收入的25%的人群对男人养家观念更为支持，2010年时第二分位和第三分位人群的观念更为接近，更偏支持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模式，其作用机制将在多元分析时作进一步考察。详见表5。

表5 绝对地位与男人养家观念 (单位：%)

其次考察相对地位的两个主要维度与男人养家观念之间的关系。基本发现：(1)夫妻就业关系状况对两性的养家观念有显著影响(p=0.000)。就2010年的情况而言，本人工作、妻子不工作的男性，对男人养家观念的支持度最高；本人工作、丈夫不工作的女性，对男人养家观念的支持度最低。相比于1990年，无论夫妻工作状况如何，对于男人养家观念的支持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2)夫妻对于家庭的经济贡献极大地影响着各自对于男人养家的看法。那些为家庭提供了全部或者至少80%收入的男性，在2010年时，有67.6%的人认可、支持男人养家观念，而只为家庭提供不超过20%甚至一点也不能提供收入者，其认可、支持男人养家观念的只为51%，两者在态度上的差别为16.6%。可以看到，从1990年到2010年，这种因家庭经济收入贡献差异而在性别角色分工观念上的差异扩大了，女性样本也有类似情形。详见表6。

表6 相对地位与男人养家观念 (单位：%)

六、态度变化的多变量分析

本部分着重考察绝对地位(本人职业、教育、收入)、相对地位(夫妻就业参与、夫妻经济依赖)等要素对于男人养家观念的影响。因变量为“是否同意男人养家”，使用Logit回归进行分析。表7展示了4个模型的Logit系数。模型一考察在控制调查时间、年龄、性别和城乡背景情况下，绝对地位与相对地位对于男人养家观念的影响，模型二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增加了调查时间与绝对地位的交互项，模型三在模型二的基础上增加了调查时间与相对地位的交互项，模型四在模型三基础上增加了夫妻就业参与和夫妻经济依赖之间的交互项。详见表7。

表7 支持男性养家的多变量分析:Logit回归

续表7模型一模型二模型三模型四2000年∗夫妻就业参与:丈夫工作、妻子不工作1.0351.055 丈夫不工作、妻子工作0.664∗∗∗0.698∗∗∗ 夫妻均不工作1.0481.089调查年份:20001.226∗∗∗0.7580.718∗0.727∗2010年∗夫妻就业参与:丈夫工作、妻子不工作0.9860.951 丈夫不工作、妻子工作0.855+0.890 夫妻均不工作1.0781.1072000年∗经济依赖1.0051.0292010年∗经济依赖1.0661.133∗夫妻就业参与∗经济依赖:丈夫工作、妻子不工作1.237∗丈夫不工作、妻子工作0.747∗∗∗夫妻均不工作0.794∗常数项0.578∗∗∗0.8410.8610.839+-2log34775.4634698.3934687.9134668.1样本53509535095350953509

注：(1)模型中分类变量的参照类：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0)、职业地位(管理与专业人员=0)、夫妻就业参与(夫妻均工作=0)、调查年份*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0)、调查年份*职业地位(管理与专业人员=0)、调查年份*夫妻就业参与(夫妻工作=0)、夫妻就业参与*经济依赖(夫妻均工作=0)；(2)*p<0.05，**p<0.01，***p<0.001；(3)模型四中的收入，按物价指数进行了调整，以1978年为100，则1990年相当于1978年的311.2,2000年相当于1978年的483.4；2010年相当于1978年的954.37。

对表7四个模型数据进行分析，提出以下基本结论：

其一，在控制其他变量却不加各种交互项时，2000年和2010年调查样本相比于1990年而言，更为支持男人养家观念。当模型分析纳入调查年份与绝对地位、相对地位诸变量的交互项之后，2000年调查年份影响的主效应依然存在，但2010年的不再显著，说明20年间人们养家观念传统化的回潮，主要是因为绝对地位与夫妻相对地位等要素在历史脉络下的变化导致了其在态度上的变迁，尤其是2000-2010年的十年之间。

其二，在控制其他变量以后，发现年龄较大的性别角色分工观念的传统回归速度更快，男性比女性更为传统，农村人比城镇人更为传统，上述结果与以往的研究发现相一致[10][12]。

其三，考察绝对地位诸要素对男人养家观念的影响发现，教育程度越低，在男人养家观念上表现得越传统。调查年份与教育程度有交互效应，大专及以上者相比于20年前更趋现代。与管理与专业人员相比，其他职业承担者都更偏向传统，尤其是农业劳动者。收入只有微弱的影响，其显著性略高于0.05。

其四，夫妻就业参与的差异及导致的夫妻家庭经济依赖状况，对于人们是否支持男人养家认知有显著影响。随着家庭经济依赖程度的提升，对于男人养家观念的支持也在增加，夫妻就业参与和经济依赖交互项的效应看，丈夫工作、妻子不工作者最明显，无论男女，因为妻子不工作，助长男性对于男人养家的认可，妻子则因无工作及经济上依赖丈夫而更期待男人养家。而丈夫不工作、妻子工作时，则会弱化对于男人养家的认知与支持。

结合对于绝对地位、相对地位与男人养家观念关系的分析，本文对于男性关于男人养家观念的变化有如下结论：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国家就业制度的变革和劳动力市场的逐步确立过程中，国家对女性的保护弱化，与此同时，女性就业和发展的社会支持不足，导致两性在劳动就业和职场发展中的不同际遇，影响了两性在家庭层面关系的重构。在家庭中，20年间男性对于家庭经济的贡献比例增加，全部和基本依赖妻子收入的丈夫比例下降，而需依赖丈夫收入的妻子的比例上升，在就业上，依赖丈夫工作的女性比例增加，所有这些导致了性别角色分工观念的回潮，即更多人支持男人养家。

七、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本文通过分析，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两性关于“男人养家”的观念在1990到2010年的20年间出现了向传统回归的现象，男性支持“男人养家”者由1990年的45.6%上升到了2010年的61.7%，女性由44.6%上升到了56.5%。男性比女性更传统，农村男性比城镇男性更传统，农村女性比城镇女性更传统。城镇男性向传统观念回潮的速度最快。

(2)男人养家观念的传统回潮，城镇男性的群际变化大于群内变化，即各代群的男性相比于20年前在男人养家问题上更为保守，也更与年长男性有相似的态度。农村男性、城乡女性的群内变化大于群际变化，农村女性的群内变化最为显著，同一批人20年间在性别角色观念上的倒退，是一个需要引起高度警惕的现象。

(3)市场化导向的改革极大地形塑了两性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重构了性别角色社会实践与家庭性别角色实践样态。20年间男性的就业参与虽有下降，但相对稳定；女性的就业参与则大幅度下降，导致家庭中妻子不在业的比例较大幅度地上升，丈夫工作、妻子不工作的比例从1990年的7.8%上升到2010年的15%以及2014年的18.2%。夫妻在劳动力市场就业参与和职业地位的分殊导致了家庭经济中妻子收入贡献的减少，丈夫对家庭收入贡献的均值由1990年的60.7%上升到2010年的69.5%，全部或基本依靠丈夫养家的女性由1990年的14%上升到了2010年的32.8%，男性的经济依赖由1990年的0.21上升到2010年的0.39，女性的经济依赖则由-0.18变为-0.2。

(4)教育、职业、收入是两性担当的最为重要的社会角色，也是社会地位的重要指示器，是性别角色社会实践的核心表征，其在家庭场域的交互作用重构了以夫妻就业参与和家庭依赖为主要特征的家庭性别角色实践样貌，并影响了男性对于男人养家观念的认知与支持，表现为：丈夫工作、妻子不工作的男女，对于男人养家观念的支持更高；而丈夫不工作、妻子工作时，则会弱化对于男人养家的认知与支持。

(二)讨论

以“男人养家、女人持家”为核心表征的性别角色分工观念上的传统回归现象，已有不少学者指出并进行分析，本文主要从两性的绝对地位、相对地位及其交互作用对其进行了讨论。这一讨论有助于深化对于性别地位实践理论的认识。教育、职业和收入是社会学意义上最为重要的自致地位，它体现了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社会经济地位，是性别角色分工的社会实践，以夫妻就业参与和家庭经济依赖为主的夫妻地位差，体现了由先赋地位(性别、年龄、出生地)和劳动力市场地位境遇交互作用所形塑的家庭性别角色分工实践。两类性别角色实践的交互影响，对性别角色责任期待进行形塑，即男人养家观念变迁及其原因的探讨，需要考察性别角色分工的社会实践与家庭性别角色分工实践。

关于男性养家观念在社会经济变迁历史脉络下的变迁，西方也有少量学者进行探讨。比如简·里布莱特·威尔基(Jane Riblett Wilkie)在1993年的研究发现，美国男性20世纪80年代对于男人养家支持的比例有很大的下降——24岁及以下男性，70年代支持男性养家者为56%，80年代支持的比例为29%；25-34岁男性，70年代支持者为45%，80年代支持者为34%；35-44岁男性，70年代支持者为65%，80年代支持者为37%；45-54岁人群，支持的比例减少28个百分点；55-64岁人群，支持百分比减少12个百分点——显示的是男性在男人养家观念上的偏现代取向。学者们认为，这种变化与美国社会中家庭主要靠男人供养比例的下降有关，如男人养家的比例从60年代的42%下降到了1988年的15%[16](PP 261-279)，由于社会中无男性供养者家庭和双薪家庭增长之故，特别是女性就业参与和收入上的贡献增加，使得男人是家庭绝对的供养者的传统理念受到了挑战。

与美国等西方社会非常不同的是，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中国社会中两性的男人养家观念出现了相反方向的变化，即向传统回归，而其影响的原因，与美国社会男性养家观念的变化影响因素相比，其实是一体两面，也离不开对家庭关系实践的考察。

本文的分析也昭示我们：性别平等观念受到性别地位实践的形塑，20年间由于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地位境遇的下降，导致了其在家庭中相比于男性职业与经济地位的弱化，并导致了一种更偏向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的固化，这种固化显然不利于性别平等的社会实践，我们应该对此高度警惕，并在劳动力市场政策、消除性别歧视以及支持女性就业政策方面进一步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