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纵

（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22）

1 “四大发明”说的出现与流行

“四大发明”说。长期以来，“三大发明”说和“四大发明”说的的传播从未间歇，在传播过程中基内涵的认知也并非一成不变。

“四大发明”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重大成就，因其对世界历史进程产过重大影响而广为人知。早在16世纪， 弗朗西斯·培根 （Francis Bacon，1561—1626）在《新工具》一书中对古代的印刷术、火药和磁罗盘三项重大发明的作用进行了论述，后多被西方学者引用。通过来华传教士的考察和后世学者的研究，后来搞清楚了这三大发明都来源于中国，从而形成了中国 “三大发明”说。因造纸术和印刷术关系极为密切，且也是来源于中国的重要发明，因而西方学者又提出了“四大发明”说。长期以来，“三大发明”说和“四大发明”说的传播从未间歇，在传播过程中基内涵的认知也并非一成不变。“四大发明”说由来和演变，有助于深化我们 对“四大发明”的认识。

1550年，意大利数学家卡丹 （J.Candan，1501—1576）最早指出，磁罗盘、印刷术和火药这三项发明是“整个古代没有能与之相匹敌的发明”。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在《新工具》（The New Organon）中的第CXXIX章提及了我国古代的三项发明：

“Again,it helps to notice the force,power and consequences of discoveries,which appear at their clearest in three things that were unknown to antiquity,and whose origins,though recent,are obscure and unsung:namely the art of printing,gunpowder and the nautical compass.In fact these three things have changed the face and condition of things all over the globe:the first in literature;the second in the art of war;the third in navigation;and innumerable changes have followed;so that no empire or sect or star seems to have exercised a greater power and influence on human affairs than those mechanical things.”

将 the art of printing（印刷术）、gunpowder（火药）和the nautical compass（罗盘）称为“three things（这里的things一词指代前文的discoveries，意为发现，发明）。培根虽然对印刷、火药和磁石和纸等重大发明都非常重视，但对于三者的来源却是obscure（模糊不清）和unsung（堙灭无闻）的。

后来的马克思基本承袭了培根的思想，他在 《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一书中又进一步论述这三大发明在改变世界历史进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然而马克思与培根一样也没有指出这些发明来自中国。这种情况直到19世纪下半叶才有所改变改变。麦都思（W.H.Medhurst，1796—1856）、艾约瑟(J.Edkins，1823—1905）、 丁韪良 （W.A.P.Martin，1827—1916）等来华传教士都是精通中国语言和文学的“中国通”，他们将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等列为中国的重大发明。

丁韪良在1901年出版的 《汉学菁华》（The Lore of Cathay）一书里不但明确指出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都是中国人的发明还将这些发明与丝绸和瓷器相媲美，但同时也批评了中国人的保守，认为像火药、印刷术和航海罗盘这样技艺需要移植才能获得高度的发展。

普遍认为，“四大发明”说是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在1946年10月于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次演讲所提出：

“中国人最伟大的三项发明无疑是造纸及印刷术、磁罗盘和黑火药。”

然而早在1925年美国学者卡德 （T.F.Carter，1882—1925）在《中国印刷术源流史》一书的绪论部分中就明确提出了“Four Great Inventions”：

“Four great inventions that spread through Europ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Renaissance,had a lagre share in creating the modern world.Paper and printing paved the way for the religious reformation and made possible education.Gunpowder levelled the feudal system and created citizen armies.The compass discovered Amercia and made the world instead of Europe the theater of history.In all theae inventions and others as well,China claims to have had a conpicuous part.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 work is to investigate the truth of this claim in the one domain of printing.”

“三大发明”说由来已久，这源于西方学者就这三项发明对近代文明的影响所作的评价，自培根始，已沿袭四个世纪，可谓根深蒂固。同时纸是印刷的载体，二者关系密切，将二者合并统称更显简练。但笔者以为“四大发明”说相较于“三大发明”说更为合理。

纸张的作用首先便是书写与印刷，纸张在文化传播方面的丰功伟绩就足以大书特书。同时纸张对于其他人类生活的改善也不容忽视。1976年在我国敦煌马圈湾汉代军事遗址主出土的西汉麻纸就是用于包装。南宋诗人陆游在《写朱元晦寄纸被》中有“纸被围身度雪天，白于狐腋软于棉”，当时的纸张有结实、不透气等优点，常被制成鞋里、衣服、纸帘、蚊帐甚至是铠甲。当然纸张另外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清洁。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布政司为皇室生产了规格为0.6×0.9m的卫生纸72万张和19cm2的卫生纸15 000张。

华觉明先生在《中国三十大发明之分说》一文中对于发明与发明的等级进行了界定：

“发明是原创的具有认知、适应和改变自然界、社会和人类自身之功能的技术性手段与方法。”

并分作四个级别，即重大发明、重要发明、发明和小发明。造纸技术对于人类文化传播的贡献，以及对于人类生活的改善无疑是巨大的。从这一点来看后来将造纸术列为重大发明，与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比肩是毫无异议的。

2 “三大发明说”和“四大发明”说在我国的传播

“三大发明”在民国初就已出现在中国人傅运森编写的历史教科书中。傅运森先生（1872—1946）早年曾在盛宣怀主办的南洋公学学习，后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国文部任编辑三十余年，一生致力于编写历史教科书。早期的求学经历可能让他深受西学影响。

民国初期，商务印书馆1913年出版，由傅运森编撰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一书体例确定、在内容选材和史学思想方面见解独到，拓宽了国人的视野，促进了民国时期西方文化的传播。

在此书对“三大发明”的表述如下：

“中国技术有功世界者三事：一为罗盘。黄帝周公造指南车，为罗盘所自起……二为印版术……三为火药。”

同时期中华书局版1913年章嵌编著《新制中华历史教科书》、1913年汤存德编《新制中华历史教授书》、1915年北京教育图书社编纂的 《实用历史教授书》、1928年徐景新编著《新时代历史教授书》等都称赞了罗盘（针）、印刷术和火药对于世界文明的意义。这一时期对于罗盘针（或是指南针），存在一种误解，认为它们最初的起源是指南车。指南车是利用机械传动系统来指明方向，而指南针利用的是地磁效应，二者不是同一种发明。

中国学者最早明确介绍“四大发明”说的是著名历史学家向达（1900—1966）。1930年向达先生在中学生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印刷术的起源》的文章，在楔子部分翻译并引用了美国学者卡德 （T.F.Carter，1882—1925）的《中国印刷术源流史》中的一段文字：

“当文艺复兴之初，四大发明传入欧洲，均这与近代的创造有很大的影响。其中如纸同印刷术则为宗教改革导其先路，而教育之能普及，这两者也颇有功劳。此外火药一来，荡封建制度为灰烬，开民军之始基。罗盘入了欧洲，于是发现美洲，历史的舞台也因由此欧洲一隅以转入世界全局。这四大发明，对于近代造福无量，可是考其来源，却大都传自中国。”

1933年陈登原所编纂的《陈氏高中本国史》也明确提及了“四大发明”：

“在近代中华民族似不曾对于世界有所贡献。然而在过去，确曾建立不少的丰功伟业，即以‘四大发明’而论，中国人不知道帮助了多少全人类的忙！纸与印刷，固为近代文明所必需的物件，即军事上用的火药，航海时用的罗针，何尝效力稀小？然而这四者，都是在中国史上发现得最早呢！”

我国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三大发明”和“四大发明”的提法开始并行，并成为中学教科书撰写中必选的项目。 “三大发明”出现频率更高一些，但“四大发明”的说法逐渐增多。

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名著中写道：

“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了指南针的发明。还在一千八百年前，已经发明了造纸法。在一千二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刻板印刷。在八百年前，更发明了活字印刷。火药的应用，也在欧洲人之前。”

虽然这段文字没有提及“四大发明”一词，但把造纸、活字印刷与火药统一视为我国古代最具影响的科技文化，在当时已经是共识。1946年刊登在《科学时代》上的《三大发明的奇迹—科学史读书笔记之一》一文里明确地提及了“三大发明一词”，并说这是我们小学生也会背诵的。

科学史家李约瑟（J.T.M Needham）直到1985年10月为《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所作的序中指出：

弗朗西斯培根认为，造纸与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项发明对于彻底改造近代世界并使之与古代及中世纪划分开来，比任何宗教信念，任何占星术的影响或任何征服者的成功所起的作用更大，但他把这些发明的起源看作是“模糊不清的、湮灭无闻”，他至死也不知道所有这些都是中国的发明。我们已经尽我们最大努力使这类世界纪录恢复了本来面目。

李约瑟所说的“三大发明”，包括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实际上是四大发明，因“造纸术和印刷术”被合并为一项重大发明 ，成为“三大发明”。

3 “四大发明”说

“四大发明”所指代的四项发明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例如，20世纪50年代初北京晚报刊登了一篇名为《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的文章，然而该文提及的“四大发明”是指地动仪、司南、指南车和记里鼓车。地动仪为东汉天文学家张衡（78—139）所发明；司南是指南针的原始形式，东汉王充（27—97）在其著作《论衡·是应篇》中写道：“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指南车据《西京杂记》记载为西汉时期发明，王振铎先生认为三国时期的马钧为可信；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的导论中称，中国文献最早提到记里鼓车，是和燕太子丹（前240—前226）及韩延寿（前140—前70）的名字连在一起的。因此，笔者以为这种关于“四大发明”的说法可能是一些学者基于我国秦汉时期的科技发明所进行的总结，虽可称是一家之言，但远不能彰显我国古代科学技术之辉煌成就。

笔者在2010年所使用过的高中历史教材在第8课《古代中国的发明和发现》一章开篇就讲的是四大发明：

“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等四大发明是中国古代最有代表性的科学技术成就。”

而且对于四大发明书中更多的是提及它们对于欧洲的影响：

“四大发明问世以后，逐渐走向世界。造纸术经阿拉伯人传入欧洲，廉价的纸张很快取代了欧洲长期使用的书写材料羊皮和小牛皮，促进了欧洲文化的发展。火药传入欧洲，推动了欧洲火药武器的发展，使封建城堡不堪一击，靠冷兵器耀武扬威的骑士阶层日益衰落。指南针的使用，促进了远洋航行，迎来了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欧洲人还借鉴中国的印刷术，造出了自己的活字印刷及，大大推动了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促进了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

一些关于 “四大发明”的说法，所采用的是罗盘（针），而非指南针。罗盘是把指南针放在方位盘的装置，用罗盘一词可以更准确地表达指南针对于航海的重要意义，但罗盘在我国古代大多是最初堪舆家手中的工具，宋代才用于航海。

我国古代印刷以雕版为主，因其版面平整，易于墨印，印刷清晰，对排版人没有较高的文化要求等优点。活字印刷术虽然有操作灵活、成本低廉等优点，但在我国古代，通过活字印刷术印出来的书籍，只占到全部书籍的2%。比较著名是康熙四十年用铜活字印制的《古今图书集成》1 000卷和乾隆年间用枣木活字印制的《武英殿聚珍丛书》。而特将活字印刷列为“四大发明”，是因它启迪了四百年后的西方活字印刷术。约翰内斯·古登堡（Johannes Gensfleisch zur Laden zum Gutenberg，1397—1468）的印刷术所用拉丁字母相较于汉字，种类少，使用频率高。这些名词的演变或多或少都含有西方学者的影子。实际上，教科书中把雕版印刷术排除在“四大发明”之外，是不可取的。

“四大发明”一词能有如今的知名度，与中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和广泛引用有着极大关系。我国学者对于“四大发明”的研究呈现出十分明显的时代特点。

1986年由严敦杰主编的《中国古代科技史论文索引》一书收录了自1924年到1979年关于“四大发明”的研究文章共计193篇。图1是对这半个世纪每年发表的关于“四大发明”研究文章的数量统计。

图1 1924—1979年每年发表的关于“四大发明”研究文章数量统计

民国时期每年产量稳定且平均，数量相对较少。新中国刚成立到六十年代初的社会主义早期探索建设时期，以及“文化大革命”后期到改革开放初期是学术文章的高产期。

4 结语

1958年弗西在历史教学问题杂志发表的名为《中国中古时期的三大发明及其对世界文化发展的贡献》一文中写道：

“今天，在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大跃进的时期，全国人民应当集成祖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形势下，以快马加鞭，猛虎下山的革命干劲，使我们祖国在不远的将来，在科学文化赶上世界的先进水平。”

对于我国科技的研究是为了增进国民的民族自豪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注入精神力量。但是我们对于我中国古代的科技成果可不能仅局限于“三大发明”或是“四大发明”。华觉明先生在《中国四大发明和中国二十四大发明评述》又新增蚕桑丝织、琢玉汉字、木结构营造技艺、青铜与生铁的冶铸、十进位值计数法、中式烹调、中医、漆艺、制瓷、漏刻、茶的栽培和培制、深井开凿技术、水运仪象台、珠算等。2017年，由华觉明先生与冯立昇教授主编的 《中国三十大发明》一书出版，里面又新增粟作、稻作、运河与船闸、犁与耧、水轮、马镫、曲蘖发酵、杂交水稻等。笔者认为无论“三大发明”还是“四大发明”都会逐渐被淡化，因为我们对于我国每一项伟大的科学技术都应如数家珍，而非局限于“三”或“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