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献辉 胡玲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由应然性、可然性与实然性共同支撑的，三者互相印证，而应然性、可然性与实然性则分别藏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之中。从历史逻辑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果断迈进新时代，推进党的行动指南的与时俱进，以及新时代的战略安排，与历史节奏是完全吻合的。从理论逻辑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否可以进入新时代，最终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社会主要矛盾的结构来决定的，党的十九大前后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密集性质变，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具备了基本条件。从实践逻辑看，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全新的伟大实践，以及相应取得的伟大成就，足以充分说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已经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迈出了新时代的坚实步伐，已经走在了新时代的路上。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9）02-0004-08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一个重大政治判断。深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理论意含，是打开十九大所构建的理论宝库的第一把钥匙，这是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在这个特定历史时段推进行动指南与时俱进的基本前提。探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理论深意，首要的是要搞清楚为什么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或者说要搞清楚党中央作出这一重大政治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近期，理论界已有不少学术成果对此进行了阐述，然而学者们所列举的种种“依据”，大有深入讨论的必要。

已公开发表的相关学术成果，一般都把“主要矛盾的转化”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主要依据，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朱佳木的成果称之为“主要依据”，王立胜的成果称之为“根本依据”，张学中和何汉霞的成果称之为“时代依据”，还有郝清杰的文章、陈红娟的文章也持这种观点。将“主要矛盾的转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主要依据，若不作理论上的进一步讨论在逻辑上是不严谨的，这是因为：其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本身也是党中央作出的一个重大政治判断（或称理论判断），这个重大政治判断要能够成为另一个重大政治判断的充分依据，它必须具备一个条件——它本身的依据是充分可靠的，所以，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主要依据，必须进一步揭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的依据。在这一点上，郝清杰的文章就“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所进行的分析，罗平汉的文章从“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和“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等方面所进行的阐释，相对来说是向前进了一步，可是郝清杰的文章仅触及到生产力量变问题，如果不能在生产力质变上交代清楚是证明不了已经进入新时代的;罗平汉的讨论则存在着系统性不足的问题。其二，矛盾分析法所展现的是“理论应然”问题，而时代变迁离不开“历史应然”与“实践应然”，所以，必须将理论逻辑（揭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的依据）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结合起来，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个重大政治判断说深说透。郝清杰的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具有历史必然性”似乎涉及到了历史逻辑问题，但是“历史必然性”说只能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进入新时代，并不能解释是在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期间进入了新时代，对此的解释则应讨论“历史应然性”。

现有研究成果中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其它“依据”，则要么存在依据倒置的问题，要么存在假性依据的问题。

所谓依据倒置，就是把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个因引发出来的果，反而当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因。比如，有的学者把“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重要依据，正确的逻辑关系应该是这样的——因为进入了新时代，所以必须推进党的行动指南的与时俱进——而不是相反。这是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否进入了新时代是属于社会存在的范畴，“党的指导理论的新成果”则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如果说“党的指导理论”创新可以作为进入新时代的依据，那就意味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科学发展观的形成都对应着不同的时代，这显然是不符合十九大精神的。同理，提出新的奋斗目标（或新愿景）也不能成为进入新时代的依据，也属于依据倒置的情形，这类“依据”有“党和国家奋斗目标的新布局”，“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等等。

所谓假性依据，是指那些说服力不强的，凭此依据并不能得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个结论的“依据”。比如，有的学者把“五年伟大成就”作为依据，这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五年成就”是离不开“巨人的肩膀”的，而且“五年成就”铸就一个时代显然把时代变迁过于轻率化。时代变迁的过程，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如果不是从质变角度，而仅仅只是从量变角度讨论依据，这样的依据便是不充分的。类似的“依据”有“我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全方位改革开放”，“快速接近民族复兴”，等等。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7·26”講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础上，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重大政治判断的最早出场，十九大报告虽然改用更为准确的“新时代”这个提法取代了“新的发展阶段”，但理论阐述上没有本质不同。从这段文字看，党中央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重大政治判断，是基于理论逻辑（历史性变革——量变到质变）、历史逻辑（继承性）、实践逻辑（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三重考量的结果，所以，只有将这三者结合起来，才能充分阐述“进入了新时代”的理论要旨。

总之，现有公开学术成果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探讨，无论在系统性、深刻性和严谨性上，都还存在不足。所以，本文尝试将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结合起来，以期将学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二、历史逻辑：伟大事业的台阶式前进特征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自1921年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伟大事业呈现出台阶式前进的特征。

第一个台阶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5年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从幼年到成熟的转变。在遵义会议之前，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幼年时期，党的经费主要由共产国际提供，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从党的“二大”起），重大决策（比如确定党的领袖与重大方针政策）通常是由共产国际包办的，“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虽然在1930年前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农村包围城市”，但直到遵义会议前这条正确道路始终没有成为党的主流共识。1935年遵义会议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正确路线成为党的主流共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正式取代教条式马克思主义。在遵义会议之前，中国共产党在绝大多数时間里执行的是“左”倾错误路线，这使得党所领导的事业一再反复，到遵义会议前夕党的事业成果所剩寥寥，几近于回到了起点。所以，遵义会议是一次具有起点意义的会议，它是中国共产党走上正确道路的起点。

第二个台阶从1935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历时约14年，初步实现了“站起来”。这个阶段实现了中华民族国际地位的大反转，抗日战争结束了1840年以来中国在对外战争中逢战必败的窘境，1949年“紫石英号事件”结束了中华民族在对外关系中逆来顺受的历史，新中国成立“真正解除了百年来套在中华民族身上的不平等条约锁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主席在开国大典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当然，这个“站起来”还是初步的，从人民的层面来讲，中国人民自己当家作主了，自然是站起来了，但是从国家的层面来讲，新生共和国的国际认可度还不高。

第三个台阶从1949年到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成为了真正“站起来”的民族。在这个阶段，抗美援朝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主动将战争威胁消灭在国门之外的战争，这一战也让年轻的共和国一战成名，向国内外敌对势力宣告企图“武力颠覆”新中国之路不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两弹一星”的成功，使中国成为国际上“算数”的国家（1958年毛泽东同志说：“还有那个原子弹，听说就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成为“有重要影响的大国”;特别是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第二十六届大会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成为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这是中华民族实现“站起来”最显著的标志。这个阶段虽然耗时约29年，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延误了党的事业的前进，是史学界公认的党和国家的工作“受到巨大破坏”的十年，如果刨去“文化大革命”10年，则上这个台阶历时约19年。

第四个台阶从1978年到2000年，实现了总体小康的发展目标。这个阶段，在邓小平同志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升华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理论问题的认识，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解决了近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实现了总体小康目标。关于小康社会建设，邓小平同志提出过两个标志性指标，一是在1980年基础上“翻两番”，一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关于“翻两番”，我国在1995年、1997年分别实现了GDP总量和人均GDP比1980年“翻两番”;关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我国是2001年才突破1000美元的（达到1010美元），由于此问人民币与美元汇率变化较大，所以从“翻两番”角度考察邓小平同志所确定的小康目标实现情况更为合适。那么，上总体小康这个台阶实质上历时约19年（1978-1997）。

从1921年到2000年，遵义会议之前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两个比较特殊的阶段，这两个阶段都是错误路线主导了党的行动。由上可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伟大事业，在不出现路线方针政策重大错误的情况下，上一个较大台阶耗时在14年到19年之间（见下表1）。这是运行与静止、质变与量变关系的现实呈现，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重要体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品格，是十九大作出进入“新时代”的历史依据。

2000年，中国共产党提出全面小康的概念。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上，中国共产党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到2020年所要实现的奋斗目标，这将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事业要迈上的第五个台阶。关于全面小康的标志性指标，党的十六大确定的是GDP比2000年“翻两番”，党的十七大确定的是人均GDP比2000年“翻两番”，党的十八大确定的是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十九大没有再强调标志性指标但是提出了“三大攻坚战”。可以看出，关于全面小康的目标，从党的十六大到十九大是逐步拔高的。从十六大到党的十九大，我国全面小康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就，比如2016年已经实现了GDP比2000年“翻两番”，2017年已经实现了人均GDP比2000年“翻两番”，这就是说如果按十六大或者十七大的标准，全面小康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

从时间上来看，从2000年到党的十九大，已经历时17个年头，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伟大事业，已经到了应该再上新台阶的时候，已经到了应该进入“新时代”的时间窗口。不仅如此，十九大关于新时代的战略安排，即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到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也完全符合每迈上一个新台阶耗时大约14年至19年这个历史逻辑。

三、理论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生产力诠释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其基本动力来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自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判断一个社会是否进入到了新的时代，从理论逻辑上講，最主要的，就是要看这个社会的矛盾结构是否发生了本质性变化。

在“生产力一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一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最活跃并最终起着决定作用的因素是生产力因素。党的十八大前后，我国生产力层面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其一，劳动力方面。改革开放前30年，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优势的源泉主要在于廉价劳动力，在国际市场攻城拔寨的主力军则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在2012年前后，一方面，我国劳动力优势发生了逆转，廉价劳动力优势不复存在。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5-60岁）总量91583万人，首次出现下降，出现拐点，至2014年的3年，分别比上年下降345万、244万、371万，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69.2%、67.6%、67.0%，也呈逐年下降趋势，相应地，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此前后出现倒闭潮。另一方面，高端人才储备的优势已经逐步建立起来。数据显示，2017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795万人;从1978年到2016年底，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中265.11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占已完成学业群体比例逾八成，其中有70%是2012年后回来的。高端人才储备的优势不仅体现在庞大的人才数量上，更体现在年轻人挑大梁正成为中国常态。在5G技术、超导磁悬浮列车、晶硅太阳能电池、量子信息、基因工程以及飞机研发诸领域，中国新一代高端人才正全面接捧大科学计划、大科学工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未来总是属于年青人的。拥有一大批创新型青人才，是国家创新活力之所在，也是科技发展希望之所在。”其二，生产工具方面。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文中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马克思的这个经典论断，用国内学者的话来说就是，“生产工具不仅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尺度，而且从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也是划分社会经济时期的物质标志。”今天，互联网+、智能制造、高端装备正在全面改造着我国生产生活活动，劳动者正在逐步从繁重的体力劳动、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智能制造等新科技应用方面，中国的成就令世界惊艳;中国几乎所有的制造业现在都已经开始大批量的使用机器人，已经出现可以用机器人制造机器人的数字化工厂;中国的智能工厂，已经遍布146个行业领域;2016年，中国工业机器人销量接近9万台，位居世界第一;中国首台风力机器人，参与了极地科考，它可以搭载50公斤重的仪器，在大风中不间断行走;中国制造芯片的真空机器人，负载能力全球第一，可以在真空环境下水平移动20公斤的半导体材料，全世界只有中国和美国掌握这项技术。此外，我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海上钻井平台蓝鲸2号，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射电望远镜FAST，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8万吨模锻液压机，我国是世界上第三个自主研发四代机的国家，我国还拥有令外国友人十分羡慕的移动支付、高铁、智能分拣系统、无人零售店、互联网商务，等等。其三，科技创新方面。邓小平同志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考察生产力的深层次变革，科学技术是必须考察的。在改革开放的前面几十年时间里，我国科技创新的基本态势是以跟随为主，主要是引进国（境）外技术为我直接所用，创造性引进很少。在十八大前后，这种情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专利申请量看，2010年我国超过29万件，首次在全球专利申请量排名中占据世界第一，并一直保持着这个位次，至2016年这个数字已经超过100万件。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指出：“我国科技创新已步入以跟踪为主转向跟踪和并跑、领跑并存的新阶段。”一方面，我们还在继续跟随（引进），但即便是“跟随”也已今非昔比，创造性利用已经成为技术引进的常态，甚至往往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另一方面，我国近年科技创新成果呈井喷式发展态势，在若干领域已经领跑世界。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实施，创新型国家建设成果丰硕，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以超级计算机为例，这是国家重大创新的重要基础性平台，2010年，我国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正式运行，在当年的全球超级计算机排名中一举夺魁并长期居于全球第一的位置。至2017年，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排名中，中国以202台位居世界榜首，而且第一二名都来自中国（分别是神威太湖之光和天河二号）。“领跑”世界的典型代表还有高铁，全球约84%的标准是由中国提出来的，这就是说，在该领域我国已经牢牢占据了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其四，经济实力方面。经济实力是生产力质变的外在体现。我国经济总量（GDP）在2010年上升为世界第二，外汇储备在2006年上升为世界第一，对外贸易总额在2013年上升为世界第一，制造业产值在2009年上升为世界第一，从2011年起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多国家（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对外直接投资在2015年上升为世界第二，在全球500来种主要工业制成品中我国有约220种的产量居世界第一（2016年），2016年我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美国、日本、欧元区之和。其五，经济结构。经济结构是生产力质变的另一外在体现。我国服务业增加值2012年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达到45.5%，跃升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2015年这一比重进一步上升至50.5%，服务业已擎起国民经济半边天，这意味着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国家。从产业演进的逻辑来讲，正如国内有关学者研究指出，“我国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后半段”，到2020年将“基本实现工业化”。建成先进的工业化国家，这是共产党人建立新中国之初最强烈的愿景。正如毛泽东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指钢产量，笔者注），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若干事实表明，这个最强烈的愿景的实现，已经近在咫尺。总之，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我国生产力发展都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再用“落后”来描述我国当前和今后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已经很不准确。

总之，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的矛盾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党的十八大之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虽然也在不断向前推进，但是主要是量的积累，而全方位的质变，则是密集发生在党的十八大前后，特别是十八大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重大政治判断，完全符合唯物辩证法基本规律。

四、实践逻辑：改革开放开启升级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形成的，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國特色社会主义时代演进的密码，必然内含于改革开放的实践逻辑之中。党的十八大之前和之后，改革开放呈现出两种明显不同的逻辑。

关于对内改革，党的十八大之前和之后，无论在改革的背景上、改革的路径上、改革的主要使命上、改革的范围上、改革的确定性上、改革的行动力上，还是在共同富裕的主攻点上，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性。

关于对外开放。党的十八大之前，我国对外开放以“请进来”为主，基本模式是从国（境）外引进资金、技术、原料加工成初级品或者制成品之后向国际市场出售，劳动密集型产品成为我们进入国际市场的首要敲门砖。党的十八大之后，我国对外开放转变为以“走出去”为主，最具代表性的行动就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亚投行的成立，“走出去”的已经不单纯是“劳动”，资本和技术也逐步成了“走出去”的主角。十八大前后对外开放的本质差异，简单来说，前者是通过请别人来发展实现自身发展，后者则是通过帮助别人发展来实现自己发财。中国对外货物贸易结构的改善，是对外开放质变的一个缩影。根据世界银行网站数据，2016年，高科技出口（现价美元）中国是4960.1亿美元，美国是1531.9亿美元，德国是1896.5亿美元，日本是928.8亿美元，中国超过美、德、日三国之和;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比值，中国是25.2%，美国是20.0%，德国是16.9%，日本是16.2%。这意味着，中国在迈向国际分工价值链中高端上已经取得实质性突破。

中国对外开放的“升级”，也反映到外交策略当中。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思考人类前途命运，以及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大势，积极推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走出了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不惹事也不怕事，为维护国家正当权益展开了一系列坚决有力的斗争。最典型的事实是中国与挪威因挪方2010年授予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所引发的两国外交争端的处置，最终以挪威表示尊重中国主权与核心利益关切收场，这个争端的处置结果，与1989年挪威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达赖喇嘛所引发的双方争端处置结果形成鲜明对比，那时挪威叫嚣授予达赖“诺奖”就是为了教训北京。类似事件还有中日关于钓鱼岛争端的处置，中国与蒙古关于蒙古邀请达赖喇嘛“访问”所引发的双方争端的处置，等等。事实充分显示，党的十八大之后，我国在直接利益相关的国际事务中，已经越来越具有主动权。

积极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十八大之后中国对外开放行动的新亮点。中国共产党有着强烈的“为人类作贡献”情怀，总是把国内发展与国际责任结合起来考虑。早在1956年11月，毛泽东同志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就提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邓小平同志也多次阐述过为人类作贡献的思想，1984年5月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他说，“到本世纪末”，“中国就会对人类有大一点的贡献”;1985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话时他说，“到下世纪中叶”，“我们就可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1987年4月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特劳加尔时他说，完成第三步战略目标，“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是真正对人类作出了贡献”。当今世界，虽然和平与发展依然是世界主题，但是作为世界“老大”的美国，奉行所谓“美国优先”战略，不但越来越不愿意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贡献，而且越来越成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最大的不确定因素。近年来，美国给人这样的强烈印象：作为大国缺担当，作为朋友不地道，作为“老大”太任性。若干迹象表明，逆全球化正在逐步形成潮流之势，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零和博弈思维、极端民粹主义正在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在此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却真心实意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宪法。中国的实际行动，诠释着负责任大国的应有担当，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签署《巴黎协议》，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组建亚投行，维护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积极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大力实施投资便利化工程，等等，中国事实上已经成为新形势下“全球化”的引领者。当美国抱怨中国沾光美国主导的全球公共秩序时，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宣布欢迎全世界国家充分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欢迎搭中国的“便车”，表现出大国的担当与底气。

总之，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调整。这些调整都是本质性的、根本性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五年来，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足以说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所进行的内外政策的调整不仅是及时的，而且也是非常适当的。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主动作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时代洞察力、主观能动性和历史责任感，向全党全国人民以及全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以全新姿态迈向新时代，逐鹿新时代。新时代的伟大使命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美国社会学家、经典现代化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英格尔斯认为：“那些完善的现代制度以及伴随而来的指导大纲，管理守则，本身是一些空的躯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够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现代化是领导新时代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前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1月5日在中央党校开班式讲话中指出：“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五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以及五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足以充分说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已经迫不及待地在带领全党进行自身的现代化，并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五、结语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个重大政治判断，既是严肃的，更是科学的，是基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三维考量的结果。

基于历史逻辑的考量，可以洞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应然性。从历史逻辑看，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伟大事业，在不出现路线方针政策重大错误的情况下，上一个较大台阶耗时在14年到19年之间，表现出台阶式前进的特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果断迈进新时代，推进党的行动指南的与时俱进，以及对新时代的战略安排，与历史节奏是完全吻合的。

基于理论逻辑的考量，可以洞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可然性。从理论逻辑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否可以进入新时代，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最终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社会主要矛盾的结构来决定的。党的十八大前后，我国生产力层面密集地发生着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变革，出现了量变导致质变的明显特征，这集中体现在我国劳动力素质、生产工具水平、科学技术水平、经济实力、经济结构等方面的深刻变革中。社会生产力的密集性质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理论依据。

应该进入新时代（历史逻辑），可以进入新时代（理论逻辑），并不代表着已经进入新时代。是否已经进入新时代，最终取决于人的思想认识水平与相应的实际行动。基于实践逻辑的考量，可以洞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实然性。从实践逻辑看，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深入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与十八大之前的改革开放具有本质性的、根本性的不同。十八大以来我国全新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以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足以充分说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已经迫不及待地在带领全党进行自身的现代化，带领全国人民迈出了新时代的坚实步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应然性（历史逻辑）、可然性（理论逻辑）、实然性（实践逻辑）是紧密联系的。缺少了应然性，不能说明进入新时代是适时的;缺少了可然性，不能说明进入新时代是适当的;缺少了实然性，不能说明进入新时代是实际的，只有将三者结合起来，才能充分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重大政治判断的理论意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