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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遗产:在传承历史中焕发生机

2019-06-04

发明与创新 2019年5期
关键词:遗产工业

标语是工业发展中特有的文化符号,也是一种工业遗产(图/东方IC)

当下,工业产能的过剩,使全球各地很多工厂厂区面临转型。而转型仅仅是改建原有建筑、换一种业态注入吗?这条“蝶变”之路究竟该如何走,正是人们需要停下匆匆脚步、静心想一想的。

有着工厂生活记忆的人,或许会被电影《钢的琴》中这样的一幕所触动:一个落寞的东北钢厂遍布着工业建设时期留下的厂房,老工人们静静站在远处,看着不再冒烟的烟囱在爆破中倒下。

现实中,很多老工业区也确实在“卖地、搬迁、拆房、新建”的过程中损毁了大量的工业遗迹遗址。

实际上,这些遗迹遗址不仅是破败的建筑,更是保留我国工业建设年代记忆的珍贵文化遗产。值得庆幸的是,在多方呼吁下,越来越多的城市注意到了工业遗产的价值。不少地方积极保护和利用工业遗产,形成了较强的示范作用。

近日,工信部公布第二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太原兵工厂、青岛啤酒厂、第一拖拉机制造厂、茅台酒酿酒作坊、刘家峡水电站等42个项目入选。

在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全国意义上的工业遗产再生时代已经正式到来,工业遗产转型为城市公共产品的脚步正在加快。

工业遗产是一本生动的工业史书

在北京,798艺术区彰显着全国文化创意之都的多彩魅力;在上海,浦江两岸每一座厂房都散发着近代民生改革的时代气息;在洛阳,“一五”时期的工业建筑群诉说着红色岁月的光辉记忆;在东北,矗立于冰雪之中的烟囱和钢管讲述着重工业崛起的辉煌传说;在南京,从最初的金陵机器制造局,到晨光机器制造厂,洋务运动留下的珍贵工业遗产在秦淮河边绽放芳华……

“工业遗产本身不是一张白纸,不是一具空壳。在忘记工业遗产建筑的过去之前,我们一定要把它的过去记录下来,然后再考虑应用。这是它们通向未来的关键。否则,我们将会永远失去这些工业遗产。”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协会秘书长斯蒂芬·修斯直言。

在老一辈人的眼中,保护工业遗产是为留住儿时的记忆。因此,一批工业遗产被改建成了博物馆或公益场所,让更多人可以重温那段历史岁月。随着时光流转,更多的工业遗产被开发为旅游休闲场所和创意办公区。

“工业遗产是一本生动的工业史书、鲜活的科技史范本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它具有独特的工业美学风格,甚至可以为我们创造新的财富。”工信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主任助理、工业文化遗产研究所所长韩强如此表示。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尚存工业遗产近千处,主要形成于几个重要阶段:一是古代手工业时期;二是清末洋务运动和民国民族工业时期;三是1949年后至20世纪60年代,以156项重点工程项目为代表,主要分布在东北、西北和华北地区,行业覆盖煤炭、冶金、机械等国民经济基础行业和国防军工领域;四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中西部地区进行的以国防科技工业为主的三线建设留存下来的工业遗产。

对工业遗产的改造,大型城市往往倾向于改造成公共文化场所和创意产业集聚区,中小型城市则更偏爱特色休闲产业园区和文化旅游地标建筑。在时代发展的推动下,很多地方的工业遗产正在以不同的方式华丽蜕变,吸引着世人的目光。

正被钢筋混凝土淹没的工业遗产

“在我国,‘遗产’越年轻,消失的速度就越快。近现代的工业遗产几乎每天都在被拆除。”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文物局局长金旭东曾说,“由于大量的工业遗产并未纳入文物保护范围,它们在全国范围内不断受到毁灭性威胁。”

工业遗产被“清洗”的“罪魁祸首”,便是近些年“波澜壮阔”的房地产开发浪潮。20世纪90年代,“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大部分厂区被改建为商品住宅,原厂址现仅剩西北部的核心区域和“小白楼”,总建筑面积由原来的6万多平方米减少到约3.5万平方米。

而在沈阳,虽经文物部门多次交涉和阻止,投产于1923年的沈阳奉天纺纱厂(当时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纺织企业)的绝大部分厂房仍被拆除;1936年建造的奉天制炼所3根百米烟囱,在2004年3月23日清晨的爆破声中轰然倒地;成立于1911年的本钢一铁厂,2008年12月被拆除,二号高炉就此消失……

重庆作为老工业城市,有着大量三线建设时期的工业遗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实行“退二进三”后,工厂搬迁厂址逐渐消亡。重庆啤酒厂石桥铺旧址上,如今崛起的是总投资20亿元的商业综合体“江厦星光汇”。重庆建设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俗称重庆建设厂)前身是晚清著名实业家张之洞创办的汉阳兵工厂。当年开凿的山洞依然在使用,厂前区的黄桷树已有上百年历史。富有时代特色的老厂房、管道及隧道等,无不唤起人们对大工业时代的遥远记忆。但由于距杨家坪商圈仅200米,该厂整体搬迁后取而代之的是住宅小区。

东北师范大学教授、中国考古学会会员傅佳欣颇为忧心。他认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将会有更多完成使命的工业设施退出历史舞台,而退出方式大多为“拆除”而非保护。“由此带来的文化遗产断层,正在对城市肌理和个性特征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

深度发展困境重重

“有时政府支持好不容易到位了,但如果改建过程不能满足开发商的意愿,他们的资金就很难落实。在项目进度压力面前,我们只好妥协。”一名曾在全国多地参加过工业遗产改造项目设计的团队负责人无奈地表示。

虽然一些城市的工业遗产实现了成功转型,但大多数工业遗产依然面临被无情拆除或粗暴改建的危机。

事实上,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现有体系中,与工业遗产相关的种类并不多。大部分工业遗产还未得到地方政府应有的重视,期待社会像对待古代文化遗产那样对待工业遗产目前还有些困难。

辽宁省城乡建设规划设计院总规划师王国庆介绍,尽管近年来工业遗产渐受关注,但因国家相关部门和多数省份均未出台专门的法规、规范和标准等,工业遗产的法定地位不清晰,一些地方尚未将其纳入社会发展规划。这就造成各地的保护利用跟领导的认识和偏好紧密相关,具有较大的随意性。

因地位模糊,我国的工业遗产分散于文物、矿山公园和历史建筑三套体系之中,分别由文化、自然资源和住建部门管理。这种条块分割使得管理部门或无权限制,或推脱职责,易出现管理重叠或是盲区。

对于工业城市来说,工厂以往对本地就业和财政贡献最大,一旦没落,意味着城市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和社会服务压力。以辽宁省为例,其工业遗产规模庞大,且多数建筑位于市区,其保护修缮不仅与城市建设、城区改造、房地产开发等存在冲突,且大笔的保护经费投入让地方政府无力承担。这让保护工作“上热下冷”“外热内冷”,基层单位缺乏热情。

目前,一些社会力量有参与工业遗产保护开发的积极性,但因改造投入大、受益周期长,短期租赁的业户不敢投入大笔资金。加上土地权属复杂,许多社会主体处于观望状态。

“有形”与“无形”共同保护

保护并利用工业遗产,在业内人士看来,归根结底就是要解决两个问题:保不保?怎么保?在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张路峰看来,政府是当下影响工业遗产保护的决策性力量。

多位专家表示,目前的重要工作是政府部门必须制订并完善工业遗产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再利用提供法律保障。工业遗产保护管理不应只是文物部门的事,需要发改、工信、财政、住建、规划、自然资源等部门紧密合作。对此,辽宁省工信厅产业政策处处长孙立新指出,应构建专家委员会和联席会议制度,以保障工业遗产保护工作顺利推进。

在中国建筑学会工业建筑遗产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伯英看来,保护工业遗产的首要任务是分类、分级,成系统地摸清家底,为实现科学保护和利用提供理论依据。“如果业内本身对遗产价值的认识都不完整、不系统,那么要求社会理解就更不容易。”刘伯英表示,行业制度建设和标准建设不但有助于提高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的效率,也可以对其改造行为有效加以规范。

实际上,早在2011年,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单霁翔就呼吁,对工业遗产地的各类不可移动现状遗存应进行准确勘察、测绘,对各类可移动实体档案应进行系统的发掘整理,并以文字、图纸、照片和录像等形式进行记录。

工业遗产记载了工业文明时代,其中不仅包括建筑、交通设施、生产设备等物质遗产,也包括记录城市历史文脉、工业精神的非物质遗产,二者的共同保护格外重要。

刘家峡水电站等42个项目入选工信部公布的第二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图/东方IC)

岐江公园是在广东省中山市粤中造船厂旧址上改建而成的主题公园(图/东方IC)

以生产工艺为例,不同工业领域的生产工艺流程是工业遗产完整性和真实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单霁翔认为:“其中的科学技术与人工技艺是重要的遗产资源,一旦失传不可替代,应详细记录并加以传授。”

“在工业遗产保护中,社区集体记忆的传承很重要,小人物个体的历史记忆也是历史中重要的组成,与宏观历史叙述互相补充见证。”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清控人居遗产研究院院长张杰说。

目前,很多工业遗产在改造中建设了博物馆,记录工厂历史、生产工艺,保存工厂档案,同时加入了当事人口述历史在内的信息。除此之外,对有形遗产和无形遗产的记录成果进行归档并加以数字化和网络展示也纳入了工作范围。

系统而有特色是开发利用的关键

工信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工业文化遗产研究所副所长周岚指出,应突出地方特色和行业特征,更多地采用微改造的方式,更好地发挥工业遗产的教育功能,实现工业文明的动态传承和可持续发展。

“工业遗产再利用中选择哪种业态,肯定是根据城市和社会需求来的。”中国文物学会工业遗产专家委员会秘书长张谨表示,如今一二线城市对于文化创意业态需求量非常大,因此在工业遗产再利用的几种模式中,建立文创园成为了一种主流。上海的1933老场坊、中山的粤中造船厂、杭州桥西土特产仓库、重庆的坦克仓库等,都是这类模式的代表。

但是,同质化竞争也必然随着此类模式的扩张而到来,形成系统而有特色的工业遗产再利用模式是关键。

张谨认为,位于北京市长安街西延线的新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可以视为当前工业遗产改造的优秀样本。该园区的改造借助了景观环境优势和冬奥会的契机,从过去“城市污染源头”变身为集合工业与体育之美的绿色生态区。

张谨还表示,“三线”企业旧址中非常独特的工业遗产,如何保护利用是一个难题。出于保密的需要,“三线”企业往往建在山野中,但废弃后则成为当地自然景观中的“污点”,其难点首先是环境改造。

如今,利用处于郊野、山水环绕的环境优势,在新城镇格局下,将“三线”企业旧址打造为景观亮点成为了其工业遗址改造的目标。

四川绵阳九院院部旧址(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是一个案例。作为“三线”军工企业,20世纪70年代后期,九院从大山深处迁出。2002年,四川民营企业铁骑力士集团收购了原址用地,将其改造为绿色鸡蛋生产基地,又对旧址进行了旅游开发,形成了集绿色养殖、员工培训和军工旅游为一体的新园区。

张谨说,根据本地情况和社会需求,工业遗产可以成为具有地方特色的城市文化中心、城市公园和体育产业基地或商业综合体等,“未来模式的创新,仍然在于每个城市积极的创造”。(本刊综合)※

北京798艺术区是原国营798厂等电子工业老厂区所在地,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当代艺术的创作与展示的空间(图/东方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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