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

在餐厅点酒，假如不太在行，又不信任侍者推介，往往会出现以下两种状况：一是自家人吃饭，看了半天，结果选了既非最便宜也非最昂贵的中等价位的酒;二是掏腰包请客，想来想去，最后叫了一瓶单子上比较贵但性价比比较低的酒。

在这两种情况里，我们的选择都不纯粹是“我们”的，因为我们身后总好像有一双眼睛，盯着我们。前者怕的是侍者的眼睛，我们怕他瞧不起自己，所以不愿选廉价的酒，选太贵的又怕伤了荷包，于是把目标定在中等价位便是理性选择了。后者怕的是客人的眼睛，一方面担心自己显得太吝啬，另一方面害怕人家懂行的暗笑自己没品位，在“贵一点大概会好一点”的推理下，就干脆咬牙忍痛来一个高价货吧。

选择太多，于是焦虑。斯洛文尼亚哲学家莎乐塞在《选择的暴政》里讲了自己的故事。那是纽约一家高档食品店，她进去挑选派对上吃的奶酪，一进门就看见来自世界各地五花八门的奶酪。由于不是专家（其实又有多少人是呢），她只好像个学生似的，仔细研究每一款奶酪的说明，了解它们的名字、产地和风味特色。如此多的选择，简直就是永远做不完的功课。她眼花缭乱，乃至忘了自己之前试过的好口味。要问柜台后面那个看起来十分专业的家伙吗？又怕他故意兜售一些根本卖不出去的贵东西。最后，她和很多遭遇过同类处境的人一样，随便挑了几款，夺门而出。

事后，她发现当时的焦虑原来包含几个层面：一、她担心派对上的客人会怎么看自己选的奶酪;二、她不满那个售货员做出一副内行兼专家的模样;三、她恨自己是个知识贫乏的消费者。

若这世界只要我们选择葡萄酒和奶酪就好了，可惜人间并非天堂，事情从不这么简单，因为这是一个充满选择的年代。你要慎思明辨地选择酒、奶酪、手机、家具、服装、住宅、工作和伴侣，甚至你可以选择自己的身体，比如说小一点的肚腩、大一点的胸、高一点的鼻梁、尖一点的下巴。不久的将来，我们还可以选择自己的孩子——只需通过基因编辑技术的操作。自启蒙时代以来，撑起现代世界观的自由主义就告诉我们，人生蓝图操之在我，有没有意义、有什么意义全凭你自己决定。到了商业社会的成熟阶段，人生变得更加自由，每个人都有更多的选择，而且选择总是和消费有关。

生命成了一趟购物之旅，而世界则是一个超级市场。我们不只消费物品，还消费爱情，因为我们用来计算理想对象的思维方式和判断一把牙刷优劣的办法十分相近。有些婚姻咨询专家还推出了“情感存款”的概念，劝夫妇们要多点“投资”，花了多少心血就存了多少“情感资本”。只有支出没有投入，情感严重“赤字”，一对伴侣很自然就得分手。

如此自由，如此多的选擇，还有什么好焦虑的呢？有的，因为这一切选择据说都“表达”了我们的品位，乃至于“自我”。就像那个选酒的例子和选奶酪的故事，不过是一瓶葡萄酒和几小块奶酪罢了，竟然就沉重地宣示了你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