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萌

导演孔晓一在录制中

人物关系是近年湖南卫视多档综艺节目的核心。《我家那闺女》《我家那小子》探讨的是父女、母子的关系，《花儿与少年》关注陌生人的相处之道，《中餐厅》做朋友关系，《一年级》聚焦同窗和师生情谊。在做节目策划时，没有被关注过、消费过的人物关系成为节目制作的方向。

有感于新时代年轻人的张扬个性与我行我素，有人提出了“前辈们”的建议，希望借一些有榜样精神的前辈探究当下年轻人在追求个性中忽略的品质。监制夏青认为，只是做前辈与年轻观众有一定距离。一番讨论过后，师徒关系成为了新节目的重点。

节目制作人、总导演孔晓一主动请缨，她曾看过一个黄永玉先生的纪录片，片中黄永玉回忆他在徐悲鸿等大师家里，与他们同吃同住几个月。技能并没有学到，但是学到了“感悟与来往，能够潜移默化去感受大师们的精神”。《我们的师父》灵感就此而来，团队希望年轻人通过与长辈或前辈共同生活，从“感悟与来往”中，学习他们的人生智慧。

大张伟、于晓光、刘宇宁、董思成成为了四位徒弟人选，他们的年龄从22到38岁，董思成是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刘宇宁从无名小辈到初露锋芒，大张伟在演艺圈多年，于晓光已为人父，四个人构成了相对全面的视角。目前播出的节目中，演员牛犇、主持人倪萍、歌手韩磊、演员张凯丽、美食家蔡澜相继担任师父。节目采取真人秀的方式，通过师徒三天两夜同吃同住，记录教授与学习的过程。

“师父”与“师傅”

夏青曾擔任《超级女声》《快乐男声》《花儿与少年》《一年级》《中餐厅》《我家那闺女》《我家那小子》等多档节目的监制，这些节目大多以年轻人为主，在与年轻人的交流中，她一面欣赏年轻人的探索精神，一面深感“敬畏之心”的缺失，“他们不知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好像我听话就不够潮流，不够酷。总觉得你为什么不让我去试试呢？但前辈为什么取得成功？人家靠什么存在？应该有多一层思考在里头。”

韩磊与徒弟们

牛犇带四位徒弟练习

徒弟们和张凯丽

四位徒弟与“师父”蔡澜

节目团队翻阅了大量历史资料，试图还原古代的师徒相处模式。关于“师”的概念，周朝《诗序》（卷下）曾记录“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师，以相之”。《周礼》中写，“师者，教人以道者之称也。”但“师父”与“师傅”两个词各自演变至今，已经有了不同的解读。

“师傅”一词在战国时期已出现，指老师。《榖梁传》昭公十九年记载：“羁贯成童，不就师傅，父之罪也。”意即年8岁的儿童，如果不进学从师，是父亲的罪过。《三字经》里的“子不教，父之过”同理。

秦汉以后，师傅由泛指从事教学工作的老师，演变为了专指帝王（包括帝和王）的老师。师傅的这一意义，来源于太师和太傅的合称。《史记》中9处11次出现的“师傅”，都是这一意思。这时的“师傅”，总是和“宫廷”、“东宫”、“储君”、“太子”、“皇子” 等字眼联系在一起。从西汉到南宋，这是师傅最通常的所指，明清时期，依然保留了这一意义。

但从南宋开始，“师傅” 所指逐渐下移，平民百姓的教师也可以蒙受此称。至于用师傅来称呼工、商、戏剧等行业中传授技艺的人，则在清代中后期以后。随着时代的变迁，“师傅”出现了一定的泛化。20世纪60年代，按工人们在工厂互称“师傅”的习惯，“师傅”成了成年人、尤其是年长的人的专称。

“师父”最早见于《春秋左传正义》，“王使简师父告于晋使。”大量使用始于汉魏，在明清白话小说中更多见。唐朝以后，“师父”开始用来指具有特殊技能的人。元明时期，“师父”用作对和尚、道士的尊称。

鉴于“父”字在汉语中的重要含义，在父权社会中，“父”字带有崇拜意味。“师父”一词发展至今并未有重大变化。在传统的观念中，父亲和老师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旧时更为普遍使用的“父师”一词体现了这点。表现了古人对老师犹如对父亲一样的感情。谈到“师父”，“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此句来自《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是最常见的联想。在一个人的成长道路上，父亲有生养之恩，老师有教育之谊。“师父”的称呼，保留了原有的传授知识或技艺的意思，又灌注了情感色彩。

现代汉语中，在凸显“教与授”关系的时候，“师父”成为更常用的词语。在情感上，“师父”比“师傅”亲近意味更浓，较之“师傅”形式上的传授技艺之义，似乎更有实质上的内容，更显师徒情分。

“古时候的师父，管吃管住，像对待孩子一样对待自己的徒弟。为什么定《我们的师父》的时候选择父亲的父，我们希望传递一种情感。”夏青说。

夏青

规矩

孔晓一在做节目之初，希望能够“发掘一种普世的师徒关系，不是拜师学艺，而是在与师父同吃同住中学习。相较于有形的书籍、文物、宝藏，这些在各自领域有卓越成就的师父，他们那些可以意会的精神、品格、为人处事的态度、生活智慧更需要被年轻一代发掘”。

为了让节目能够更好地呈现，在录制前，导演组会和师父人选沟通，希望师父能够将日常生活更为“极致化”，把平时分散在一周或一个月的事情集中在这三天两夜完成，提高信息密度。但在录制过程中，这样的期望被打破。

与牛犇的沟通是，带徒弟去观察生活。录制过程中，牛犇提出带徒弟去见见“我眼中的上海”，他带徒弟们去大润发——90年代上海大超市的代表。徒弟们带师父去见见他们眼中的上海，他们带牛犇去了IT买衣服。原计划牛犇带他们体验一天的生活，被打乱了。但在打乱的录制中，牛犇见了理发店给小孩剪头发，驻足观察并上前比划，假设自己演一个剃头匠应该怎么演。原本观察生活的目的也达到了。

“我们对徒弟也有要求，要用自己的眼睛发现师父身上的闪光点。所以平时很多我们忽略的东西会引起他们的重视。他们会觉得牛犇师父无时无刻不观察生活、观察人群，为的是塑造好他会接到的角色，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夏青说。

张凯丽在与节目组沟通时，探讨过教授的内容，“她说像教他们演戏都挺扯的，那么短时间怎么教？最重要的是教他们怎么做人。”夏青回忆。张凯丽从没坐过过山车，但她答应了陪徒弟们去玩，觉得“说到要做到”。过山车坐完以后，有三分钟监听器里没有任何声音，之后她吓到嚎啕大哭。

“从牛犇师父身上学的是历经沧桑之后依旧乐观豁达的心态、节俭精神、善于观察生活的好习惯，没有学演技;我们从倪萍师父身上學的是‘人生60都可以再出发‘读书让人更漂亮的勇气和坚持，没有学主持;我们从韩磊师父身上学的是面对生活、职场中所有压力和焦虑如何淡定自如、从容面对，如何走进大自然去深呼吸去让自己充满力量，没有学唱歌……”孔晓一说。

夏青认为，虽然录制时间只有三天两夜，但是在师父与徒弟的合力下，节目的初衷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最初录制牛犇那一期，“光盘行动”一度让徒弟们不理解。但等录到蔡澜那期，蔡澜带四人做饭，让他们将炸锅的油倒掉，他们马上说：“这不行，在牛犇师父那儿要被骂死。要怎么废物利用一下。”

“年轻人少了一些规矩的东西，但是规矩从哪里来，它一定不是说我告诉你这是规矩，这就是规矩，而是一定要去体会它。我们也想借助节目，通过师徒关系、同门关系和亲情关系，去呼唤一些传统文化，这很难，但一定要有人去做。”夏青总结。

（参考资料：《“师父”与“师傅”的辨析》《从身份到契——我国学徒制中师徒关系变迁研究》，实习记者张玮珏、牛岩青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