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亚岚

经过了40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此时迎面而来的各种问题也给国家制定相关政策和监管提出了挑战。面对下行压力，经济如何尽快企稳，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如何解决，防范金融风险的攻坚战又怎么打？带着这些疑问，《经济》记者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陈昌盛进行了专访。

经济走势：前缓后稳

《经济》：您如何理解我国经济从高速发展转变到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性？

陈昌盛：在美国，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汽车开始进入家庭，四五十年代家电进入家庭，八十年代电脑进入家庭，九十年代、2000年后智能手机出现并逐渐在全球普及。而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这些事情都发生在2000年以后，需求和技术在很短的时间内爆发，经济出现了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

中国的高速增长得益于改革开放与融入全球分工，我国巨大的劳动力、勤劳的文化、产业体系较健全、环境容量较好等优势得到了一个很大的发挥。但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特别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这些传统优势逐渐减弱，很多结构性问题开始暴露，比如产能过剩、环境问题等。用增量来解决存量的管理办法不太好使了，有限的增量也解决不了长期积累的存量问题。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结构失衡、竞争优势削弱、环保压力增大等结构性问题越来越突出。

集中表现为需求与供给需要重新匹配和平衡。大量的传统供给跟不上需求调整，导致了很多“僵尸企业”产能过剩;资源错配造成了大量的不良资产，金融问题堆积。因此，2015年中央推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目的就是要解决供给反应跟不上需求变化造成的供求结构的错配问题。

《经济》：去年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我国GDP增长6.6%，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6%到6.5%的增速预期目标，您对今年的经济走势有何预判？

陈昌盛：从2018年开始，全球经济周期出现了见底回调的态势。一般来说，这一轮经过漫长调整后的复苏周期，预计应该持续一段时间。但是伴随主要经济体政策调整——美国经济减速，欧洲经济放缓，英国脱欧久拖不决等，国际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同时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不确定性的增加，种种因素使得我国面临的外部形势更加复杂。另外，客观上全球生产力持续的增长动力并没有出现。政府设定今年GDP增速预期目标，比较客观地考虑了这些外部因素。

此外，以中美为代表的贸易争端，使得全球信心下降。全球贸易中，投资者对长期投资失去信心，带动投资品贸易下降，可能拖累全球贸易增长。

再看内部，近些年在投资方面，整体逐渐到了一个相对低市的阶段，而同时消费也在放缓，受国际影响出口在下滑，国内的总需求有放缓的压力。以往我国经济在出口和投资下行过程中，消费相对稳定，而近两年，经济下行过程中，消费下行压力也比较大。所以，短期经济仍会面临一定下行压力。

但值得高兴的是，中央这一轮调控政策，总体可以说是“见势早、行动快、政策实”，目前市场预期明显好转，一些高频数据和反映预期的指标都出现了积极变化，资本市场也给出了积极回应。随着中美谈判的实质性进展落地，经济下行的压力会进一步减小，全年有望走出一个前缓后稳的态势。

深化改革：八字方针

《经济》：在中国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下，您觉得经济如何尽快企稳？

陈昌盛：面对国内的经济下行压力，社会上有不同的观点，在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前，有3种代表性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压力这么大应该把供给侧改革停一停，全面转向总需求管理。第二种观点认为，既然全球经济周期都往下走，中国没必要去对抗，可以借助这次下行的压力，加快市场出清、调整、淘汰落后产能。第三种观点认为，必须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向，近来我国经济有走稳的态势，包括煤炭、钢铁等行业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包括新动能的成长，原因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了关键作用。虽然改革产生了一些痛苦和压力，但不代表这个方向是错误的。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看，中央明确采取了第三种观点。当然，过程中确实还有需要改善的地方，比如优化政策执行，由此提出了一个用八字方针即“巩固、增强、提升、畅通”来推动供改升级的思路。

其中，“巩固”就是继续巩固好“三去一降一补”政策，但在方式方法上要优化。前一轮我们用了比较多的行政化措施，现在更多要用市场化、法治化的方法。

“增强”强调的是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发挥企业和企业家的主观能动性，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和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正向激励和优胜劣汰，发展更多优质企业。这是中央今年经济政策的一个核心，各项政策都是在围绕如何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上发力。从经济学上来讲，其实企业，包括个体户，以及就业个人，我们都是微观主体，无论国际关系、中国经济怎么变化，判断经济运行良好的一个基本标准就是企业运行良好，个人充分就业。可以说，只有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经济增长才有动力，国家发展才有竞争力。

“提升”的焦點在产业链。可以看到，在中美贸易争端中，导致我国一些产业出现加快转移的问题。由于我国的产业链配套比较好，过去某企业单独出去了，其上下游没出去，企业会发现外面的那点劳动力或者土地的优惠弥补不了产业链缺失或配套的好处。现在出现了产业链上下游一起出去的情况，去年下半年来，到东南亚特别是越南投资的外国企业可以说是蜂拥而至，越南工业用地涨价迅速。这也暴露出我国产业的一些安全性问题，需要我们去提升产业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使我们的供应链更加稳固。价值链的地位更加夯实，供应链更有保障。

最后的“畅通”，核心强调经济循环的畅通，资源更高效的配置。畅通既是总量问题，更是结构问题，除了通常讲的三大“失衡”问题，今年要重点关注畅通资金问题。去年以来，我国出现了货币市场利率持续走低，而信贷市场利率仍然高企甚至反向走高，即“宽货币、紧信用”问题。近来货币市场不缺流动性，但信贷市场上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还是贷不到款。货币市场利率和信贷市场利率反向，说明资金传导机制出了问题，这也是今年货币政策如此强调打通传导机制的原因。

防范风险：随“风”而动

《经济》：去年，我国减税降费规模约为1.3万亿元，今年我国将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和更明显的降费。您预计，今年落实相关政策会取得哪些成效？

陈昌盛：由于市场预期可能会自我实现，当大家对经济都偏悲观的时候都不投资，可能会造成经济的进一步下滑。这时候就必须进行逆周期管理，因此，我国财政政策强调加力增效，货币政策强调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这都是在积极主动进行总需求管理，积极引导和稳定市场预期。

目前来看，一些政策已经发挥了作用，市场信心在恢复，投资逐渐出现走稳的迹象，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很快就能企稳，因为出口的问题取决于很多因素，还有一定下行压力。初步估计在今年二季度以后，经济下行的压力会逐渐减小，经济运行将企稳，也有信心实现全年预期目标。

政策对实体经济也有很大支持，简单来讲，目前财政政策力度是足够的，比如赤字规模，虽然赤字率提高的幅度不大，但也有3800亿元的增量资金有利于稳定总需求。而且，今年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2.15万亿元，比去年增加8000亿元，以往主要用在土地储备、生态环保方面的专用债，今年还将拓展到更多领域。在全国人大授权下，国务院已经提前下达了1.39万亿元的专项债，用于支持重大项目开工和续建。前两个月的投资有所回稳，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更为有力的是，市场期待较多的增值税减税力度也非常大。从大数看，中国财政收入大概是18万亿元，其中增值税占6万多亿元，增值税每降一个百分点，就相当于减负是3000亿-4000亿元的规模，再加上加强了一些抵扣政策和留抵政策的优化，可以让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有明显的减负效应。

当然，除了降税，降低社保单位费率到16%，也会让企业受益较大。同时，还有进一步降物流费，减一些不当的监管，减少对企业的不当干扰，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改善政府服务等措施。总的来说，当前的中国经济，增强微观主体活力要着力做好“减”“降”“服”“少”等字诀。

《经济》：今年再次着重强调了金融稳定的问题，而不良资产、影子银行、地方政府隐形债务等风险依然存在。今年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方面，您有什么看法或建议？

陈昌盛：今年，三大攻坚战特别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还要继续打，这个方向不能动摇。但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的是风险管理优先顺序的变化。过去几年，我國风险管理的重点在房地产、地方隐形债务、金融系统自身的高杠杆及影子银行方面，目前其风险紧迫度有所下降，在经济下行和外部冲击下，有新的或短期的风险优先性会上升，比如全球金融动荡的风险、外部输入性风险、企业间担保链风险等。

风险是移动靶，不能永远瞄着一个靶子打。因此，在打风险攻坚战的时候，过去的风险管理还要继续，当有风险上升到主要风险的时候，要优先去解决，用一句话形容叫随“风”而动，根据风险的优先性的变化来调整我们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