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春琳

近年来，在政治、经济、科技变化的引领下，全球能源新格局正在形成，全球能源安全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新变化导致相关国家在国际能源问题上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有所改变，从而影响和推动着全球能源治理的未来变化。

全球能源安全的新变化

能源安全的内涵有五个要素，即能源的来源、能源的通道、能源的价格、能源消费与环境的关系，以及能源领域话语权的构建。目前，这五个要素的格局、体系和全球能源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有的甚至发生了逆转。

能源来源。近年来国际能源市场的波动为能源供给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首先，委内瑞拉国内政局动荡，对石油设施以及产出形成进一步破坏，导致委内瑞拉的原油产量及出口量进一步下滑，减少国际市场供应。其次，2018年，美国正式重启对伊朗能源和银行等领域的制裁，重点针对伊朗石油出口。同时，给予8个伊朗原油进口方暂时性制裁豁免。在今年4月22日，美国宣布将会终止上述豁免权，市场预期伊朗原油将会零出口，国际能源供应会受到冲击。

能源通道。包括陆上和海上通道。陆上通道涉及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从而成为复杂的地缘政治经济议题，各国博弈由来已久。未来30年到50年之间，海上能源运输通道占主导地位的局面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目前国际海洋主要能源通道，同时受到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双重影响，尤其是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如恐怖袭击、海盗劫掠油气船等，时有发生。如何维护海上能源通道安全已经不再是某一个国家或地区面临的问题，而是需要各相关国家共同努力，相互合作，构建维护能源安全的命运共同体。

2018年8月7日，在巴西東南部米纳斯吉拉斯州阿科斯市附近，工人在巴西美丽山特高压输电工程二期第九标段项目现场施工。美丽山水电站是“特高压+清洁能源”在拉美的示范工程。

能源价格。能源价格安全主要是指用合理和稳定的价格获得能源。2018年油价发生逆转，突破80美元/桶之后，很快又降到了60美元/桶以下，今年又回到70美元/桶以上。忽高忽低的能源价格，对产油国、能源消费国和国际能源整体安全而言都是不利的。

能源消费与环境的关系。据欧盟统计局估计，与上年相比，欧盟2017年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1.8%。到2018年，这个数字依然处于上升过程中。国际能源署发布的报告也显示，随着能源需求和煤炭使用增加，2018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创下历史新高。国际能源署呼吁各国加速普及可再生能源、提升能源利用率，以应对全球变暖。

能源市场体系中话语权的构建。2016年11月，欧佩克和俄罗斯等国达成了8年来的首个减产协议，推动国际油价从2017年下半年之后持续上涨。这两年的共同减产行动使双方积累了合作经验和信心，并出现保持长期战略合作的迹象，特别是沙特与俄罗斯两国为欧佩克和非欧佩克产油国的领头羊，互动密切，成为“欧佩克+”新合作机制的双重核心，掌握了更大话语权。据统计，欧佩克与俄罗斯的石油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77.9%，两者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54.9%。当前双方日益互相借重，以维持和增强在全球能源格局中的影响力。

在全球能源治理的早期阶段，油源油路油价的安全是压倒一切的重要议题，尤其是能源供应安全。但是在新的能源供需格局下，新的议题不断出现：第一，应对非传统安全的威胁。恐怖袭击已经对全球安全构成威胁，在能源领域表现得也十分突出。第二，稳定国际能源市场，包括投资市场、消费市场、供应市场等。第三，推进能源转型。实现能源转型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近年来，巴黎气候大会向全球展现了新希望，但要协调能源政策、发展可再生能源、实现新能源技术的突破与共享，技术是一方面因素，机制体制上需突破和解决的问题更多。

现有全球能源治理机制的局限性

全球现有能源治理机制包括：国际能源署、石油输出国组织、国际能源论坛、能源宪章条约、二十国集团、世贸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等。国际能源署、能源宪章条约等对能源治理的效率偏低。欧佩克是石油输出国组织，限产保价一直是其掌控国际油价最有效的治理手段，但是近年来石油价格的剧烈波动显示限产保价已无法确保石油价格的持续上升。国际原子能机构只涉及原子能的问题。可以说，局部治理的程度较高，而全球治理的效率比较低。二十国集团能源议题从2016年开始成为主要议题，未来可能成为能源治理的重要国际合作机构。

总体来看，这些组织多年来也在不断改革能源治理机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逐步降低对能源战略储备的重视程度;治理对象有所扩大，除石油外，也加强了对电力、新能源、新技术、环保等问题的讨论研究;扩大参与国范围。例如国际能源署、能源宪章等组织，宁可降低进入标准，也希望扩大参与国范围，增加其影响力。

我国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路径

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步参与全球能源治理。1983年，我国成为世界能源理事会成员，1984年加入了国际原子能机构。以此为标志，我国在能源国际组织的席位从无到有，参与由浅入深，开始在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和上海合作组织等框架下就能源问题发挥关键作用。另外，我国在能源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努力也是有目共睹的，目前已逐步发展成全球最大的清洁能源市场。“十三五”规划也明确目标：到2020年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15年下降18%，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多个国际组织对中国的能源转型政策给予高度好评。不过，总体上，我国参与全球能源治理还处于积极对话和政策协调阶段，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话语权有待加强。

目前，西方发达能源大国依然掌控着全球能源市场化进程。我国应积极推动能源技术革命、拓展合作渠道、参与国际治理，以此提升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

推动能源技术革命。人类对于能源的使用，经历了薪柴时代、煤炭时代、油气时代，未来会进入新能源时代，技术创新伴随着每一次时代的变迁。因此，通过能源技术的创新，不但可以降低能源强度，提高能源利用率，还可以在新能源时代夺取技术制高点，引领未来能源的发展方向。2014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研究我国能源安全战略时就强调，要实现我国能源安全，需要推动“四个革命”和一个合作。在“四个革命”中，最为重要的是技术革命。

推动能源对外合作。世界十大油气出产国中，有六个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我国十大原油进口国中有六个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18年，“一带一路”能源部长会议和国际能源变革论坛在江苏省苏州市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强调“：能源合作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领域。我们愿同各国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内加强能源领域合作，为推动共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共同促进全球能源可持续发展，维护全球能源安全。“”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与国际社会合作构建了一个新的平台，同时也为中国探索全球能源治理路径提供了新思路。

参与国际能源治理。自2006年起，我国提出要构建新能源安全观，倡导通过国际合作解决能源安全问题。尤其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来，我国主张权责共担，加强与其他国家在能源资源安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上的对话与合作，这些都体现了我国希望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积极意愿。通过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谋求合理发展空间与权益，我国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目标将会逐步提升到相应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