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绍兴

[摘要]党政领导干部道德是指党政领导干部所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规范，包括党政领导干部的道德行为、道德习惯以及道德原则和规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为官之德内容丰富，但大都散见于经史子集、邢典律令之中，为官之德的提出，其目的是维护统治者的政权巩固，维护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今天，党政领导干部道德建设对维护社会良性发展，树立健康正确的社会道德行为规范，净化社会不良习俗风气，提升国民道德素养具有积极意义的。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党政干部;道德修养;以民为本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9）03-0095-03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9.03.042 [本刊网址]http：//www.hbxb.net

一、“以民为本”的为官之德的现实意义

“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德者得也，得之于心，谓之德。”“德，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从心、从直，人之生也。直本无所回曲，此心即是天理。”我们从中国传统文化对“德”的论述中可以领悟到，“德”所包含的内容。“德”，在传统文化中可以和“得”同义的，从而领悟出党政干部为官做人的真谛，便是所得，进而通过不断修炼融人到党政干部的人格之中，从而形成相对稳定的道德人格。党政领导干部的道德人格主要体现在内、外两个方面。党政干部对内要修身养性，表现为对自己行为的自律性;对外要施德于人，体现在处理复杂问题时的方法、方式和心态。

中国传统文化中“以民为本”的思想，可以溯源到《尚書》，古人认识到了民众的力量，民众安稳对国家稳定的重要性。于是很多以民为本的思想涌现出来，如“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警示为政者，不能仅仅以水作为镜子以观自身，更应该以民为鉴（镜子），把百姓当成镜子，以百姓的满意来考察工作的得失。周朝的统治者从商朝灭亡认识到缺失道德上天都不会保佑。上天是公正无私的，只会帮助品德高尚的人。

自周朝开始“敬德保民”等观念、学说逐渐成为周王朝的指导思想、政治路线，也是民本思想的开端。春秋时期的管子认为霸王之业的开始，民众是基础。民众基础稳固，国家就会稳定而巩固;圣明的君主要想使天下太平，没有灾祸、霍乱，必须要有民众的支持，君主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民众支持的基础上，就如同蛟龙在水中才能具有神灵。

老子、晏子、史嚚等也都论述过“以民为本”尊重民众的思想观点。如“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认为：君主没有自己固有的思想，以百姓的需要、安危、困苦作为他思想。晏子认为：“使君无得罪于民。”意识是：统治者不要去违反民意，得罪民众。再如史嚣认为：“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国家的兴盛，一定是听取了民众的意见;国家将要灭亡时，则是听由了“神灵”的摆布，即国家的兴盛其实是由民众决定的。

从中国传统文化“以民为本”的思想，反观我们党的事业，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今天我们所处的新时代，“以民为本”的思想没有过时，这是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精神。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民为邦本”“以人为本”等人文精神是党政干部道德修养的基石。

二、党政领导干部“以民为本”的为官之德修养的内涵

（一）党政领导干部“以民为本”的为官之德，首先是爱民。

齐桓公询问管子治理天下的方法时说：“我想整顿国家的政务，以便能够符合社会的发展，我可以做吗？”管子回答：“您可以做到。”齐桓公追问：“我从什么地方开始着手做起呢？”管子对答到：“您从爱民开始做起。”管子认为：统治者政权兴衰在于民心的逆顺，应当考虑民众的喜恶及满意度，让老百姓感到舒适、富足、安全，促进人口的生育繁衍，以维护社会的持续发展。民众如果能够舒适愉快，承担责任就会任劳任怨;如果能使老百姓富足了，他们能够为维护繁荣安定的生活去赴汤蹈火而不惜生命。

晏子将爱民的认知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地位，“能爱邦内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善。”“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晏子认为爱民所产生的影响会超出所管辖的领域的。晏子认为安抚好了国内的老百姓，能够使周边不友好的国家敬服。晏子认为没有比热爱自己老百姓的境界更高了，能够使老百姓获得快乐、幸福的生活，就是最博大的德行。晏子认为，君主（官吏）是不能得罪民众的。

（二）党政领导干部“以民为本”的为官之德，其次是节制。

在儒家思想学说中，“以民为本”的官员道德思想主要表现为节制的思想。孔子认为，“礼的根本”主要体现在对资源的控制和管理，所以，为官者要以节俭为根本。例如，“林放问礼之本，子日：‘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又如，“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先王之制礼也，过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跛而及之。”《礼记·仲尼燕居》中明确指出：礼就是通过节制以达到适中，先王制定这条规则，其目的是要削弱过分者，同时对于不足者给予帮助和支持。孔子强调“以民为本”重在落实，体现在经济利益中，反对表面形式主义。儒家在《礼记·大学》指出，财富来之不易，要有节制地使用，减少不劳而获的人，增加创造财富的人，对资源的消费要和缓，这样生活就会富足一些。

儒家认为，作为为官者如果过度奢侈，最终会导致社会动荡不安，作为君主（官吏）要节制地利用和享受资源，以便将资源合理地分配给老百姓，这就是节制体现“以民为本”的实质。“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人者，亦悖而出。”《礼记·大学》认为：官吏只知道聚敛财富，会使老百姓离散;如果把财富分享于老百姓，就可以使老百姓凝聚起来。如果只知道聚敛财富而不于百姓分享，百姓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回敬，最终也会被老百姓用违背常理的方式掠夺回去。管子、苟子都提出过“贫富有度”“行之得其节”等等思想观点。所谓“制中”“有度”“书”，都是要求为官者或者君主在道德上在享受和使用资源上有所节制。

（三）党政领导干部“以民为本”的为官之德，再次是官为民役。

贾谊系统地提出“以民为本”与官吏道德的关系，他认为“国、君、吏”三个层面都必须把老百姓放在第一位，以百姓为“本、命、功、力”。贾谊认为“本”是国家以百姓的安危为根本，君主以百姓的荣辱为根本，官吏以百姓的贵贱为根本;“命”是指国家与百姓荣辱与共，君主昏庸或贤明应以老百姓的判断为标准，官吏的道德水平也应由百姓评价，以民意选择官员，以民利评判官吏;“功”是指国家以百姓的事业兴衰为功效，官吏才能大小以为老百姓出力来判断;“力”是指国家是否与百姓共同奋斗努力，如果能够与老百姓同心同德，共同努力，就一定能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柳宗元从民为邦本的角度阐述了官吏的根本职责。柳宗元认为官吏就应当是老百姓的奴仆，他们享用的俸禄是老百姓供给的，难道还有什么理由不为老百姓做事吗？为官之吏应该摒弃暴虐行为，对百姓多一些慈爱之心，这样为官并享受俸禄，心里就会好受得多了。柳宗元对“夫为吏者，人役也”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益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也。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岂惟怠之，又从而盗之。向使佣一夫于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盗若货器，则必甚怒而黜罚之矣。以今天下多类此，而民莫敢肆其怒与黜罚者何哉！势不同也。势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达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柳宗元认为：为官者之所以是老百姓的奴仆，是因为以土地为资源进行劳动生产的百姓，他们拿出了几乎十分之一的收获来雇佣官吏，这就要求为官者勤政为民、公正办事。比如：如果家里雇用了个奴仆，光拿工钱不干活，还盗取家中的物品，这样的奴仆是不是应该受到惩罚呢？然而一些官员们做了同样的事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是因为他们形成了势力。现实即使如此，但他们仍然需要明白“官为民役”的道理，并且还要时时心怀畏惧呀！为官之吏如果不能常思“以民为本”。最终还是会受到惩罚的。

三、党政领导干部如何提高“以民为本”的道德修养

（一）以礼节利

孔子认为，礼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实现社会和谐，以前王者值得称道的，就是无论大事还是小事都要依照这个（节制）原则行事，这表明仅仅为了和谐而去和谐是不行的，还必须以节制自身的方法（礼）去调节，才能达到社会真正和谐的状态。孔子以礼“节制”的思想，充满了以人为本的色彩。“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孔子认为在资源上的“节用”不仅体现在珍惜财力资源上，更体现在爱惜人力资源上，对老百姓的役使必须要考虑农时以及具体的情况。为官者务必要充分体恤百姓，事事从百姓的角度出发，要多给百姓利益，这样就能实现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和谐。孔子的礼用（节用）思想，经过历史的不断阐释，逐步赋予了不同的内涵。第一，节行。“节”在《论语》中主要强调的是对资源和财富使用的约束，后来泛指对行为的约束，原则行为的约束被称为大节，一般行为的约束被称为小节。第二是清廉。清廉不仅仅指不贪污、不挥霍、不奢华，更深层的含义是节俭办事，为老百姓留下或分享更多的财富。这两层含义对于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党政领导干部道德修养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

（二）培养“以民为本”的“仁政”思维

第一，党政干部培养自己“推己及人”的道德意识。孟子继承了孔子“推己及人”的思想。孟子强调：从道德上要像对待自己亲人一样对待社会中所有的弱势群体。国家的根本在于家，家庭的根本在于自己对待亲人的态度，仁就是要将对待亲人的爱经过自身的修炼推及到对所有人的爱，而不仁就是以不相爱的方式去对待所有的人。孟子强调要将这种仁爱行为推及到所有的人。尊敬自己的长辈，进而外延到尊敬陌生人的長辈;把对自己的孩子的爱拓展到对别人家的孩子。这就实现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的和谐社会了。

第二，党政干部培养自己“仁爱”的道德品质。孟子坚持发扬“以民为本”的思想。“老而无妻日鳏，老而无夫日寡，老而无子日独，幼而无父日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凡养老，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达于诸侯。”孟子强调在考虑老百姓的利益时，首要是老百姓中最弱势、最无助（“无告”）的群体（“穷民”），他们是“鳏”（失去妻子的老男人）、“寡”（失去丈夫的妇女）、“独”（没有子女的老人）、“孤”（没有父母的幼儿）。孟子指出仁政就要保证黎民不饥不寒，五十岁以上的老人有棉袄穿，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有肉吃，而且应当享受与“侯”相同的待遇。

第三，要考虑老百姓的长远利益，即保持资源开发的可持续性，又要注意“生态平衡”。孟子认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即要使国家长治久安，就应当保证老百姓拥有基本利益和财产，让他们有足够的资产去养家糊口，好年成时丰衣足食，坏年成时也不至于饿死。然后再去引导百姓安分守己，这样老百姓就自然会听从命令了。当老百姓没有财产保证，陷入赤贫的时候，他们就会滋生事端，不惜铤而走险去犯罪。这时再将他们治罪，严惩他们，是一种残忍的“罔民”行径。“……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污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为官者在考虑老百姓长远利益的同时，还要考虑到自然规律、可持续及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协调发展的问题。

第四，党政干部唤醒自身“善性”的特质。孟子强调“仁政”的道德基础是人性本善。人性之所以是善的，是因为人生来就具有“善端”。其表现为“仁”“义”“礼”“智”。孟子认为从四种善端出发去治理国家就是实行“仁政”。对于今天的党政领导干部依然可以按照仁即仁爱之心;义即公正、道义之品;礼即党纪国法;智即明辨是非、正确的是非观、人生观等等加强自身修炼，提高从政做人之道德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