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秉堃

北京人艺的老艺术家不少，然而像朱旭这样宝刀不老、依旧活跃在舞台上、银幕上和屏幕上的高龄表演艺术家却是绝无仅有的。仅就最近一些年来看——2003年，他已经阔别舞台10年，依然参加了北京人艺以抗击非典为题材的话剧《北街南院》的演出；2005年，为了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他毅然参加了北京人艺《屠夫》的复排演出；2008年，支援四川抗震救灾再次参加了北京人艺《生·活》的演出；2012年，北京人艺建院60周年的时候，他又参加了《甲子园》的演出……有意思的是，朱旭每次演出以后都要说上一句：“这是我最后的谢幕演出了！”可是，到时候他就管不住自己，还会再演、再演、再再演。为什么呢？大约就是他对于舞台艺术那份揪不折、扯不断的深情厚谊吧。

朱旭在美国名剧《哗变》里扮演一个刚愎自用、盛气凌人、能言善辩、自尊极强，以至精神失常、语无伦次、性格偏狂的魁格舰长。此人物的塑造难度在于在舞台上没有什么行动作为，事件和情节全要靠说出来，演员要一口气“干说”出1800个字的台词，不能慢，更不能断。开始，朱旭真的犯了愁，没了辙。应邀来的美国导演赫斯顿告诉他：“魁格永远是正确的，永远是理直气壮的，没有乞求人家理解的时候，说这段台词的态度应该是——难道你连这个都不懂吗？！”这就启发朱旭一步步接近了人物，最后终于驾驭了角色。首演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观众听进去了，坐住了，并产生了极大兴趣和联想。演出结束以后，赫斯顿紧紧地抱住了朱旭，说：“谢谢！谢谢！”朱旭也由衷地对赫斯顿说：“应该是我非常感谢你！”然而，又有谁知道，朱旭在生活中竟然是一个有口吃毛病的人啊！

《红白喜事》是一个反映当代农村生活的喜剧，朱旭扮演的三叔是一位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小知识分子，头脑里既有小农意识影响的狭隘观念，又有社会开明思潮产生的新颖认识。为此，他在把握这个人物基调的时候，既要有点儿土味儿，又要有点儿洋味儿；既要有点儿粗俗浅显，又要有点儿高傲自负；既要有点儿认真实在，又要有点儿哗众取宠。

记得当时剧本是边排练边修改的，特别是全剧结束时郑老太太已经病危卧床不起，后事也已经准备妥当，在这种情况下，郑家兄弟们的台词应当既简练又深刻，最好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那么，这里到底应当怎样设计呢？在热烈讨论的小组会上，朱旭往往是不大发言的，因为他性格比较内向，没想准的事，没想好的话是不肯说出来的。就在大家一筹莫展时，他突然开了腔说：“你们听听，要由我来这么一句台词怎么样？”大家让他赶快说出来，他想了想说：“现在是万事俱备，就等着咱娘咽气咧！”他的话音未落，立即引起大家的笑声和掌声。导演林兆华兴奋地马上拍板，就这样定了下来。

这出戏是以喜剧的方式批评封建思想意识的，这样一句台词正好给全剧的故事情节和思想内涵幽默地画了圈，点了题。朱旭在表演的具体处理上，在“现在是万事俱备”之后安排了一个小停顿，以引起观众的注意和企盼，然后再非常轻松地说出：“就等着咱娘咽气咧！”应当说，这是一句想得深、说得俏的精彩台词。

朱旭在《三块钱国币》里扮演了一个穷大学生杨长雄。按照作者丁西林先生的解释，此人“能言善辩、见义勇为，有年轻人爱管闲事之美德”。但是，杨长雄最后竟然被阔太太吴某讥讽为“说话不通”，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故意打碎了对方的一只花瓶，有理真的变成了没理，无奈之下只好赔出三块钱国币。通过这个人物表现出的矛盾现象——庸俗有理，正义不通，确乎是可以发人深省、耐人寻味的。

朱旭在《名优之死》里扮演的琴师张先生。这个角色戏很少，几乎没有什么正经台词，但是他非常愿意扮演，因为张先生是一个有矛盾的人物形象。刚刚有点儿名气的京剧演员刘凤仙，开始演戏不认真，练功不刻苦，角儿的脾气也越来越大。张先生心里清清楚楚，很看不惯。由于是伺候角儿的琴师，只能礼节周到，说话和气。他来到凤仙的房子里想帮其练练嗓子，可对方竟然还没有起床，于是，他把不满意的话说成非常恭维的话：“大小姐，还没起床啊？”当刘振声解释说：“昨天晚上散了戏，又排了排新戏，睡得晚了点儿！”他明明知道这是师傅护着徒弟，言不由衷，却马上表示：“嗷！是是是！”拿上胡琴一走了之。朱旭认为扮演这样一个心里有话却说不出的人物，对于演员来说是非常过瘾的事，因为通过抓住人物特定的矛盾就会使人物形象一下子生动起来。

我想，这正是朱旭“千百次探寻，千百次琢磨，才找到了‘自己的创造道路’。”这也正是北京人艺艺术魅力之所在。“写意中有写实，写实中有写意。”写意与写实相结合的北京人艺表演方法，老艺术家们掌握了，朱旭掌握了，一切后来者理应同样要掌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