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畅

【摘 要】习近平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

【关键词】传统文化；中国改革；哲学

2014年9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究竟蕴藏着怎样的力量，能在40年时间让一个东方古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于中国奇迹的研究并不局限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国家战略层面，它不应该只是某些表面的特征，而应该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和哲学体系中一以贯之的永恒之物，它无形中形成一种看待世界的价值偏好和思想观念，并经由历史传承下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代人的思维方式。这是一种文化特质，每一种文化都有独属于自身的特质，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就是包容。如果说理性是西方文明独有的特质，那么包容就是中国文明最为与众不同的精神标识。

《道德经》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与西方哲学强调唯一不变的本体不同，中国的哲学思想从一开始就强调生生不息的变化和生长。西方思维强调“一”，中国思维则强调“三”，所谓“道生万物”就是指包容具有不同特点的世间万物。《易经》也说“君子以厚德载物”，“载物”实际就是一种对于世间万物的包容与接纳。可以说“包容”作为一种哲学思维，从一开始就注入了中国文明基因中。

从民族认同上来说，中国人提倡具有包容性的文化民族主义，所谓“夷狄进而为华夏，华夏退而为夷狄”，华夏和夷狄的区分不是基于血统，而是根据文化，游牧民族只要认同古代中国文化，都可以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历史上不少游牧民族由此融入中国，成为中国文明的参与者和创造者。从而形成了以华夏为核心的多民族，多文化的包容性文明形态。可以说，中国文明的生长方式就是一个包容和接纳异质文明，并把各种文明整合进中国叙事的过程，它的特质是包容与混合。

在对待不同的信仰上来说，中国人采取的是包容而不是敌对，是消化而不是排斥。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很多次“文化入侵”，其中冲击最大的一次是东汉时期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佛教对于彼岸的想象，以及宗教式的冥想，曾经让无数中国古人为之目眩神迷，但中国文化并没有佛教化，而是把佛教整合到中国文化之中形成了中国独有的禅文化。通过包容佛学这一种异质元素，中国文化实现了重新生长。中国人讲“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提倡“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追求的就是一种融合了多种元素的理想图景。

正是这样一种有别于西方的独特思维方式，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让中国能够用一种包容性的思维对待各种经济学说，改革路径和发展方案，避免按照单一理论推进改革，从而塑造出中国经济改革独有的包容性轨迹。

中国的经济改革内容丰富，过程复杂。很难把中国经济的成功归因于哪一单方面的因素，经济改革让各种曾经被认为相互矛盾的经济成分，经济体制并存于中国这个大熔炉之中，并由此形成了包容形态。作为一种影响决策选择的方法论，包容型智慧不是豪无原则地和稀泥，也不是庸俗的折中主义，而是有着明确的精神内涵。

第一是真理的相对性。在中国传统哲学世界里，没有绝对的真理，没有一种学说，一个方案能够解决所有问题。一种思想、制度或方案，都有其合理的成分，但又都有局限性，都只有相对的正确性。在实践中，没有任何一种原则是完全适用的，有效的实践，总是复杂原则的混合运用，这就是中庸。中庸是我们观念世界走向实践世界最重要的桥梁。比如说，经济发展光有计划会带来体制僵化，缺乏活力等问题，光有市场又会导致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纯粹的计划或市场，都不能解决经济发展中所有的问题，因此都不是理想的经济体制。好的经济体制应该是二者恰当的混合。

第二是独立性。包容型智慧是坚持各个原则的独立性为前提进行混合应用。所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讲的就是进行合理的均衡之后，天地万物都会达到各安其位，各得其所的境界。这其中的关键是各安其位，而不是相互取代，是各自都保存自身完整性前提下的结合。比如说，既发挥政府的作用又发挥市场的作用，前提是要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合理边界，不是让政府去管市场该管的事，也不是要把市场的交易原则渗透到政府中来。如果是超越边界的相互渗透，那就不能算作包容型智慧，只能说是胡乱交叉。坚持政府和市场的独立性并厘清政府和市场合理边界的前提下，才能综合运用“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两种力量，形成混合应用和叠加优势。

第三是优势互补性。包容型智慧非常讲究时机的运用，《易经》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天文地理，察世道人心是为了捕捉转瞬即逝的“时变”，也就是要抓住正确的时机做正确的事情。时机如此重要，因为包容型智慧的运用本质上是遵从“实用主义”的原则，它不迫求纸面上的逻辑一致性，而以结果的效用最大化为最终目的和根本标准。正因此，各种元素的结合程度，谁多一些，谁少一些并没有适用于所有情况的普适原则，而是根据具体时机进行灵活调整，追求具体语境中的“刚刚好”，其目的都是为了在当时的约束条件下获得收益最大化。比如说，经济发展究竟是计划多一些好，还是市场多一些好，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没有标准答案，而应该根据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进行具体的制度安排，达到计划与市场混合能够“刚刚好”，适应当时经济运行需求。这涉及混合的“度”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没有统一答案，只能“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灵活调整。

西方的理性思维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有效方法，但理性思维走到极致，总是倾向于把自己的信念普适化、神圣化。但实际情况是每一中思想体系，它都只是揭示这个丰富世界的一个侧面。毫无疑问，大家都在盲人摸象，只有把大家所得的那部分拼凑起来，才能接近对这个世界全面的認知。无论是奥地利学派推崇的市场万能，还是苏联的中央计划或是华盛顿共识下的迅速私有化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又都不是事物的全貌。所有这些经济学说和由此派生的改革方案，经由中国特有的包容性智慧的审视，都可以包容到中国的改革实践中，都被恰当地运用到中国的改革实践中，共同推动中国改革40年所取得的经济奇迹。中国经济奇迹不仅让全世界享受着中国带来的物质福利，提供了可借鉴的制度模式，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关于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思想体系，为其他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有别于西方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这正如习总书记的豪迈宣示：“站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