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慧

【摘 要】伊拉克战争期间，为赢得公众的舆论支持，美国政府不惜摒弃一贯标榜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原则，通过限定新闻报告内容、控制不利舆论等方式来促使战时舆论向对美方有利的方向发展。战争期间，美国民众在国内媒体的引导下，团结一致，以极大的热情支持政府的对伊战争，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美国政府和军方对战时舆论的管理和控制。

【关键词】伊拉克战争；美国；舆论管控

2003年3月20日伊拉克战争正式爆发，美国的军事打击行动紧锣密鼓地展开，于此同时，美国政府和军方不遗余力地在国内外进行着另一场战争——舆论战，以争取国内民众继续支持战争。

一、伊战中美国的舆论引导方式

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打破了传统的新闻报道模式，创新性地采用了图片宣传、直播战争等报道方式，用以加强自我宣传、控制不利舆论、引导民意走向。

1.图片宣传

在这个号称“眼球时代”的世界里，图片的视觉冲击力比文字要强大得多，美国军方早已深谙此理。美国前国务卿的鲍威尔认为：“正是图片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文字则做不到这一点。” i早在站前美军就曾启动“战时联合摄像计划”，由五角大楼充任其领导机构。伊拉克战争是该机构成员首次执行任务，他们在战场上非常活跃，150多名陆军、海军、空军及舰队的摄影师每天扛着重达80磅的摄影器材去捕捉战争场景，但因为他们本身来自于军队且接受军方领导，自然也是站在军方的立场上来看待战争的。他们每天会拍摄回来600～800张照片外加20～25段视频录像，这些照片要先由军方的工作人员加工剪辑，然后其中的80%会转发给新闻媒体，再由他们刊登到各大报刊、杂志上。此外，军方还会把这些图片或视频上传到网站上以供公众浏览，据统计，这些图片的点击量每天高达75万次。美国军方的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对战争信息进行筛选，将战争景象有选择地呈现给公众，引导民众心理，意在强化对己方有利的报道，换得舆论的支持。

在伊战中，美国政府采取了不捏造但可以选择事实的技术策略，将不同的事实按照自己的主张重新组合，将不利于己的事实剔除，达到断其章取我义的目的，成功掩盖了美国军队诸多不人道的非正义行径以及美国军队给伊拉克平民带来的灾难。这种统筹配送的宣传方法为美国营造了有利的战时舆论环境。

2.直播战争

伊拉克战争中另一项史无前例的创举是对战争进行全程直播，电视作为一种传播媒介，比报纸更直观，比图片更生动，比网络更普及，因而它的影响力也更深远。调查结果显示：70%的美国人是通过有线电视来获取新闻的。但全程直播的战争并没有增加战争新闻的透明度，在战争过程中，美国电视台播放了不少伊拉克士兵举白旗投降的镜头，却对落到伊拉克手上的美军战俘视而不见，有意无意地忽略在电视之外。美英联军顺利攻陷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后，美英联军向巴格达推进的内容被反复播放，各路专家的正面分析与论证连篇累牍，但巴格达残破的街景、伊拉克百姓的眼泪、联军士兵伤亡的惨况，这些令人震撼的景象对于大部分美国人来说却显得极为陌生。此外，美国各大媒体也采取与政府、军方相同的立场，“有保守倾向的福克斯和全国广播电视台以爱国音乐作为他们新闻报道背景音乐，并且所有的新闻节目中都极力报道爱国言论，而对美军在战争中的死亡人数以及对伊拉克造成的破坏只字不提。” ii战争直播的仅只是一种战争报道方式转变，而对新聞的客观性并无任何助益。

用事实说话是新闻报道的基本规律，但报道什么和如何报道却有很大的灵活性，美国电视媒体通过对新闻素材的取舍剪裁、整合配置、强调重复等方式，摒弃不利于己的因素，强化新闻素材某一方面的意义，甚至再生出新的意义，达到阐明己方观点、为战争服务的目的。无怪乎美国的传播学分析者指出：“电视报道已经通过了军方的透镜被过滤得很好了。” iii由此看来，美国民众通过电视媒体看到的战时新闻报道基本都是军方意志的再现。

3.网络媒体

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网络成为一种新兴媒体，它在提供新闻的数量、时效、和报道广度等方面都发挥了变革性作用。在伊拉克战争中网络传媒发挥了传统媒体所不具备的诸多功能。网络媒体可以以最快的速度组合各种来源的信息，加以整理分类，以文字、图像、音频、视频等多种方式传播给网民。与传统媒体不同，网络媒体是一种更加自由、更加开放、参与性更强的新媒体，可谓是巨大的舆论制造场。伊拉克战争中的网络舆论构筑了一道与报刊、电视、广播截然不同的景象，使人们能够更全面、便捷、真实地了解战争的方方面面。与传统媒体相比，作为一种新兴的舆论场所，伊战中的网络舆论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互联网是一个有效的交流场所，网络中极大的交互性有力地克服了这一弊端，人们可以通过网络论坛、博客等方式交流看法，共享信息，传统媒体“设置议程”的功效在此受到极大的限制；再者，网络舆论呈现出多元性，网络是一种虚拟空间，有极高的自由度，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发布信息、在网络中人们可以提出不同的观点，可以是反战言论，也可以是“倒萨”言论，因此，网络舆论更具交互性。此外，网络舆论日益走向国际化。网络是无国界的，不同国家、地区、民族、宗教、肤色的人们可以通过国际互联网得到交流和沟通。对于一场关系到世界上许多人政治、经济、宗教等利益的战争，由于网络的传播而激起全世界舆论关注是不难理解的，这使原本局限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舆论冲破空间的栅栏走向国际化、全球化。

二、伊战中美国的舆论管控制度

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美方采取了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制度，来自各国的600多名记者被固定安排在美军各级单元中随军全程报道，这种方式被称为“嵌入式报道”，这在现代战争史上尚属首次。这种开放程度极高的报道方式看似对媒体无任何约束，可以第一时间知晓战争动态，且新闻报道也无需接受政府审查，但事实上它早就对新闻记者的报道内容进行了严格限定。战前，美国国防部正式公布了一份“战地报道规则”，并且军方明确规定，接受这一规则是成为“嵌入记者”的先决条件。此项规则对记者的活动时间、活动范围、报道内容、报道方式等事项均作了详细限定。

鉴于美军对伊军事行动始终未获联合国授权，因此世界舆论更倾向于同情阿拉伯境内的穆斯林人，尽管萨达姆此前恶名远播，但战前他的言论似乎比布什的更能赢得公众的信任。白宫官员道出了美国实行嵌入式报道方式的真正意图：“当没有人信任你时，你要成为真相之标准的一个根本策略是：采用冒险的方式将你的所有行动公之于众，因为正常来说，任何准备撒谎的人都是不会这么做的。” iv因此，美国军方指定的“嵌入式报道”方式实是美方用以设定媒体议程的一种舆论战术。所谓“媒体议程设置”是指：“对某些事件或话题故意报道，意在影响公众舆论和公共政策。” v美国军方把大批随军记者安插在美军中，让他们跟随美国军队亲临战场，共同进退，新闻记者们的所见所闻都直接来自于美军一方，他们报道的内容自然更倾向于从美方的立场出发，无形中使媒体的信息来源、报道内容、自身立场和价值判断等各个层面均受军方影响，此种貌似开放互利的方式成功地设置了媒体议程进而影响了公众舆论。“历史学家对此前历次战争的记述均表明，记者和军队在战时总是敌对的，但现在，记者生活在军队中，同士兵同吃同住，共度艰险，这使许多记者对士兵欣赏有加。” vi由此可见，这种“嵌入式报道”管理方式对于美国政府与军方控制和操纵舆论是行之有效的。

三、伊战中美国媒体的两面性

报纸、电视、广播及互联网对公众舆论均具强有力的影响，其普及程度使信息流动速度加快，覆盖范围广阔，一度为少数人所垄断的对外事务方面的信息已更容易被公众知晓。

按照西方传播学理论，媒体是不应该具有国家性的，但在伊战中，美国媒体的表现则不然，战争期间，美国媒体极力配合军方，与政府立场一致，甘作政府的舆论盟友，对国际反战舆论起到了很强的反制和抵消作用。如此一来，政府通过传媒制造新闻，操纵舆论，在战时赢得了更多的民意支持。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原因在于：

1）战时新闻管制。战时作为特殊时期，美国政府新闻管制异常严格，在伊战期间，美国军方表面上实行无限制的“嵌入式报道”管理方式，但其用意在于欲擒故纵。嵌入的战地记者首先要接受美军关于新闻报的原则的种种条款，不论是美国记者还是外国新闻工作人员，一旦其言论对美军不利便会遭到惩罚。

2）国家至上原则。作为一名新闻记者，他们首先是美国公民，在面对涉及国家利益的战争冲突时，他们会自然出现“团结在国旗下”的爱国倾向，且在战争时期，社会也要求记者坚持爱国主义、维护美国军人的安全与尊严。此时，战地记者面临职业道德的拷问，一方面要遵守政治的舆论导向，另一方面要遵从新闻的真实性原则，而更多的人选择前者。在对外事务上，政府是国家利益的代表者，新闻记者自然会同国家站在一边。

3）商业化的运作体制。在美国，新闻媒体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产业，呈现出高度的集团化和集中化，在利润的压力下，凡涉及政府、外交和军方等重大的报道，媒体更多的是选择与政府和军方合作。

另一方面，媒体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制约和监督作用。战争后期，随着美军伤亡人数不断增加，加上战后伊拉克局势动荡，到2004年7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所作的民意调查显示：此时，62%的美国民众认为：伊战的结果表明，美国花费钱财、牺牲士兵去打伊拉克是不值得的。vii作为公众舆论的直接载体，媒体开始出现大量负面报道，“虐俘门”、“情报门”、“特工门”事件纷纷浮出水面，媒体与舆论的态度开始对政府的政策产生影响。但不得不说，在伊战前后美国媒体未能捍卫新闻的真实性，在新闻报道中缺乏客观立场，因而造成媒体公信力下降。

借用伯纳德·科恩关于媒体和舆论的经典论述，“媒体不一定能成功地告知人民如何去思考，但他们在告诉受众需要想到什么这点上有着惊人的成功。” viii因为大多数人对国外的事务没有切身体验，所以更加依赖大众媒体来了解自己不熟悉的国际问题。媒体是公众在对外事務上形成态度的重要环节，是美国外交决策舆论环境的关键部分。伊拉克战争中媒体的两面性恰是一面镜子，反映了美国公众舆论和政府决策之间的互动与博弈。

注释：

i Douglas Kekkner， “ Preemptive Strikes and the War on Iraq： A Critique of Bush Administration Unilateralism and Militarism”， New Political Science， Volume26， Number 3， September 2004，p.432.

ii Douglas Kekkner， “Preemptive Strikes and the War on Iraq： A Critique of Bush Administration Unilateralism and Militarism”， New Political Science， Volume26， Number 3， September 2004， p.427.

iii Jacqueline E. Sharkey， “ The television war”， American Journalism Review， May 2003， pp.18–27.

iv S. Clark Judge， P.R.， “ lessons from the Pentagon” ，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1， 2003， p. B2.

v Michel D. Barnes， “ Analysis of Media Agenda Setting During and After Hurricane Katrina： Implication for Emergency Preparedness， Disaster Response， and Disaster Policy”，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April 2008， vol98， No.4， p.604.

vi N.A.， “Embedding journalists may become U.S. policy”， Toronto Star （Canada）， Jun18， 2003， p.A12.

vii Philip Everts and Plerangelo Isernia， “ The Poll—Trends：The War In Iraq”，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Summer2005， pp，313-314.

viii Bernard Cohen， The Press and Foreign Policy ，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p.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