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旭川 唐洁珑

摘   要：基于我国新时代人口战略的背景，本文研究了我国人口经济的现状、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本文认为，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的增长得益于人口红利的释放，虽然人口红利还未完全消失，但已进入拐点。未来，我国人口经济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人口年龄结构的问题，即老年人口占比上升、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人口的年龄结构问题对我国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社会保障都将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基于我国人口经济的现状及问题，本文认为，我国需要进一步从生育制度、经济发展方式、劳动力资源配置以及社会保障四个方面完善相关体制机制，以应对即将到来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关键词：老龄化;经济增长;社会保障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9）03-0038-08

DOI：10.19647/j.cnki.37-1462/f.2019.03.005

人口是国家的根本，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这是新时代党中央对我国人口发展作出的战略性安排，旨在为未来发展创造良好的人口条件。根据世界银行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从现在起到21世纪中叶，我国人口的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将日益突出，人口对经济的影响是我国现阶段必须关注的问题。在经济增长理论中，人力资本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之一。无论是在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还是新经济增长模型中，人力资本都被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随着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人力资本及其产生的创新因素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人口数量、分布以及结构的变动是人力资本积累的主要影响因素，与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因此，研究人口问题，构建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人口政策体系对于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本文试图研究人口经济的现状、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一、我国人口经济的现状

（一）我国人口发展的现状

1. 人口数量增长率下降。随着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人口的发展趋势也呈现出一定的特征。长期来看，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呈现下降趋势。20世纪70年代以前，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一直保持在20‰以上，20世纪70年代之后，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维持在10‰以上，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90年代末。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虽然80年代的出生率仍在10‰以上，但相比70年代之前，出生人数已经有了明显下降。到21世纪初，80年代出生的人开始陆续达到适育年龄，且适育年龄人数的下降直接导致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从图1可以看出，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就一直在10‰以下。2016年，我国开始实行全面二孩政策，但是，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并没有得到显著提升，仍不足6‰，与2004年和2005年的自然增长率持平。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7）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人口数在2030年将达到峰值14.4亿。随后将出现下降，到2050年仅有13.6亿左右。

造成人口增长率下降的直接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适育年龄人口数量的下降，二是妇女生育意愿的下降。适育年龄人口数量的下降主要源于长期趋势下人口数量的下降以及女性人口的下降。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80后、90后、00后的人口分别是 2.28亿、1.74亿、1.46亿，其中女性人口分别是1.13亿、0.82亿以及0.66亿。可以发现，从80后到00后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出生人口萎缩了35%左右，其中女性人口萎缩了41%左右。80后出生的人口从2002年开始达到生育年龄，90后出生的人口从2012年开始达到生育年龄，00后出生的女性人口将在2022年左右达到生育年龄。从2002年到现在，每年的人口出生率还没有出现明显的下降，这是因为从2011年开始，我国开始实行二孩政策，生育率有所上升，而80后的女性退出生育期以及00后的女性进入生育期还需要等到2020年之后。因此，80后与00后女性人数的差异对人口出生的影响尚需数据验证。妇女生育意愿的下降也是近年来很多专家关心的问题，此现象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相关。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0年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18，2015年为1.05。通常，在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中存在对低龄人口的漏登，人口学者认为我国现有的总和生育率在1.4—1.6左右，低于正常的生育率更替水平。2013年，我国新生二孩的出生量占到新生儿总数的1/3左右。此后，二孩的出生量占比持续上升，随着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2017年新生二孩的数量占比首次超过新生一孩的数量占比。但是，从图1可以发现，2002—2017年间，人口的出生率并没有明显的上涨，仅在2016年出现了显著提升，2017年又出现了回落。相比之下，新生一孩对人口出生率的贡献是降低的，其直接原因就是新加入生育群体的妇女在生育意愿方面出现了下降。

从整个趋势来看，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的趋势仍没有改变，未来我国有可能面临生育意愿下降、出生人口数量下降的挑战。

2. 人口年龄结构呈现老龄化特征。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整体的年龄结构呈现出缩减型;二是老龄人口比重上升;三是劳动人口平均年龄变大。

目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呈现出老龄化特征，且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笔者收集了第四、五、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将其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结合，构建了1990年、2000年、2010年以及2016年的人口年龄金字塔（见图2）。如图2所示，1990年的人口金字塔结构呈增长型，即塔形呈上尖下宽，表明少年人口占比较大，老年人口占比较低。2000年、2010年、2016年的人口金字塔逐渐向缩减型发展，即中老年人口比例有增加的趋势，年轻人口比例有减少的趋势。截止到2016年，年轻人口和老年人口的占比均较小，中年人口占比较大。但是，如果按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中年人群将逐渐进入老年人群，老年人口比重将增加，而由于年轻人口比重较小，未来中年的人口比重将降低，即整个社会有进一步老龄化的趋势。

进一步，笔者考察了更长维度的人口年龄结构，发现老龄人口比例实际呈上升趋势。表1是历次人口普查的人口结构表，即从更长的时间维度来看，我国0—14岁人口的比例呈现下降趋势，15—64岁人口比例和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呈上升趋势。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一个社会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7%，则该社会被认为处于老龄社会;达到14%则被认为已经处于老龄化社会。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我国2001年便已进入老龄社会，当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达7.10%。2001—2016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也一直上升，2016年达到10.8%①。

在劳动人口方面，我国劳动人口平均年龄呈上升趋势。如图3所示，根据2016年的数据显示，年龄组5—9岁、10—14岁、15—19岁的人数占比分别为5.51%、5.22%和5.32%;年龄组40—44岁、45—49岁、50—54岁的人数占比分别为8.18%、9.03%和8.43%。2016—2030年，劳动人口将陆续出现更替，年龄处于5—9岁、10—14岁、15—19岁的人口将陆续替代年龄处于40—44岁、45—49岁、50—54岁的人口。那么从数据来看，劳动人口的退出数量实际显著大于新进入劳动人口的数量，劳动人口的数量将降低。如果按前文所述，虽然2016年已经实行全面二孩政策，但是生育数量并没有出现明显上升，按此情况发展下去，到2030年，我国劳动人口的占比将呈下降趋势。此后，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出生的人口将开始进入劳动人群，我国劳动人口的数量可能会出现回升，但是其效果仍有待观察。

劳动人口占比的下降将意味着社会抚养比的上升。如果观察2016年的整个年龄结构可以发现，年龄在20—54岁之间的人口占据了较大比例，而年龄在65岁以上以及20岁以下的人口占比较小。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在20—54岁之间的人口将向高年龄组转移，年轻组则维持在一定比例。如果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我国的人口抚养比将呈上升趋势。

（二）我国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分析

1. 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理论分析。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是指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与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经济的发展过程是指物质资料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全过程。经济的发展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如果没有经济中物质资料的循环活动，人口的生存发展也就无从谈起。人口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它直接参与物质资料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如果没有人口的存在，也就没有社会意义上的经济活动。由此可知，人口与经济是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人口一方面进行经济活动，创造和消费物质资料;一方面又受到物质资料的制约。研究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使得人口与经济协调平衡发展便成为人口经济学的主要内容。

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探讨可以追溯至西方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著的《国富论》。斯密认为，经济发展的动因是人口绝对水准的增长，经济发展导致了人口的增长和必要劳动力的增加，而人口与劳动力的增长又促进了生产量的增加。可以说，从斯密开始，人们就意识到人口与经济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关系。随后，马尔萨斯系统性地论述了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认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生活资料的增加不能跟上人口的增加，过度的人口增长将导致饥饿、贫困和失业。因此，马尔萨斯主张用道德手段来控制人口的增长。后来，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 以及科学技术的持续发展，马尔萨斯所提出的人口陷阱被证伪。举例来说，20世纪世界人口增加了4倍，与此同时，全球物质产出增加了16倍。马尔萨斯所担忧的人口爆炸实际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短暂的阶段，随着各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实际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各国政府更加担心的是人口结构失衡所带来的养老、医疗等问题。

目前，探讨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已经发展为一门学科，即人口經济学。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人口经济学逐渐形成宏观人口经济学和微观人口经济学两大分支。宏观人口经济学主要研究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微观人口经济学则主要研究家庭收入和父母行为与人口生育的关系，本文所探讨的人口经济问题主要是基于宏观的视角。实际上，宏观人口经济学和微观人口经济学也并非泾渭分明，微观层面的生育决策实际也可以作为宏观层面人口经济政策的参考。目前，人口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围绕四个方面展开：一是探讨人口素质、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二是探讨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三是探讨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四是探讨人口素质、人口结构和人口流动的综合因素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总的来讲，人口与经济的相互作用并非线性的关系，二者相互促进而又相互制约，需因地、因时而异。我国早期曾担忧资源对人口的制约，进而采取了计划生育的政策，与此同时，我国又享受了早期人口高速增长所带来的人口红利。

2. 中国的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拥有的劳动年龄的人口占比较大，而抚养率较低，其经济发展便拥有一个良好的人口条件。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有利影响主要分为两个渠道，一是生产渠道，二是储蓄渠道。生产渠道方面，人口红利主要是为经济增长保障了充足的劳动力以及较高的人力资本。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人口红利就被认为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首先，劳动是经济增长模型或生产模型的重要投入要素，其直接决定了经济生产活动的结果;其次，劳动人口素质的提高有助于提高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在储蓄渠道方面，劳动人口比重的提高以及抚养系数的下降通常意味着储蓄的提高，储蓄的提高将有利于资本的形成和积累，进而为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提供资本支持。总结来看，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人口红利可以同时影响劳动、资本以及全要素生产率三个要素，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我国的人口抚养比开始下降。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人口红利开始逐步释放，人力、资本、创新等要素的配置得到进一步的完善。改革开放的前30多年，我国的经济增长长期保持高速，其直接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素的投入，二是生产率的提升。这两个因素都与我国的人口红利直接相关。首先，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为工业、制造业、服务业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其次，我国的储蓄率也一直维持在35%以上，较高的储蓄率加上外资的引进使得我国的资本积累较快，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本。再次，人口素质的提高直接作用于人力资本的提升，从而助力了我国生产率的提高。根据经济学家的测算（田伟，2018），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口红利实际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1990年，这个阶段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11.25%;第二阶段是1991—1996年，此阶段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0.84%;第三阶段是1997—2010年，此阶段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7.85%;第四阶段是2011—2014年，该阶段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4.53%。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之所以会呈现出阶段性的差异主要和各阶段的经济环境相关，即劳动力是否能够自由流动并得以优化配置。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我国已进入后人口红利时代，2010年是我国人口红利的转折点。2010年之后，我国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有明显降低。2012年我国的经济增长从2011年的9.54%下降至7.86%，预示着我国经济增速的换挡;2013年，我国15—64岁的人口比例出现近20年来的首次下降，且这个趋势一直持续至今，这些变化进一步印证了我国人口红利已出现拐点的结论。随着我国进入后人口红利时代，人口经济也将面临一些问题。

二、我国人口经济面临的问题

目前，我国人口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人口的年龄结构问题，即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以及老龄人群的逐渐增加，最终体现为人口的老龄化问题。人口的年龄结构问题将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以及社会保障造成较大的影响，需要引起重视。

（一）人口的年龄结构问题

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问题主要表现为三大趋势：一是少儿人口的人数和比例有下降趋势;二是劳动力的数量和比例有下降的趋势;三是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例有上升的趋势。

我国少儿人口下降与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几乎同时发生。前已述及，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出现下降趋势。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97年的10.06‰下降至2017年的5.32‰，出生率从1997年的16.57‰下降至2017年的12.43‰，死亡率则从1997年的6.51‰上升至2017年的7.11‰。可以发现，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主要源于出生率的下降。出生率的下降一方面来自我国20世纪8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的效果开始显现，即育龄妇女人数相对上一代降幅较大;另一方面来自我国妇女的生育意愿有所降低。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使得我国少儿人口人数和比例均呈下降趋势。据统计，我国0—14岁的人口数量从1997年的32093万人下降至2016年的23091万人，占比从1997年的25.96%下降至2016年的16.7%。

虽然少儿人口数量呈现下降趋势，但是我国由于人口增长所积累的人口红利一直对经济增长发挥着较大作用。1997—2012年，我国15—64岁年龄段人口数量由83448万人增加至100334万人，其占总人口比例由67.5%增加至74.1%。但是，2014年开始，我国15—64岁人口数量开始出现下降，而其占总人口比重则从2013年开始出现下降。根据经济学家的预计，劳动人口数量和占比的下降已成趋势。尽管国家目前已经放开了二胎政策，但是未来15年内，劳动力下降的整体趋势还不会受二胎政策的影响。未来10—15年，我国劳动人数下降、劳动人口占比下降以及劳动人口平均年龄上升将不可避免。

前已述及，我国在2001年已进入老龄社会，整个人口结构正走向老龄化社会。1997—2016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从8085万人上升至14933万人，其占总人口比例从6.54%上升至10.80%。无论人口数量还是人口占比，均呈上升趋势。如果从整个人口的年龄构成来看，少儿人口数量和占比下降将使得新增劳动人口数量和占比下降，同时，原有劳动人口数量开始慢慢进入老龄人群，也将进一步加剧我国人口的老龄化程度，我国人口整体呈现两低一高的特征。

（二）人口年龄结构问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我国的人口红利曾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和资本积累。当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人口老龄化趋势逐渐到来，以上的三种优势将逐渐演化成经济增长面临的挑战。

首先是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在新古典经济模型中，劳动力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口红利所带来的劳动力的充分供给是经济取得如此成就的重要原因。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的经济结构呈现出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特征。大量的劳动力需要就业，而劳动力的充分供给也促进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正因为我国劳动力供给充分，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使得出口产品具备了一定程度的竞争力，从而使得出口在经济增长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劳动力供给减少，劳动力成本也将上升，我国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结构面临调整，整个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因为劳动力供给的减少而减缓。

其次是劳动生产率水平的降低。随着我国老年人口的增加以及青壮年劳动人口的减少，整个劳动生产率也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相比老年人，青壮年人口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无论是从事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其工作效率都相对较高。此外，青壮年人口对于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也是不可忽视的。在经济模型中，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主要源于科技水平的提升以及创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根据经济学家的研究，科技创新与人口数量和年龄结构有较大关系。人口数量较多，知识的集聚效应会较为显著;人处于青壮年时期，其想法较多，具有冒险精神，从而也越容易创新。因此，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我国劳动生产率和劳动人口的创新能力都将受到一定影响。

再次是储蓄率的下降。目前，我国的整体储蓄率还是处在世界前列，2016年高达44%，从总量来看，我国仍需要扩大消费，并提高投资效率。但是，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储蓄率的下降将是一个较大的问题。根据生命周期假设，人在年轻的时候所创造的价值一般要大于消费，这样将会有一部分资本被储蓄起来，形成资本积累，这部分资本可以被再次利用形成投资，以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当人步入老年，其消费实际是大于收入的，即老年人会倾向于将之前工作时的储蓄取出来用于消费，与此同时，其并没有过多的收入用于资本积累。从全社会来说，如果老年人口较多，那么储蓄率将会进一步下降，从而减缓经济发展中的投资支出，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

（三）人口年龄结构问题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经济的转型主要意味着产业結构的调整。过去，我国主要以资源投入的粗放型方式发展经济。未来，我国需要向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社会转变，经济的发展方式必须从数量型增长方式向质量型增长方式转变。具体来说，我国的农业需要从传统的以自给自足为主导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向规模型和技术型的新型现代化农业发展方式转型;我国的工业则需要从传统的以要素为驱动的发展向以创新为驱动的发展方式转型，进一步提高高端制造业的比重，促进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我国的服务业则需要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不断创新服务方式和商业模式，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无论是农业、工业还是服务业，其转型升级均离不开劳动力的充分参与。人口的老龄化将对产业结构的升级带来一定负面影响：一方面青壮年劳动人口的下降将不能满足现代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劳动力需求;另一方面，现代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对于劳动力的素质和创新能力也提出了新的需求。即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劳动力人口的下降都不利于现代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此外，由于身体状态的下降，老年人对于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以及接受区域转移的愿望将会降低，由此，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将会受到负面影响。

总的来说，产业结构调整将是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但是，人口老龄化同样也会给产业结构调整带来一定的压力。如何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协调好经济和人口结构的矛盾是未来经济政策制定者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

（四）人口年龄结构问题对社会保障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另一个直接影响是整个社会老年抚养比的上升。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整个社会对老年人群的社会保障支出也会相应增加，主要体现在养老支出和医疗保障支出的上升。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国参与养老保险的离退休人员数一直呈上升趋势，从1997年的2533万人上升至2016年的10103万人，年均增长7%。此外，离退休人员占参加养老保险总人数的比重也一直增加，从 1997年的22.61%增加至2016年的26.64%。离退休人员人数和比例的上升将直接导致社会在养老支出方面的压力。1997—2016年间，我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支出从1251亿元上升至31853億元，年均增长20%，其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收入的比重则经历了一个从下降到上升的过程。1997—2011年，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支出与收入比重从93.53%降低至75.56%，期间虽有波动，但整个趋势是下降的，这得益于我国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逐渐完善。但是，从2012年开始，整个比重呈现上升趋势，从2011年的75.56%上升至2016年的90.86%，其上涨的趋势与我国劳动人口占比下降的趋势基本一致。目前，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实行部分积累制的方式进行筹资，即采用“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方式，由社会统筹部分支付已经退休人员的养老支出，个人账户则用于负担未来个人退休后的支出。但是，由于部分退休人员尚没有个人积累，社会统筹部分的资金缺口较大，只得暂时使用个人积累部分的资金。随着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代，社会统筹账户的资金缺口将进一步加剧，我国养老制度从现收现付制向完全积累制转型仍面临压力。

医疗保障支出是老年人口的一项重要支出，相比青壮年人群，老年人口的身体状态相对较差，其医疗费用支出增加。老年人是医疗需求的主要群体，对于65岁以上的老人，其年均医疗费用大约是青壮年的3倍。随着我国越来越多的劳动人口进入老年人群，医疗费用将是社会的一项重要开支。1997—2016年的20年间，我国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离退休人员人数直线上升，从173万上升至7811万人，其占整个医疗保险的人数比重从9.82%上升至26.54%。离退休人员是医疗保险费用的主要支出群体，其人数占比的上升给医疗保险费用支出带来不小的压力。不剔除通货膨胀的因素，我国医疗保险基金支出从1997年的40.5亿元上升至2016年的10767亿元，年均增长20%，其与医疗保险基金收入的比重也呈上升趋势，从1997年的77.44%上升至2016年的82.29%。事实上，2012年之前，整个比重都在80%以下，2012年之后，整个比重均在80%以上，这个时点与我国劳动人口比重下降的时点基本同步。随着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以及人均医疗费用的上涨，我国未来的医疗保障支出比例还将继续上升。

三、对我国人口经济发展的建议

根据我国人口经济的现状及问题，笔者认为需要从制度层面进行完善。简而言之，可以从生育制度、经济发展方式、劳动力资源配置机制以及社会保障体制四个方面进行完善。

（一）建立完善的生育制度

根据前文的统计，我国人口经济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生育率的下降。虽然二孩政策放开之后，我国的出生率一直较为稳定，但是其中二孩的贡献率占到50%，一孩的贡献率出现下降。由此，我国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以鼓励生育。

鼓励生育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之前的计划生育政策松绑;二是在经济上鼓励家庭生育。我国从2013年底开始实行“单独二孩”政策，2014年我国的出生率有所回升，但是，2015年出生率又出现了下降。2015年10月，我国通过了全面二孩的政策。此后，我国人口的出生率进一步回升，二孩出生人数的明显增加缓解了一孩出生数量减少的影响。但是，人口学家认为，我国生育率较低的情况仍不容乐观。未来，我国还需要时刻关注出生率的回升情况，尤其是一孩出生的数量和所占比例。适当的时候国家需要考虑全面放开生育政策。

我国生育率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社会抚养成本的提高。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儿童的抚养成本也相应提高。为此需要在经济上对家庭生育孩子进行鼓励，我国已经在2019年开始实行将子女的教育成本在个人所得税计税中进行扣除，未来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考虑对生育子女进行直接补贴。我们需要看到，整个社会的养老支出要远大于儿童抚养支出，对生育进行经济激励就是为未来的养老基金筹集资金，因此，现在让社会承担一部分儿童抚养支出实际是符合代际公平的。

（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失衡，老年人口占比将增加，以前的人口红利将不复存在，这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机遇意味着微观企业将放弃依靠资源投入来发展企业的方式，转而探索如何依靠科技和创新来提升企业竞争力;挑战是在宏观层面，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依赖的时间窗口已经不长，如何在未来较短的时间内使得我国经济从资源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是政策制定者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