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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领导人做翻译时的卡壳与疏通(下篇)

2019-05-30杨发金

党史博览 2019年5期

杨发金

严重后果

20世纪70年代,由于翻译有误和多个环节均未把好关而发生过一次严重的外交事件。

1972年6月5日,中国与希腊建交,周伯萍作为首任大使于1973年3月28日递交国书。5月7日,他在去希腊外交部商定马卡雷佐斯副首相访华事宜后,回到大使官邸,让大使翻译去使馆查看有无其他请柬。

值班翻译见大使翻译匆匆而来,即问是不是从科威特使馆招待会回来,他把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科威克”误读为“科威特使馆”(第一个错误,人名和国名都没有搞清楚),也未注意请柬的时间不是当天中午,而是次日中午(第二个错误,没看清请柬上的日期)。大使翻译误认为回官邸途中见到有一处正举行国庆招待会,即是科威特的国庆招待会(第三个错误,凭想象判断),一看请柬时间,只剩下10分钟(第四个错误,未检查招待会日期和地点),就扔下请帖(第五个错误,应带上请柬出席招待会),迅速跑到大使官邸通知大使。周大使一听,未加思索,立刻让大使司机开车赶往科威特使馆招待会地点(第六个错误,大使不索看请柬,也不询问大使翻译),大使司机不知道科威特使馆确切地址(实际上在中国使馆西北方向),却按照想象开往东南方向的从希腊外交部回来时看见的举行招待会的地点,那里是以色列驻希腊代表的官邸(第七个错误,大使司机未调查招待会地点)。当时中国未承认以色列,也未与以色列建交,不可能有外交互动。到达官邸,看见站在门口的以色列代表正迎送客人,周大使误以为他就是科威特使馆代办,一下车就向他表示祝贺并解释来迟的原因(第八个错误,应问明对方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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