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体学百年研究述评

2019-05-29吕红光

文学教育 2019年5期

内容摘要：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中国古代文体学的研究事实上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本论文对二十世纪百年间的学者们对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状况进行梳理，将这百年间的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分为三段：民国时期的研究、建国初期的研究以及80年代到90年代末的研究。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体学二十世纪述评

二十世纪90年代后期以后国内逐渐引发了中国古代文体学的研究热潮，但这不等于国人从90年代才开始研究中国古代文体学。事实上，整个二十世纪百年间中国古代文体学的研究从未间断过。本论文将这百年研究兹分为三段：

一.民国时期（1919—1949）的研究

国人对中国古代文体学的研究，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开始了。近现代以来，由于西方文学理论与逻辑分析式的思维方式的传入，将文章分为本体层面的体裁与创作层面的风格两部分，而“文体”则成为“文章体裁”的简称，从此文体与体裁获得同义，这使民国以来乃至近一个世纪内的所谓的文体研究实质就是体裁研究。同时，由于自中国古代南朝以来，历代都有把文章按类别进行编纂的大型类书，梁有萧统的《文选》，唐有姚铉的《唐文萃》，宋有吕祖谦的《宋文鑑》，元有苏天爵的《元文类》，明代有程敏政的《明文衡》，清代有姚鼐的《古文辞类纂》，王先谦有《续古文辞类纂》等等，所以民国时期的文体研究基本都是承继古人的文章分类的做法的，主要有顾荩丞《文体论abc》（世界书局，1929年）、薛凤昌《文体论》（商务印书馆，1932年）、蒋祖怡《文体论篡要》（正中书局，1943年）、蒋祖怡《文体综合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39年）等几个薄册子。那时出版的这几本书基本上都是作为中小学及大中专学生的国学入门知识或作文指导意义而编写的，方法上也基本延承明吴讷《文章辩体》、清姚鼐《古文辞类篡》等明清学者对古代文类的总结的基础上的，把从古到今的文类有选择性地简介其体制甚或述其源流。如顾荩丞《文体论abc》自云“这本《文体论》编制的方法，是用姚姬傅氏《古文辞类纂》的篇目为本”的，姚鼐将中国古代文章分为十三类，即论辨类、序跋类、奏议类、书说类、赠序类、诏令类、传状类、碑志类、杂记类、箴铭类、颂赞类、辞赋类、哀祭类，顾荩丞之《文体论》则将中国古代文章分为十二类，他将姚鼐的“序跋类”与“赠序类”一起合为“序跋类”，其他十一类名称与姚鼐全同。薛凤昌《文体论》将古代文章分为十五类，比姚鼐多出书牍、典志、叙记三类。蒋祖怡《文体论篡要》体例亦如是，在前人基础上有所增补，比薛凤昌主要多出小说与戏剧两类。蒋祖怡《文体综合的研究》依次介绍了古代文体分类、骈文文体分类、古文文体分类、近代文文体分类，比前几种书略显归纳。从这些著作可以看出，国人在近现代之初对“文体”的理解就已经是今所言之的“体裁”之意了。

此时，受西方逻辑思维的影响，一些前沿学者试图对中国古代庞杂繁芜、缺乏严密逻辑的机械文章分类纳入逻辑性的研究，唐钺先生在《中国文体的分析》将古代学者将文类分为“论辩书说等”称为“机能的分类”，他呼吁逻辑严密的“非机能分类法”，从字数、用韵、平仄等文章构成因素划分出律赋、绝句、律诗、词曲、散文自由诗等类别。中国古代以社会公用不同而自然形成的文章类别严重受到逻辑思维的挑战。

受西洋文学史思潮的影响，国人也开始撰写本国的文学史或文学批评史。值得注意的是罗根泽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魏晋南北朝一编中设有“文体类”一章（其书《新版序》中言此编最早出版于1934年），先生敏感地觉查到了中国古代“文体”的不同含义：“中国所谓文体，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是体派之体，指文学的格（风格）而言，如元和体、西昆体、李長吉体、李义山体，……皆是也。一是体类之体，指文学的类别而言，如诗体、赋体、论体、序体，……皆是也。”可惜，由于此时期国内政治干扰学术极为严重，罗根泽先生的闪光之见竟在相当长的日子里没有得到发扬。

二.建国初期（1949-70年代末）的研究

这一时期由于受政治环境的影响，文体学研究处于衰弱时期。一方面有少量的承接民国时期的作为普及知识的薄册子，如朱兴《新文体概论》，该书是以近现代以来的以四分法为基础的诗歌、小说、戏剧、散、再加上应用文共五种文章类别，以呈现当时时代所需要的文章类别为主，但每种都简单地从古代开始追溯其产生与发展，比民国时期的文体论有突出的新时期的特点;另一方面受西方撰写文学史的热潮，国人撰写了一些文学史、文学批评史，其中包含对若干文体的阐述，如50年代的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有三个版本的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还有分体文学史，如陆侃如夫妇的《中国诗史》等。

此时期由于一些学者研究《文心雕龙》，看到了“体”在古代文论中的多义性，陆侃如先生在《<文心雕龙>术语初探》一文中探讨的第四个术语便是“体”，他认为《文心雕龙》中的“体”字主要有六种含义：一是“基本上是指作品的体裁”，二是“有时也指作品的风格”，三是可以引申指写作手法，四是指主体、要点，五是可以当“体现”解释，六是具有“区分、分解”的意思。

三.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末的研究

文革结束之后，经过一段时期的恢复，国内的环境相对稳定，各项文化事业也相继重新活跃起来。一方面，现代创作理念的兴起，作家们本身就在日益弥失各种体裁的界限，充分印证了林语堂的名言“文学是没有一定体裁，有多少作品，就有多少体裁。文评家将文分为多少体类，再替各类定下某种体裁，都是自欺欺人的玩意”;同时，西方逻辑分类法“三分法”——我国在此影响下有“四分法”——以教科书的形式迅速占领新老学子的头脑，古代庞杂的文章分类日益遭受摒弃。另一方面，现代学术理念逐渐建立，一些国文学者力图使文体研究摆脱从前只是作为介绍性的知识而存在的旧状，他们力图把文体研究变为一门具有现代科学分析性质的学问。 1981年，郭绍虞先生发表《提倡一些文体分类学》，他认为中国古代的文章分类方法“不可一笔抹杀”，他指出：“语言文字关系到一国的文化，而文学就是代表各种不同文化的产品”，表达了希望将文体分类学设置为独立学科的愿望。随后，北京大学褚斌杰先生出版《中国古代文体概论》，该书对中国古代100多种文章类别分别述其体制及产生源流，比民国期间的文体学论著对文章类别的划分与描述无疑更为全面和细致。钱仓水先生在此期间于文体分类学多有研究，著有《文体分类学》（后在1992年出版），该书详细讨论了文体分类学的研究对象、性质、范畴、意义、原则、方法、分类标准等诸问题，追溯了古代文体分类学的历史发展，并对中国近现代的“四分法”而来的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的特征及分类进行了研究，分析了文体分类嬗变的原因，他将文体分类问题形成具有逻辑性的的理论系统，兼论古今，是一部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的综合性著作。

80年代以来，以语言学为核心内容的西方文体学迅速发展。我国语言文学界的许多领域都受其冲击。从语言学角度研究国内外语言文体学著作相继问世。是时古代文学界所受影响不大，古代文体学并没有得到关注。其实近代以来特别是80年代以来，各种版本的诗歌史、小说史、散文史、赋史等著作及其相关论文大量涌现，然而那些是在古代文学大视阈下的研究，虽然有相当多的成果是可为今天的古代文体学所用的，但在事实上这些研究并没有具体到文体学意识的层面上，与本论题关系不大，本文不述。古代文体学在缓慢中艰难行进。

此时，一些学者又重新看到了中国古代“文体”含义的多义性，詹锳在《文体与风格》一文中指出古代“文体”有多种含义，如在蔡邕《独断》中是指体裁、在《宋书·谢灵运传》中是指风格、在傅玄《连珠序》中是指体制、在曹丕《典论·论文》中是指体裁风格等。稍后王运熙先生发表《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体”》，该文探讨了“体”一词在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含义，王先生认为：“体有时仅指作品的体裁、样式”，“但在不少场合是指作品的体貌，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谓的风格。”钱仓水先生在其著作《文体分类学》的引言的中也指出古代“文体”或指文章体裁、或指文章风格、或兼指文章的体裁与风格、或指文章的结构、或指文章的修辞。这一时期由于研究《文心雕龙》成为热潮，许多学者指出《文心雕龙》的“体”字代表太多的含义，如詹锳在《文体与风格》一文中所提到的台湾文化学院陈兆秀的《文心雕龙术语研究》将《文心雕龙》的“体”字用法分为十四种;王金凌《文心雕龙文论术语析论》认为《文心雕龙》中“体”字的含义有六种;施友忠所译的英文版《文心雕龙》后之附录析“体”字有二十种不同的译法。那时学者们虽然看到了中国古代“体”的多义性，但在古代文学的实际研究中，仍然使用现代文体即体裁的概念，并没有将“文体”恢复到古人观念里的语境;对“体”字虽然有时争论得很热烈，但多是争论某一具体的“体”字的具体所指而陷入无限细腻，缺乏宏观性的提升。

在文体论范畴的问题上，古代文学界由于基本接受近现代文学理论中的体裁与风格二分的思维模式，从而导致基本都将《文心雕龙》的前半部分视为文体论，后半部分则视为创作论，徐复观先生在80年代版的《中国文学精神》中发表长文《<文心雕龙>的文体论》中已经指出一些学者如黄侃、范文澜等诸多学者对《文心雕龙》全书结构的这种看法。而徐复观先生认为《文心雕龙》前半部分说的是文类，后半部分说的才是真正的文体论。徐先生认为错误的根源在于学者们对古代“文体”概念理解的偏误造成。他指出：古人所说的文体不是狭隘的体类体裁的含义，而是指作品的“艺术表现的形象性”。他通过古代类书《艺文类聚》中“比类相从”、姚铉《唐文萃》“以类相从”、元陈旅《国朝文类》“类而集之”、明程敏政《皇明文衡》“以类相次”等说法说法中得出结论，认为今人所说的“文体”或“体裁”在古人的观念里乃是“文类”，即《文心雕龙》上半部分说的是文类;而刘勰在《体性篇》中说的“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壯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才是古人所说的文体，上半部分乃是下半部分的基础。徐氏之论大有可观。他指出了百年来人们把体裁当作古代文体的错误观念，并对文体的概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以今观之，徐氏的观点虽有未当，在一定程度上抹灭了学者们已经谈及的文体含义的多义性，但其指陈国人百年来的失误，引起人们对文体概念的重新审视，其能够有一种宏观眼看去审视中国古代“文体”的普遍所指含义;将《文心雕龙》全书都纳入了文体论的范畴;引发了古人观念里关于“文类”与“文体”的本质与关系问题的争论。虽然其对文体的普遍含义的理解、对文类等概念的理解在我们今天来看已有所偏颇，但其引发学术问题争鸣，其犀利的学术眼光，发前人所未发，殊可敬矣！

中山大学吴承学先生一直走在古代文体学的前列。其在9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中对中国古代的“文体”含义的多义性进行了探讨，并深入研究了文体风格学;稍后其出版《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全书分为十七章，有选择性地对从先秦到明清的若干体裁进行了个案式的梳理其源流及形态，这无疑是中国古代文体学史上快人耳目、引人深思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