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手

最近谍战剧看多了，对手工的印象特别深刻。谍战剧也像抗日剧、宫廷剧、生活伦理剧一样，一段时间里蜂拥而起，编得多，拍得也快，演员阿狗阿猫都能上，烂剧就不可避免了。什么东西多了都不是好事，就毁了。但谍战剧确实也有好的，像《暗算》《潜伏》《悬崖》《黎明之前》，都不错。最近的《和平饭店》口碑也可以，似乎更烧脑。国外也有谍战剧，但它有它的特色，美女、猛男、大动作、干净利落，看得过瘾。国内的谍战剧很少有这样的，不是美女没有，也不是猛男没有，是意识形态不同，暴力美学不是我们所追求的，我们主张攻心，擅长手段，尤其喜好在手工上做文章。看时也揪心尿紧，仔细想想都是些雕虫小技，什么剪贴情报啊、字意释义啊、左右手写字啊、发报的手作及嘀嗒声辨别啊，等等，似乎不那么血雨腥风。我有时候会边看边想，这样的伎俩，我也会。这样说来，我要是生在过去，是不是也可以做个地下党，或在隐密战线兼个职，弄不好还可以和某个女人假扮夫妻，在外面住上一段。这样的例子也不是没有，谍战剧《潜伏》、《悬崖》、老电影那什么《电波》的，就都有这样。

我小时候手工就做得很好，有两件事至今仍在我年迈的父母那里津津乐道，一件是“钉门槛”，就是把家里钉盒里的小钉用榔头都敲到门槛里去，那是我刚会走路、刚会自己一个人玩的时候，我父母也肯定试过让我玩一些有趣的东西，比如摸摸秤杆就让我学生意啊、摸摸皮球就让我当运动员之类，但我都不会，我只会钉门槛。我父母惊讶的不是我钉门槛的技巧，而是我拿榔头敲钉居然都没有敲到手指头，这在我开裆裤阶段简直就是个不可思议的本事。第二件是“剪图案”。稍大一点的时候，我对敲钉子就不感兴趣了，但对一些图案发了疯似的着迷，不是说我会涂鸦或设计，而是我喜欢把各种图案剪下来，瓶签上的、盒子里的、纸上的或是布上的，逮到了就剪。那阵子，我们家到处都是被我剪下的各种屑头，我父母顾不上我的手工技能了，只是拼命的藏东西，以免它们遭劫。后来，我的“手工”拓展到了隔壁，一位邻居在家里做童装加工，其中关键的技术就是缝大头贴，我就被他们邀了去，专门负责剪大头贴，又快又准边缘又清爽。我父母就很骄傲，开玩笑地对邻居说，就呆在你们家算了，工资就不要了，给他几块饼干就行。好像我已经可以靠手艺自食其力了。

很快到了小学，我的手工技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期间的训练也是很多的，剪纸、画简笔画、写双线字、做一些平面玩具，还有老师指导，但对我来说这些都是小儿科。就像有些家长得意地对老师说，我儿子已经在看初中的课本了！而我那时，已经有了造假的杰作——我可以制作假电影票。那时候我们都很想看电影，但我们没有钱，尽管学生票才三分钱一张，但父母一般都不会支持我们的愿望。

我经常会去电影院门口，目光雷达一样，搜索着地面，发现整洁的票根，会毫不犹豫地捡了回来。那时候，我的铅笔盒里装的不是铅笔、橡皮、尺子，而是各式各样的票根。这些票根，有些撕在上面，有些撕在下面，可怜的检票员，他给了我一个可乘之机。我会将相同颜色的票头和票尾接在一起，不是简单的接，而是技术的接，我的手工就体现在这里。当然，票头得具备一个绝对的条件，什么条件？那就是必须有一条完好的直线。我就把这一刀切在这条直线上，两张票根，两条半边的直线，就这样严丝合缝的沾在了一起。当然要是不看背面，要是平摊在手上，再好的眼睛，也看不出这手工做在直线上。

看电影是一次次紧张又刺激的历险。去售票处选好电影，再把票的颜色和样子搞清楚，再找出绝对相像的伪造票，就可以大模大样的混检票口了。面不改色，屏心静气，把假票摊在手心，再捏住沾在一起的那条线，若无其事地递给那个心不在焉的检票员，就进来了。还不是万事大吉，还不能到处乱窜，要躲避那些打着手电的查票员，唯一的办法就是先躲进厕所，有人来了就反复的装着撒尿，耳朵却竖得像旗帜一样，待影院内片头的音乐响起，知道灯光已经暗下来了，才悄悄的猫身出去……

那两年，我就是靠这样的手段看了无数的电影，雷锋、地道战、苦菜花、节振国、小铃铛、分水岭、岸边激浪、带兵的人、箭杆河边、丰收之后、家庭问题、独立大队、青年鲁班、半夜鸡叫、女跳水队员、南海的早晨、小二黑结婚、年轻的一代、千万不要忘记、草原英雄小姐妹，还有新闻简报。

现在看来，这种手工、造假、蒙混过关、以及像潜伏一样的实践，多少训练了我的“间谍”素质，也培养了我富于想象的应对能力，这跟我后来的所做所为还是有一点逻辑关系的。

谍战剧《风筝》里，负责内务预审的中共领导，就是利用检测字样和左右手写字的特点，确定了郑耀先既是“军统六哥”、又是隐密战线的“风筝”、又是旧政府遗留人员“周志乾”的身份的。

谍战剧《和平饭店》里也是。“钉子”老王潜入饭店，取得了王大頂的手写字样，伪造了其愿意归顺的“降书”，从而做实了这个土匪二当家和中共隐密战线同志陈佳影的合理关系。

两剧都有在笔迹上大做文章的桥段，都起到了逢凶化吉的作用，这就是手工的魅力。

进入初中，我也经常碰到笔迹这样的问题。时值1972、1973年，小平同志已强势复出，当时最大的动作就是振兴教育。这之前，我们的学习基本上属于玩笑性质的，说得好听一点叫寓教于乐，学工、学农、学军，拉练唱着“语录歌”，一天可以走50公里，还是在啃干粮喝凉水的情况下。后来不行了，上学不能推荐了，考试都要闭卷，每天的作业根本就做不起来，自然也就得不到家长的签字。这事难不倒我，我有手工技艺，我可以模仿家长签字。

我父母那时候是很忙的，整天在厂里搞什么会战，今天剥橘子比赛，明天扒鸡壳竞技，他们都是罐头食品厂的工人。我父母的字迹是很好模仿的。我母亲不怎么识字，让她签字，她会有天生的自卑感，要么胡乱得控制不住，要么羞答答的像一条毛毛虫。我父亲则不同，这是他难得的露脸机会，他会参照老师那时的习惯——不打分数，不计对错，只吝啬的写一个“阅”字，他不写阅字，他坐在饭桌前，喝着两毛钱一碗的生啤，看都不看，斜着身子就写给你一个“即日”，然后是龙飞凤舞的姓签，比如吴，上面画一个圈圈，下面扭几下，怎么看都像是字母“OW”的上下组合。无论什么字，对我来说都不在话下。我独创了意识流签字，不是机械的描摹，不在乎点划的相称，我闭上眼睛，想象着我父母的样子，尤其是他们当时的状态，手与笔就呈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痕迹效果……

《和平饭店》里对痕迹专家也有这样的描述：就是根据情节的发展，判断出哪些地方容易留下痕迹，哪些物件上可能产生痕迹，继而分析推理出事件的逻辑，找出合乎情理的走向。这说法可以佐证我那种方法，而我作业簿上的画押，我父母也深信就是他们亲笔签的。

我的学习一直是不怎么样的，但两年的初中我也混得顺风顺水，原因就和我的作业表现及我父母的签字有关。到了期末，学习成绩的好坏，那是需要个人真刀真枪的，但有些成绩老师手里还是有主动权的，比如劳动好、集体活动好、思想表现优、学习态度优等等，这些好啊优啊我基本上都可以顺利囊括。

到了1976年，我已经上班去了。那时候都没有正式工作，但要找一个事情做做还是容易的，去学裁缝、去打铁铺、在居委会烫语录袋、或在家里糊火柴盒，只要你有手工的基础，又有足够的耐心，都是可以的。我去的是罐头食品厂，跟着我父母做临时工，听起来好像要稍稍的高级一点，其实也是在做手工，批黄桃皮子或削荸荠外衣，厂里会这个手工的人太多了，因此我就是做得再好也马上被大家淹没了。

但这一年，有两件事是特别考验手工的。开始是周总理去世，举国扼腕，我们厂长敏锐，当天就到店里去抢到了一批黑纱。

厂长是一个“强迫症”，什么事都要逞好，说黑纱没有字，就不够意思，等于白戴。我心领神会，就自告奋勇地接下了这个活。当然也离不开我父母的怂恿，说这事如果做好了，有可能临时就转为长期了。

我们中学门口的那条巷，按照今天的说法叫作特色巷，专做油印字，游行用的横幅、工作服上的厂标、运动衫上的号码等等。有一段时间，我很痴迷这种手工，放了学不回家，驻着脚扒在店堂里看。我知道这事怎么做，一张丝网，上面一张薄膜，薄膜上刻了字，再用橡皮刀蘸油漆在上面一刮，字就印在布上了。我把这手工用在了黑纱上，印了美术字“周总理，您在哪里”。这句话当时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声，因此，我们厂里的黑纱就显得很艺术，每个人都争着戴，我们厂长也觉得很荣光。

这年九月，毛主席也去世了，这一次就更加哀痛，地动山摇，仿佛天都要塌了下来，自然也是举国黑纱。不用说，任务又落在了我的头上，但我们厂长对我提出了新的要求，说上次的那个美术字不好看，显得呆板，最好用名家的手写体，才能充分表达出我们的情感。但名家是不会写这些内容的，我就去翻查书法字典，集了王羲之的字，不够，又集了有点类似的文征明的字、董其昌的字、王铎的字。前面那三位写得都比较周正，就是王铎的字有点斜，这个问题不大，我在刻薄膜时把它纠一点过来，“伟大领袖毛主席永垂不朽”，油印在黑纱上，就跟名家特地题写的一样，效果出奇的好。

这两件事都涉及到了拼凑和再呈现，我在做这些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也是隐密战线的基本功，是吃饭的手段。谍战剧《面具》里，地下党截获了敌人的密码，但无从破译。李春秋机警地发现，保密局站长家里的一本《孽海花》不见了，从而断定它就是敌人密码破译的母本。找来《孽海花》，从字里行间筛选和拼凑，密码就顺利地破译出来了。创造性的工作，总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我也因此从原来的“削皮”，调到了厂部的油印室。

接下来，我也到了谈恋爱的年龄。

我的对象其实就是我们家的亲戚，不过有点远。我们是在一次家族活动中遇见，具体说就是我们家老太迁坟，我被我父母勉强要挟了去，她也是拗不过她的长辈。我们有一点点一见钟情的味道，我觉得她顺眼，她也觉得我有那么一股邪劲。我当时问她在什么地方上班？她说，在墨池坊对面的门市部里。我说，是卖皮鞋的那个门市部？她说，你知道那里的？我说，墨池坊口子上有一个邮筒，邮筒边是一个补鞋的老头。这说起来也是间谍的要求，注意细节，过目不忘。我又说，我们碰到难，我给你写信怎么样？她说，写什么呢？有什么好写的呀？她这样一说，我就知道她同意了，她如果不同意就会说，不要不要，会被店里人笑死的，我爸知道了会打死我的。

那時候的恋爱没有什么内容，除了逛五马街，就是去九山湖。五马街像北京的王府井，九山湖则像上海的外滩，都是可以擦出火花的地方。尤其是九山湖，路边种满了栀子花，香得人心猿意马。对于这种花，温州人有更好听的名字，叫“白玉瓯儿”，白是色调，玉是质地，那兜着的花瓣就像瓯儿，甚至有歌谣唱那个情境的——九山湖边，白玉瓯儿开，一对对一双双，在那里谈恋爱……去九山湖，原来就是去寻找一种气味，抑或是为了某种释放。但这两个地方我们也没有去，我们还有点拘谨，那么写信，就是这时候最好的方式。

写信，其实也有点手工的特性。现代人为什么只电话和微信了，就是烦那些手工，更何况旧时的铺纸、研墨、润笔……

她担心我没有东西好写，其实她的担心是多余的，我可以写写我经历的趣事，也可以写写我厂里的轶闻。写好、信封装好、邮票贴好、投进邮筒，这个烦琐的手工变成了一封信到了她手里，一般都是会愉悦的。还不光是这样，我告诉她每个周一她都会收到我的信，那么早一个周六的中午，我就要把信投出去。我了解到邮筒的规律，一天只开启两次，中午12：00一次，下午16：00一次，如果是下午投，那经过收件、分捡、落实到片区、再分派到投递员手上，那周一无论如何是收不到的，所以我必须要赶在周六中午12：00之前把信投出去。

这是一个周密细致的完成过程，不是随心所欲的。我知道，严谨的处事作风，是会赢得我对象好感的。一般谍战剧里也都会有这样的情节，踩着那个点去送信、去暗杀、去救人、去做实一个证据、去撤销已经布下的计划，都要以时间和信誉作保障，否则，完成任务就是一句空话。

某次，我周五周六加班，就算信已经写好了，也投不上那个点了，也就是说，我对象要是等我周一的信，已经等不到了。这时候，我的手工才华就按捺不住了，整个周日我都在做着这件事：我写好信，装好信封，封好后贴了一张4分的邮票，有没有用过的不要紧，但一定得是邮本地的4分票，而不是邮外地的8分票。接下来我做的才是手工活，我在邮票上画了一只邮戳，在空白处也画了一只邮戳，一只代表收进所盖的，另一只则代表投递所盖的。我用的是稍干一点的墨汁，又加了一点点松节油，这样会有点油晕，还不容易褪色。剩下的就是我在周一上午的演绎了。在差不多的那个时间里，我骑车出发了。我学着邮差的那个样子，在人行道上一脚一脚的划行。沿街的店铺都已经开门，但店员们似乎都在埋头整理，做营业前的准备，因此，他们的眼睛是不注意外面的。人行道上人来人往，人少，我就划行得快一点，人多，我就踮一下脚，在快到我对象那个店铺时，我就装起了邮差的那个范，嘴里喊某某某信，然后随手一挥，就把信丢进了她的店堂里，没等她反应过来，我已经骑离了那个地方。这一系列细节我都做得天衣无缝，完全就是隐密战线的要求。

后来，我又被厂里派到了上海，去学习罐头封口机的流水技术，我虽然不是一线的工人，但鉴于我的优异表现，厂长奖挹我出去走走。在上海，信就不能像在温州那样写了，也不能像在温州那样投了，但信似乎显得更重要了。不能见面，电话又无从打起，又不能擅自回家，艰难的日子俨然就像隐密战线，只有坚持，也只能写信。

上海的信，周期都比较长，若等她再回个信，日子就更久远了。在上海，又是经常要变换住地的，这个月在遵义旅社，下个月也许就在九江旅社，再下个月说不定又在黄陂旅社了。为了苦中作乐，为了将信写得热闹，我就在信的字体上下功夫，也是将信写得有趣一点。在遵义旅社我用的是隶书，在九江旅社我用的是行书，在黄陂旅社我用的是仿宋体，隶书学的是刘炳森，行书学的是庞中华，仿宋体我曾在油印室刻过蜡纸，这样的方式，我对象马上就感受到了，觉得这个人不仅会写信，还会写多体字，说明这个人有趣味，对生活有追求，好感就更加上升了。

因为信，几百封信、各种故事的信、各种字体的信、寄自各个地方的信，我对象在十年之后嫁给了我。

后来，随着条件的改善，我们搬了几次家，从桥西里搬到水仓区，又从水仓区搬到会同门，再从会同门搬到学府路，房子一次比一次好，搬一次扔一次旧东西，但每一次搬家，妻子都会首先把那些信带上，像户口本和门钥匙一样。这里说明一下，我们其实是粗人，不是在故作矫情;写信也完全是出于私心，是在炫耀自己的伎俩;也是条件限制的缘故，不写信我们就像是聋子瞎子;信写得也不怎么样，基本上是拿不出来朗读的。但集得多了，自己也珍惜了。

这些信后来就不仅仅只是信了，它成了一种收藏，一种纪念。有时候整理家什，也会翻出来看一看，温暖立刻像音乐一样弥漫开来。有时候，两个人说不爽了，脾气僵住了，想到有这些信，心里马上就柔软下来，会觉得我们都写了这么多信了，应该给信一个面子，好好过日子，于是，我们啧了一声，会心地笑了。

手工越做越好，难度也越做越大。时间到了1989年，我们这个厂正卯足了劲想上一个新台阶——参评国家二级企业。这个时候，无论厂里的规模、员工数量、年产值和年利润、销售额和出口创汇都达到了一个高水平。但根据学习的经验和兄弟企业提供的情报，觉得软件台帐还是很重要的，而这一点，喜欢打球并组建了一支厂篮球队的厂长，恰恰不怎么重视，需要大量的材料补充。于是，经过厂部的物色和大家的举荐，我又一次从下面浮了上来，被抽调到办公室，具体伪造以往的会议记录、领导签字、以及相关文件……

谍战剧对这种手段的重要性特别推崇，《和平饭店》里就有呈现，陈佳影的身份被渐渐怀疑后，日本宪兵就急需“满铁机关”元老辛佑未眉的亲笔证明，来鉴证陈佳影。地下党利用关系潜入到日军内部，将辛佑未眉刚到的亲笔信描摹成所需文本，并且调包，保证了陈佳影在短时间内不被暴露。我在后来的材料整合时也都用上了这种手段，我描摹各种参会人员的签名、模仿文书的会议记录、在空白处添加所需的内容，以证明我们厂一贯以来就有创建的理念，并且早已经根植于心。我还根据需要把“新材料”做旧，把一些新材料补办进业已建好的档案。手工是我的拿手好戏。不用说，我们厂的申报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企业晋升了档次，厂长也有了荣誉，我也在厂部混得如鱼得水。

后来，也就是这几年，我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了，就是我有了婚外的女朋友。这似乎没什么原因可讲，就是一个俗套。就像美女伴英雄，一个有才华的人，生活里总会有一些艳遇的。女朋友是廠办的打字员。我在厂里的风光、我手上的功夫、给厂长拟个讲话稿、给厂部写个年终总结、组织全市的交流材料、搞个通讯在报上亮亮相，这些“丰功伟绩”她都看在眼里，心仪是自然而然的，加之自己也有点贪心，一来二去就好上了。女朋友小我15岁，据说，这是处情人的最佳年龄，男女都一样，年龄相仿的或相差太大的就没有味道了。

仔细回顾相处的过程，涉及到手工的事情有那么两件，还比较典型。有一年，一个外地的报纸搞什么“属相”征文，那年正好是鸡年，我为了讨她喜欢，就说去试试。讨她喜欢就一定要写到她，文章里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小时候曾经以为属相和人的样子有关。比如属马，健壮的;属虎，凶猛的;属牛，肯干的;属猪，懒惰的;属狗，忠诚的;属猴，灵动的;属兔，漂亮的;属蛇，诡异的;属鼠，丑陋的;属羊，温顺的;属龙，呼风唤雨的;属鸡，唯一的解释就是起得早。后来，自己长得熊腰虎背、凶神恶煞一般，马上就觉得这纯属无稽之谈了。

生活中和属相有关的事只有一次。多年前我交了一位女朋友，都是成年人，我们相处得很认真，都觉得没有功利的驱使，应该纯粹。因为要求高，女朋友一开始就很注重两人的秉性，怕入情太深了，发现是个坏人，退身尴尬，就像现在相亲时要暗查一下对方的家族病，怕的也是玩不了多久就中途夭折了。女朋友属鼠，是那种胆小如鼠的鼠，却偏偏很有原则，尤其是那种形而上方面的原则。有一天就问我的属相？我说干吗？她说随便问问。我说属鸡。她马上就不随便了，说，哎呀，鸡和鼠是不合适的，我们怕是说不来的。我当时想，又不是婚姻，还要这么严格的“政审”，既然这也成了顾虑，那也太矫情了，不处也罢，就说那算了吧。结果女朋友哭了。女朋友是觉得，好不容易的一段关系，我应该忸怩一下，争取一下，哪有这么快就决绝的？当然，我们都没有因为这个鼠和鸡而离开，也没有因为是鼠和鸡而感到什么不适。我们客客气气，一直过来了好多年，到现在还是客客气气的。我知道，我们能够相处和属相无关，和条件也无关，但肯定和心底的一个尺度有关，那就是，不提任何形式的为难，也没有任何索取的倾向，无论到哪一天，都不会因为一个“欠”字而不够坦荡，不够理直气壮……

我把写好征文拿给她看，女人有时候爱虚荣，觉得你在哪里想到了她，她就很高兴。但真正的征文又是不能这样写的，万一入选了呢？万一刊登了呢？不是露馅了？所以，公开的场合还是要写写妻子的。对于手巧的人来说，这就是动动手剪接一下而已——

生活中和属相有关的事只有一次。那是我结婚之前，妻子家要去了我的属相，说是要合一合。妻子18岁跟我认识，我那年20岁。我当时没有正式工作，她一直默默的“陪护”，我们的恋爱谈了十年，像马拉松似的。据说，属相拿给先生合的时候，妻子也跟去了，她付出了这么多年，也怕合出个凶信噩耗来，那如何是好。妻子属猪，先生开始说，猪与牛好，与羊也算好。还未等说到狗与马，妻子就心慌了，就脱口而出问，那与鸡怎么样？先生心领神会，赶紧说，那当然是鸡最好。于是，我们就高高兴兴的结婚了，确实也一直好到现在。但我心里明白，这与属相没有关系，倒是与我们18、20的相识有关系，与我们恋爱时的细节有关系。到现在，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还会问，那吴什么的这厮，他妻子是不是还是以前那小孩？那倒是也像那么一对啊……

这是不是很像谍战剧里那种双料间谍，为了维护和生存，兼顾着两家。至于最终有没有被入选被刊登，那是无所谓的，找个借口，就说人家没看上，就过去了。

俘获女人最有效的是什么？不是说好话、也不是送礼物、也不是惦记着什么日子，当然这些也要紧，是手段之一，但最最有力的武器就是送体检。女朋友没有体检的习惯，平时言谈之间也常常流露出反感医生的情绪，尤其是反感那些敏感部位的检查，现在你说要陪她去，陪她一个个科室走过来，偶尔还替她排个队，就像一枪击中了她的要害，她感动死了。于是，就订了体检套餐，又根据她工作和身体的特性增加了颈椎CT和彩色心超。

体检一般都要早起，那是因为首先要做个空腹验血，这就需要把出来的借口找稳妥，不然，早得突兀了，会让人心生疑窦。什么事能让一个人早起早出且冠冕堂皇呢？编一编当然也会有的，就看你说得像不像了。这段时间，厂里正在抓“质量提升”，每一个工序都要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改进，作为行政人员的我，就被指派到收奶工序督查去了。七点来钟，从各县收奶上来的车差不多都要到了，也是这个工序最忙的时候，测新鲜度、测溶比度、测营养成分、也测各类细菌指标，宁紧勿松。这个理由，不可谓不充分吧，妻子深信不疑。

这个时候，我已经接上女朋友，在路上了。我们去的是附二的体检中心，据说，那里的早餐做得最好。清晨的路，特别的好开，这件事也特别的有意思，因此，女朋友一点也没有之前对体检的排斥，反而坐在副驾上有说有笑。在一个十字路口，我们遇上了红灯，我正好停在第一辆的位置上，路口的视线非常好。这时候，女朋友碰了碰我的手，并用嘴呶了呶我们的前方，说，那人是不是在跟你打招呼啊？我看了看前面，斑马线走着不紧不慢的几个人，其中真有一个人在冲着我笑，我吓了一跳，当然也立刻认出了那个人是谁，我妻子的一位闺蜜！她这是要去哪里啊？去左边的公园锻炼？还是去右边的菜场买菜？但我不动声色，淡淡的说，不知道啊，好像不认识。但是，心里的不安显然已经像虫子一样爬了出来。我想起“不巧”这个词，也想起温州民间的一句老话：猪肚吃多了，总会吃出屎来的。心绪马上就坏了下来。

附二门口，场地本来就很局促，加之一早没有管理，陆续到来的车，早把秩序给停乱了。其实我也是一样，因为着急，因为想着帮女朋友排队，我也是将车子随便一停，奔里面去了。

正待情趣盎然时，兜里的手机突然振动了一下。我喜欢将手机开在振动模式，自己心里有数，同时也可以灵活把握。待稍稍的松弛了一点，掏出手机一看，呼吸立马又急促了起来。是妻子发来的短信，转自交警的通知：某月某日（今天）上午7：00时，在某某路附二体检中心门口，浙OQQ664号车，违反交通安全管理条例，不按指定地点停车，处以罚款一百元、扣点3分……

接下来的时间，我自己都觉得心神不宁了。女朋友偶尔的一照面，也都觉出了我的异常，悄悄问，怎么啦，有什么要紧的事吗？我说，也没事，就是车被交警抄牌了，不巧。女朋友也愣了愣，说，要紧吗，要不你先回去，我一个人可以的。我强作笑脸说，管它呢，不管它。我当然是不会先回去，这时候的回去算什么呢。

强打精神，陪女朋友体检好，送她回家。一路上，她好像也感觉到了事情的“不巧”，窝在副驾上不响了，也不动了。事实也确实如此，偶尔的一次起早，不巧被妻子的闺蜜碰见了;偶尔的一次体检，车子又被交警抄牌了;这辆车登记在妻子的名下，所以，短信是发给妻子的，也是她把短信转给我的！这就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这一天真的叫作度日如年啊，就像间谍中了圈套，露马脚了。勉强的捱到下班，回到家，妻子又表现得没有事似的。这就更摸不着深浅了，我不知道她到底掌握了多少情况？她闺蜜有没有告诉她？她有没有研究过交警的短信？她如果懵懵懂懂的随便一问，早上收奶那边还顺利吧？我也会自己乱了阵脚的！这一夜，时钟的秒针在我脑袋里一下一下地响过。

不行，这样太被动了。第二天，我静下心来，窝在厂里做手工。手工服务于间谍，反过来说，间谍一般也都会手工。间谍就是这样，平时也许是窝囊的、木呐的、娘娘腔的，但在关键的时刻，需要他出手时，他强大的内心和能量就表现出来了。我整理了几位疾病专家的资讯，现在的网络很发达，搜一下都有;我又用去年的体检表伪造了一份昨天的验血报告，剪裁、粘贴、复印，比我做电影票那阵方便多了。如果你担心有拼接痕迹，没关系，把复印机的墨色调一调，痕迹立刻就无影无踪了。

一切准备就绪，我要和妻子好好的谈一谈了。我拿着医生的资讯和验血报告，我让妻子坐在我对面，我这样做的目的，是想让她感觉到我的诚恳和我们谈话的正式。我说，最近一段时间，我的身体出现了一些异样，异样的主要表现你可能看不出来，但我自己知道体重在急剧的下降。什么原因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呢？要么是身体里面混乱了，血液出了毛病;要么是身体里面在打仗，异常细胞增值了。我这样说你也许听不懂，没关系，我们等一会儿再详细聊。

昨天早上，我是托了朋友約了附二的医生，朋友是医生的亲戚，所以，得由朋友带着我去，这样会方便很多。为什么要这么早？主要想赶在医生的门诊之前，那时候医生还没有上班，心里还清爽的，他可以说得耐心一点，具体一点;为什么没事先说去医院？而是说去了厂里，是因为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怕你在家里无端的担心，平添了一些纠结。

医生是附二的肝病科主任，同时他还介绍了胰腺疑难病的主任。一个叫李永水，主任医师、教授，专业特长是急慢性病毒性肝炎、肝硬化的诊疗;还有一个叫陈家蒙，也是主任医师、教授，专业特长是肝胆胰脾外科及疑难危重病的诊疗。两个医生我都看了，他们根据我说的情况，分析说，内科的病，都有可能交叉着反应，为了有个判断的依据，建议我先做一个验血，说血象一般都会说明一些问题的。反正时间也早，他们就开了单，我就留在那里验血了，被抽了满满的三管，外加了一杯尿。

昨天一天，我就像行尸走肉一样，等消息是特别特别焦虑的，真的是硬忍。今天终于拿到报告了，就在这，有几项重要的指标我念给你听听：总胆红素13，总蛋白75·4，丙氨酸氨基转移酶14，肌酐（酶法）77，血清钙2·31，总胆固醇3·75，甘油三酯0·77，糖化血红蛋白5·1，癌胚抗原1·0，鳞状细胞抗原1·0……妻子说，念就不要念了，反正我也听不懂，你告诉我有没有事吧？我说，当然是没有事啰，一个“雨伞”也没有。话又说回来，没事了我才可以有心情、在这里跟你轻松的聊了。妻子噢了一声，说，没事就好。

我没有说起碰见闺蜜的事，其实这事说不说已经不重要了。至于交警的短信，我解释说，当时是心急，因为医生在里面等着，门口看似是有人管的，这些人也真是，明明是不能停的，却还收了人家的钱。你说我当时是什么心情，这里正和医生交流着，你那边抄牌的短信就发了进来，燥得我背上唰唰地冒汗。说起短信，妻子像突然想起来了，说，噢，我看都没看，我以为是你前几天在哪里违章的，一般违章的信息都是三天以后才到的，你可能是被那些巡警抓拍的，呵呵，看来你运气不好。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这之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轻举妄动。按照隐密战线的术语，叫“沉睡”了。女朋友也像是沉睡了，照面没有表示，平时闲来也没有音讯。她在想那天的事吗？怎么想？她会想，我后来是怎么圆了这件事的呢？

这样说来，我还真有点像那种双料间谍，既要安抚着那一方，又要稳妥着这一方，其实也是挺辛苦的。间谍是什么？间谍就是工于心计，善于技艺，为完成任务不择手段。西方人叫间谍，我们叫隐密战线，港台那边喜欢叫无间道。据说，它源自于佛学教义，本是指无间地狱，凡入此狱者，不得超生，不得轮回。也许，我们不知道，以为自己很精明、很能干、可以游走在人鬼之间，其实是：既不是人，也不是鬼，且人鬼都不会认。

最近有一对俄罗斯父女，也是双料间谍，被人用毒气闷了，坐在马路边的靠椅上，以为在促膝谈心，其实早已经脑死亡了。像这种事，一般也都是露马脚了、让主子寒心了、失去利用價值了、留着或许还是个隐患，所以，干脆就把他“和谐”掉算了。

（选自《收获》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