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革走到今天，靠教育部门一己之力单兵突进是很难前行的，而长沙城市教育综合改革的成功，最关键的因素在于长沙市委、市政府对教育事业的全力支持。”卢鸿鸣深有感触地说，改革到哪里，政府支持就到哪里，长沙每一项教育改革的推进，都是市委、市政府下好教育发展“先手棋”的生动注脚。

教育投入不含糊

“教育投入决不能含糊！”这是长沙市委、市政府的基本认识。

这句话，开福区清水塘小学校长周满意感受颇深。她告诉记者，清水塘小学是一所优质学校，占地面积仅4亩（1亩≈666.7平方米，下同），但学生人数却年年攀升，严重影响了教育质量的提高。2016年，学校原地重建，新建了一栋教学楼和一个运动场，面积增加到18亩。“学校增加的14亩土地可谓是寸土寸金，每亩市值达2100多万元。光土地折算下来就有近3亿元！”

与周满意感受相同的还有长沙市教育局教师工作处处长陈利群。陈利群给记者算了一笔账：2018年，长沙市教育局、长沙市财政局、长沙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印发了两个方案——《长沙市中小学（幼儿园）名校长（园长）队伍建设实施方案》和《长沙市中小学（幼儿园）卓越教师队伍建设实施方案》。根据这两个方案，长沙市按照全市中小學（幼儿园）校长（园长）总数2%左右的比例，建设一支60人左右的市级名校长（园长）队伍，分为市级首席名校长（园长）、名校长（园长）两类。其他区县则按照所在区县（市）中小学（幼儿园）校长（园长）总数6%左右的比例，建设一支180人左右的区县（市）级名校长（园长）队伍。

按照方案，每个名校长（园长）工作室安排工作经费10万元，市级首席名校长（园长）每人每年发放补助10000元，市级名校长（园长）每人每年发放补助8000元。而在卓越教师队伍建设中，市级学科带头人每人每年发放补助10000元，市级中小学（幼儿园）优秀骨干教师每人每年发放补助8000元，市级中小学（幼儿园）教学能手每人每年发放补助5000元。2019年，仅这两个方案，长沙市本级财政将投入650多万元。

同样是2018年，在长沙市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专项整治工作中，为“一揽子”解决部分政策不配套等问题，长沙市委、市政府酝酿出台了新政策。新政策规定，达到一定规模的小区，其开发商必须履行教育义务，建好教育配套设施后，所有权无偿移交给政府；所使用土地属于教育划拨用地，新建楼盘将直接减免，已按商业用地缴纳出让金的，在履行义务后，国土部门将退还之前缴纳的出让金。同时，为了保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降价不降质”，长沙市仅2018年市本级财政安排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专项奖补资金，比2017年同期增加50%，达到7500万元。

数据是枯燥的，但数据最能说明事实——

2015年，长沙市公共财政预算安排的教育经费为148.04亿元；2016年，公共财政预算安排的教育经费近159.79亿元，增长率为7.93%；2017年，公共财政预算安排的教育经费达到183.69亿元，同比增长14.96%，生均教育经费投入达13573元。

政策支持给底气

29个！这是2014年以来以长沙市委、市政府名义下发的教育文件的数量。

以市委、市政府的名义下发教育文件，这是长沙的传统之一。早在1997年，长沙市就出台了地方性法规《长沙市城市中小学校幼儿园规划建设管理条例》。住宅小区开发前，市教育局要前置审查教育配套情况，其他相关部门才会进行后续审批。长沙市教育局还是市规委会成员，在片区控规时，如果没有满足教育配套，教育局可提出意见……

在长沙大力推进棚户区改造、拆违工作中，对拆出来的土地，市委、市政府也在文件中提出了“四增两减”，要求尽量满足教育等公共事业。

在中小学招生入学政策改革中，长沙又以市委、市政府名义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意见》，这是全国首个规范招生入学的地市级文件。

与“最严招生令”发布同一时间，长沙市人民政府还印发了《长沙市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实施意见（2016-2020年）》。时任湖南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易炼红在市教育局调研时，更提出了“校校成优校，师师成良师，生生都成才”的要求。

这直接撬动了长沙城市教育综合改革的大发展：在划片入学政策的指导下，不少过去面临结构性短缺的地区，迅速完成了教育资源的更迭积累——

李仕燕带领的大同三小是长沙市芙蓉区最偏远的小学之一。2015年，时任大同小学党支书的李仕燕被芙蓉区教育局派到这儿当校长，还带来了“大同系”的三位老师，引入了有口皆碑的大同管理模式。同时，芙蓉区还斥资6000万元改建了校园。

仅2016年，长沙城区新增长郡芙蓉实验中学、长郡滨江中学、雅境中学等学校，增加初中优质学位6500个。此外，还启动实施了304所标准化学校建设。

一些城市教育面临的老大难问题——大班额也得到了有效缓解：2016年，长沙1200余所公办小学和初中，起始年级没有出现一个大班额。以长沙市实验小学为例，过去每班平均66个学生，在“最严招生令”实施后，班额保持在45个学生左右。

“这场对教育公平与均衡的追逐，最有力的推手还是长沙市委、市政府。”卢鸿鸣动情地说，正是这一系列政策的支持，让所有长沙教育人有了改革的勇气！

高位统筹做支撑

仅靠教育一家，有的难题，无解。

这是教育改革发展中的共性问题，更是教育改革发展的难点所在！

而长沙市委、市政府则用高位统筹、综合施策这一方法，为解决教育改革发展的难题找到了答案。

在采访中，记者深深地感受到，无论是中小学招生入学政策改革，还是在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专项整治过程中，长沙市委、市政府的高位统筹都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一组令人印象深刻的数据是，2014年以来，长沙市委、市政府召开了与教育有关的会议就有20个，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市委深改组会议研究教育工作6次。仅2018年，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胡衡华，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胡忠雄到教育部门和学校调研走访就有4次。

长沙市中小学招生入学政策改革伊始，市委、市政府就强化了规范招生入学工作合力，各市、区县（市）两级建立了党委、政府牵头，组织、宣传、监察、法制、教育等相关部门参与的招生入学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统筹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重大事项的决策与部署，负责招生入学政策的执行与监管。

除了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招生入学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外，公安、人社、住建、房产等相关职能部门和街道（乡镇）、社区（村）都有非常明确的分工与安排，如在招生入学工作相关信息的采集、审验等工作中，公安、人社、住建、房产等职能部门要确保提供的户籍、房产、社会保险、居住证等相关证明材料真实有效。

为了杜绝“条子生”，长沙市委、市政府还旗帜鲜明地提出，各有关单位及其干部职工，尤其是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当好表率，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提出违规择校要求。如“追责”这一块的工作，就对纪检监察机关、公安部门做了明确要求：纪检监察机关负责对招生入学工作的监督和违规行为的查处。公安部门加大对招生入学欺诈行为的打击力度。教育行政部门则加大对违规招生行为的处罚，公办学校违规招生的，对学校主要负责人视情节给予行政处分和纪律处分；民办学校违规招生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等法律法规依法予以处罚；在招生过程中涉嫌犯罪的，按有关规定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教育部门的事，在市委、市政府的高位统筹下，其他职能部门要联动，这在长沙市成了一种常态！”为了做好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专项整治工作，2017年上半年，长沙市政府政策研究室、市教育局联合组成调研组开展了全方位调研，走遍了全市六区三县（市），征求了各区县（市）干部群众以及开发商意见，明察暗访了大量小区配套幼儿园，形成初步意见。2017年，《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加大我市配套幼儿园建設与移交力度的建议》被长沙市政协列为重点提案，由时任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湖南湘江新区党工委书记陈文浩领办。

“对于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专项整治这样触及多方利益的难题，光靠教育部门是无法完成的。而在化解债务风险、金融风险的背景下，没有市委、市政府的担当，也是做不出来的。”卢鸿鸣说。

在教育改革推进的关键节点，长沙市委、市政府的高位统筹成了“定海神针”。为推进这一项工作，长沙市成立了由市委副书记、市长胡忠雄任领导小组组长，副市长陈中、廖建华任副组长，编办、发展改革、教育、住建、消防、财政、国土资源、规划、法制、税务、电力等部门主要负责人和各区县（市）政府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长沙市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市教育局。各区县（市）建立相应的组织领导机制。

国土、财政、规划、住建、税务等部门抽调一个人到教育局集中办公，实行一周一通报、一月一调度、半年一讲评、一年一考核，并把整治工作纳入对区县（市）政府、市直部门的绩效考核当中——正是在这样的高位统筹下，长沙市配套幼儿园专项整治工作形成了巨大的整治合力。

当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面对这些“啃不下来的硬骨头”，党委、政府需要担当和勇气！我们看到，正是长沙市委、市政府的担当，给了长沙城市教育综合改革勇气，最终让长沙教育走向了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