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丹

我班学生小明，周日晚撬开校体育办公室，上网至凌晨三点多。被发现后，他即离家出走;经多方努力，直至第二天下午才找到。当时，我和他父母及全班同学寻找未果，他父母急切报警，弄得沸沸扬扬，还被猎上了“今日头条”。

彼时，我正在阅读帕尔默的《教学勇气》，书中写道：“我们只有认清了自己的恐惧才能洞察学生的恐惧。”这句话打通了我的“任督二脉”，使我对这次学生出走事件有了清醒认识。读帕尔默之前，我常常把学生出走归咎于其父母溺爱，很少反思我身为班主任的责任。在那次事件之后，我着力先寻找、直面、清剿“自己的恐惧”。

首先，我恐惧承担学生出走的责任。在我十几年的班主任生涯里，最担心的就是学生出走，尤其是离校出走。在家校关系敏感的当下，学生出了问题，即使与学校无关，家长都要与学校扯上关系，何况还是从学校出走。他父母要求报警，我如果阻止，万一孩子失踪不回，责任也负担不起。很多年前，我工作的学校就发生过学生出走未归事件，学生家长大吵大闹，大年三十还待在校长家不走。因为放大了这种恐惧，遮蔽了我的判断，我想得更多的是如何推卸责任，保护自己，而不是分析小明出走的原因及可能回归的概率。

其次，我恐惧自己的名誉受损。“今日头条”一发布，路人皆知，我承受着来自各方的压力，作为学校“知名班主任”，昔日美丽的羽毛溅上了污渍。这种名誉受损的恐惧使我火冒万丈，并把愤怒投射到被找回的小明身上。我粗暴地指出他的错误，并逼他保证不再逃学。我的恐惧披上了权威的外衣，我以为小明会被镇住从而束手就擒。谁知，我的恐惧反而加深了他的恐惧，更让他想逃之夭夭。

最后，我恐惧于自己的无能无知。此前，小明不写作业，我已经找他谈过多次，但他屡教不改。内心深处，我为自己的无能愤怒;但我从外部找原因，认为是他妈管教無方。正好他爸在外打工回来了，我以为他父亲能改变现状。周一让孩子在家反省，已让孩子产生恐惧;周二让父母一起到校，更让他惊恐，极度恐惧之下只好逃跑。被找回以后，父母也没有好脸色。此前的娇生惯养到现在的怒目相对，境况急转直下，他怎么可能反思自己的问题？等他到了我面前，他的出走带给我无法控制的无能、无力、无奈的糟糕感觉，令我遮蔽了自我，切断了与自身真实的联系。我把连日来感受到的焦虑、恐惧、愤怒转移到小明身上。我的内心漆黑一团，自然无法把光明投射到小明心里。我恐惧着我的恐惧，导致充满恐惧的小明防范着恐惧的我;我又惶恐地防范着小明，从而陷入恐惧的恶性循环。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帕尔默说：“我总会恐惧，但我不必置身心于我的恐惧之中。”当出走事件发生后，除了恐惧，我还有希望、同感、悲悯等其他真实的感受，我要让这些感受共存，而不必无限放大来自外界的恐惧。当光明和黑暗同在，自身处于完整状态，我才能够放下心中的铁锤，以同理心感受他的恐惧。小明的内心极度惊慌、焦虑、惶恐、孤独、无助，像一只惊恐的小兽，在众人的围追堵截中四处逃窜。只有我们停止“追赶”，他才能慢慢平息。

放下恐惧后，遵从正面管教理论，在我见到出走归来的小明和他父母后，我没有恶语相向，而是平静地对小明说：“你看，这几天你在外面吃了不少苦头，几天都没吃上饭，晚上也没地方睡，也没有朋友和你说话。这么冷的天，又饿又冷，心里还孤独害怕，真不好受，是吧？”我还告诉他，我自己有一次因为弄丢了东西，怕我妈打，躲在村边的草堆里过了一晚，又饿又冷，想回家又怕妈妈打;第二天，我被妈妈找到了，吃饱喝足，妈妈也没打我，只是告诉我东西丢了，逃跑解决不了问题，还会弄得更糟。从那以后，我遇到问题再也不跑了。我又说：“你也一样，遇到问题逃避不是办法，值得同情，但对解决问题毫无益处。”我将自身的经历与他的情境深度联结，表达出我对他的理解。我恐惧着他的恐惧，让他感受到我的呼唤，他才会积极回应我，产生相依感。

接下来，让他关注于解决问题。我和他一起讨论如何解决：“你第一次离开家是因为一个人寂寞想找人玩，忘记了时间没写作业，担心老师找，干脆不回家。最近又爱上了打游戏，于是跑到体育室上网，以后应该控制玩耍的时间。第二次离开学校，是担心没完成作业和撬了办公室的锁被老师惩罚，以后要勇于承认错误不能逃避。”而且，我也向他表示老师要反思作业量是否过多、是否有趣，要帮助他及时完成作业而不是一罚了之。当然，也提醒他父亲，遇事要民主听取家庭成员意见。在这个过程中，我对小明及其家长传递出这样的观念：遇到问题逃避只会错上加错，只有想办法解决问题才是正确之道，犯错误是学习的好时机。我们成人也不应恐惧孩子犯错，而是要把犯错当作更新自己的时机，当作不断迈向接近自我真实与完整的途径，和孩子合作，改正错误。

丘吉尔说过，恐惧的最大敌人是恐惧本身。不再恐惧于我的恐惧，而是勇敢地承认恐惧，真诚地对待恐惧。以此为出发点，开放自我的感知，洞察学生的恐惧，把学生犯错当作更新自我的契机，彼此合作，和学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当然，这是一条漫长的自我修炼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