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亚娜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青年时代，青年时代是一个人一生中最美好、精力最充沛、最有希望的时期，让我们来看看100年前的青年是怎样的。

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回望历史，当国家面临外扰内困，一群年轻人扛起了救国驱辱的重任，在热血涌动的岁月里，他们凭借一颗爱国心，展现了他们的风采与爱国的青年精神。同时，他们在闲暇时间也像当今的年轻人一样，喜欢享受，追求时髦。

执着于“留学热潮”

在半個多世纪前的中国，留学潮也可谓高潮迭起。那时是一个动荡混乱的年代，国家遭遇苦难，社会矛盾激化，很多有识之士纷纷出国寻找救国之路。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俄国、日本等国都是他们寻找真理和救国之路的对象，留日、留美、留法、留俄……当年的留学生里出了不少像蔡元培、鲁迅、胡适、钱三强这样的大师级人物。

20世纪20年代，出国留学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一些富家子弟加入了“留学热潮”中，留学生中以自费生居多。到1924年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管理自费留学生规程》和《发给留学证书规程》后，自费生才日渐减少。出洋的年轻人，一般在20岁上下，最多二十四、五岁，多数从未持家，人生经验不足，易于冲动。他们听了种种说词，看见留学回来的光彩，不顾一切地要求出国。

23岁的巴金就是这类不懂事理的青年，他极不喜欢他的传统大家庭，朋友劝他留学。“去法国的念头不断地折磨我，我考虑了一两个月，终于写信回家，向大哥提出要求，要他给我一笔钱作路费和在法国短期的生活费。”当时家庭入不敷出，大哥为了家累正在绝望挣扎，希望两个弟弟早日读完书，回家帮忙。当听到巴金留学的意愿时，大哥的答复是可以想象到的：“家中并不宽裕，筹款困难，借债利息太高，等等，等等。他的话我听不进去，我继续写信要求。……（大哥）劝我推迟赴法行期。我当时很固执，不肯让步。……（三哥）要我体谅大哥的处境和苦衷。我坚持要走。”大哥拗不过，终于汇来了钱，让他去法国。

当时出国比较方便，只要没有案底，买得起船票，办护照时，只要不携带违禁品，去申请个签证或者护照就可以出国。虽然途中需要乘船几个月，海上风高浪大，还时常有海盗出没，方便但却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不过即使如此，大家对于出国留学还是表现出了近乎痴迷的程度。

争当摩登女郎

自古，人们对美的追求就从不停止。民国时，作为中国历史上女性社交公开的第一时代，女性又经历了西方文化的冲击，中上层女士人人都想争当摩登女郎。

创刊于1931年的上海的《玲珑》杂志可谓是当时的时尚教科书，按照张爱玲的说法就是：“女学生们几乎人手一册《玲珑》杂志。”1936年的第259期《玲珑》上刊发《这时代需要哪一种女性》一文，提出时代女性的新标准应该是“有能力、有思想、能劳动”，这样的女人才会“拥有强健的体魄、新颖的思想、结婚不会妨碍前程”等等。继《玲珑》杂志后，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生活类大型画报《良友》于1939年刊出《摩登的脚》一文，教大家怎么按摩去死皮，随后又出了一本《怎样使手美观》教大家修完指甲后要涂修复膏，由此可见民国女性对于美和时尚的追求有多热烈。

“名媛”与“交际花”，在今天看来已经完全两个意思，但在民国时期，陈定山在《春申旧闻》中回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滩的交际名媛时，是这样描述的：“上海名媛以交际著称者，自陆小曼、唐瑛始……而交际花身价渐与明星同流。”

民国时期对名媛的几项定义：1.要有显赫的家世； 2.颜值一定要高； 3.要有高雅的品位和得体的仪态。而作为升级版的“交际名媛”则必须更胜一筹。因此，当时的交际名媛的穿着、生活作派，就连吃食习惯，都会成为普通人茶余饭后的聊资和模仿对象。她们虽没有西方女子的自由奔放，却也个个风姿绰约、顾盼流转、百花齐放，各有各自的美丽模样。

吃货层出不穷

随着交通日渐便捷，各地美食交流也变得非常方便。传统菜肴、改良做法、西式饮食，许多上流社会文人对美食的追求都自餐桌延展至笔墨之中。例如才女张爱玲，曾言人生三大憾，其一就是鲥鱼多刺。不过在真正的美食家面前，张爱玲充其量只是个挑剔的吃货。

梁实秋曾在《雅舍谈吃》中描写过民国时期的馄饨：“那锅汤是骨头煮的，煮得久，所以是浑浑的、浓浓的。馄饨的皮子薄，馅极少，勉强可以吃出其中有一点点肉。其中佐料也不少：葱花、芫荽、虾皮、冬菜、酱油、醋、麻油，最后洒上竹节筒里装着的黑胡椒粉。这样的馄饨在别处是吃不到的，谁有工夫去熬那么一大锅骨头汤？”这样的讲究，现在想必也只有自己做，才能有吧！

王世襄被称为当代京城著名的学者型烹坛圣手，他在自己的著作里也经常提到采蘑菇。他写到，京城采蘑菇的高手多集中在右安门外和永定门一带，他们每个人都有几条采蘑菇的“秘密路线图”，隔几日就会巡回采一次，生手很难发现这些蘑菇的生长之处。这种美食精神也是让人佩服。散文家汪曾祺素有美食家之称，他每到一处，专走小街偏巷，品尝民间小吃，每每陶醉其间，自得其乐。不仅如此，他还有一手精湛的烹饪技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