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纪

陈一新在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北省副省长，他和妻子文媛都是老红军，也都是红色“特工”，是中共早期的地下工作者、隐蔽战线的忠诚战士。在漫长而艰巨的革命生涯中，陈一新和文媛与子女们离多聚少。1949年以前，3个子女就像孤儿一样被寄养在不同的人家。

1949年，陈一新夫妇随部队从东北南下到湖北工作时，他俩才从大别山深处找回3个孩子。当时，3个孩子的身体极度营养不良，没有文化。陈一新心疼地说，我们一定要将你们培养成拥有健康体魄、有文化、有道德的人。此后，陈一新夫妇便一直坚守着他们的承诺。

要让孩子们知道革命胜利来之不易

陈一新夫妇经常向子女们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战斗故事，让他们从小就知道革命胜利来之不易。陈一新常说：“人活着总要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一定要符合人民群众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样生活才有动力，人生才有价值。”

陈一新参加革命后，开始主要从事地下工作。在白色恐怖时期，生活艰苦、环境险恶，陈一新得了肺结核病。他说：“虽然多次被汉奸、特务监视和跟踪，但是我心中有坚定的信念，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困难不可克服呢？”因此，每当遇到敌情时，他都能沉着勇敢地应对、敏锐机智地周旋，从而一次又一次地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陈一新、文媛所在的部队被组织安排留守江西坚持斗争。长征胜利后，党组织找到了他们。陈一新说，在最艰苦的时候，他从未流过泪，可是，见到党组织时，却止不住地落下了泪……

像包拯那样秉公执法

陈一新除担任副省长一职外，还兼任湖北省公安厅厅长。他平时告诫子女，公安人员担负着保卫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任务。公安人员除了要具备敏锐、机智、勇敢的战斗技能和精神外，更要具备人品正直、心无邪念、秉公执法的道德品质，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走一个坏人。

新中国成立初期，反动残余势力作最后挣扎，企图颠覆新中国。为了维护祖国的安全，公安部门的工作十分艰巨。陈一新夜以继日地工作，严格审查上报材料、核实证据，严惩一些不法分子，狠狠打击他们的反动气焰。陈一新对子女们说：“得罪人也是不得已的事。我们不能以一己之私，误了国家大事。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要像包拯那样秉公执法。”

“文革”时期，陈一新、文媛夫妇也遭受过不公正的待遇，文媛对子女说：“我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这些都是暂时现象。”在以后的日子里，她也从没有怨恨过谁，就连那些曾经批斗过她的人来看望她时，她也从来不提此事，只当一切从未发生过。

用实际行动教育和引导孩子们

由于陈一新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因此，新中国成立后组织上安排他分管公安。他长期以来养成了原则性强、坚守机密、严格执法、胆大心细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因此在任期内，他虽然处理了大量案件，但没有冤假错案，更没错杀一人。有一位死囚犯是何应钦的随身军医，经过查证，他并无血债。陈一新坚决反对判为死刑，将其死罪改为长期监禁，让他发挥特长，为狱中的犯人治病。他在监狱中表现很好，后来改为有期徒刑。期满释放后继续行医，做了不少好事。

陈一新的文化程度并不高，但他非常勤奋而且非常重视学习，常去大学听课。他的文章写得很好，钢笔字、毛笔字写得也很漂亮。他常对子女们说：“在國破家亡的条件下，想读书都没有条件。你们现在很幸福，你们要好好读书。”有一次，陈一新从北京开会回来，对子女们说：“现在，我们的国家很需要科技人才，你们要努力学习，将来才能报效祖国，国家强大了才不会被外敌欺侮，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在他教育下，儿女们分别考上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现国防大学）和武汉医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毕业后分别在国防、部队和卫生部门工作，而且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坚决不能让子女搞“特殊化”

陈家兄妹回忆道，在小学阶段，他们读书是供给制，一切都由学校安排。上中学后，家离学校约有三站多路程（那时无公交车）。陈一新夫妇从不让他们坐公家配给的公车，要求孩子们步行上学、放学。有一个星期六的下午，陈一新的司机有空，就自作主张地去学校接孩子。陈一新知道后，狠狠地批评了司机，并说：“不能让孩子们搞‘特殊化，小孩子吃点苦有好处，更何况比起长征时期的小战士，这简直不算什么。”陈一新夫妻的生活非常简朴，无论是吃还是穿，从不挑剔。凡是有好吃的，他们总是让孩子们先吃。他们每天除上班外，其余时间多是看报、读书、写字，或在屋前屋后植树、锄草、栽花，有时也打打太极拳或下下棋。陈一新去世后，子女们在清点他的遗物时，除了发现几套旧西装、中山装及换洗的衣物外，别无其他有价值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