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春耀

2019年4月23日是南京解放70周年。作为南京永利錏厂（现南化公司前身）解放的亲历者，70年前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波澜起伏的护厂斗争，仍然历历在目。

永利錏厂地处长江北岸、距南京下关三十里航路的卸甲甸（现属南京市六合区）。该厂由范旭东先生创办，素有“中国化学工业的摇篮”之称。

陈修良是南京解放前的中共地下市委书记。她在《战斗在敌人心脏——南京》一文（此文刊载于《陈修良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12月版）中多处写了永利錏厂地下党斗争史实，现摘录两处：一、1946年上半年永利錏厂这样大的工厂只有个别党员……1947年春永利錏厂等都建立了党组织。”（笔者注：永利錏厂于1947年5月建立地下党支部，书记王春海，组织委员李文范，宣传委员张亮。截至1949年2月，地下党员有三十多人）二、在“1948年的形势与斗争”一节中写道：经过努力在保护人民财产方面敌人没有能够达到破坏目的，例如，对永利錏厂的保护，我们联合职员工人一同护厂，我们的口号是：“职工团结，劳资合作，护厂保家，共渡难关”，这个厂终于完好地保护下来了。这16字口号就是在1948年12月中旬李承干厂长召开各方联席会议时，张亮以工人代表身份在会上提出来，作为建立护厂组织“同人互助会”（简称“互助会”）的宗旨行事。“互助会”1948年12月中旬成立后，地下党支部重点是抓消防纠察组和宣传报道组的工作。消防纠察组从“互助会”成立到1949年1月下旬錏厂停止生产，就先后动员了三四百名员工参加厂区、住宅区、厂大门、码头等昼夜值班巡逻。那时厂门口有佩带枪支的武装警察（隶属国民党政府内政部警察署，在厂驻有一百多人的一个中队，给养全由厂方负担）站岗，旁边就有二三位佩臂章手持棍棒的纠察队员站岗（实际是起监视武装警察的作用），党支部还派出多名党员去消防纠察组工作或到下设的纠察队担任副队长等。当时党支部让我参加宣传报道组的《工声》壁报（半月刊）工作，我就团结了多位进步青年做壁报出刊工作（1949年3月下旬停刊，1949年5月复刊）。“互助会”下设还有生产、工程、总务等方方面面的工作，因我没有亲历其中，就不一一叙述了。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当日中午，解放军35军的一炮兵营迅速逼近永利錏厂附近，占领了厂区二里路外北面的小山头（凤凰山，有几十户工人的居住地）。那天厂外炮声隆隆，员工和家属发生恐慌。由于渡江战役打响前，毛主席指示前线部队 “对永利錏厂不能强攻，如果毁坏了永利就是毁了半个南京城”，故而这炮声其实是个没有弹头的空炮声而已。此时厂外就有几十个土匪武装（当地老百姓称“大褂子队”）逃窜到西厂门（正门）要进厂躲避，“互助会”和厂方立即决定，对这几十个武装土匪必须缴械，令其徒手进厂。这帮人只得服从，放下武器后由消防纠察组王克武（地下党员）等人将他们带到江边的空房内集中，并警告他们不得乱说乱动，等待解放军进厂后交由解放军看管。接着在凤凰山的解放军干部用厂内电话机与“互助会”联系，提出解放军进厂的三个条件，一是厂内反动武装放下武器；二是收缴一切枪支；三是派代表前去接洽。于是守候在“互助會”办公室的厂领导立刻研究决定，向驻厂的内警中队下达命令，收缴枪支，并将内警中队人员集中到物料部库房区，等解放军来接管。与此同时，派出纠察组副组长杨隆嘉（当时是厂内合成高压部技术员，上世纪70年代任安庆石化总厂总工程师，2013年病故。其父杨宣诚时任国民政府国防部外事局局长，中将）等2人，徒步到凤凰山接解放军进厂。“互助会”总干事张树芝（解放后任永利錏厂工会主席，已故）、王克武和厂方代表到西厂门打开大铁门，35军炮兵营全体官兵列队进了厂。解放军一进厂，立即在纠察组人员的陪同下，占领了厂区东、西、北和码头等各个岗哨。并在各车间值班工人的协助下，进入车间搜查出几个隐藏的“大褂子队”。至此，厂内的反动武装和逃窜入厂的土匪武装人员全部处在解放军的看管之下。南京全市解放后，这批被缴械看管的反动武装人员被全部押送南京市军管会处置。原地下党支部撤退的10多位党员，有5位同志返回厂内。地下党支部于1949年4月下旬在党内公开，党支部工作重点就转入筹建新的工会和协助厂方恢复生产。1949年6月14日錏厂恢复生产。《新华日报》1949年6月18日第1版刊发了永利錏厂复工的消息，并刊登了我写的关于永利錏厂煤气厂点火大会的报道（当时我是《新华日报》通讯员）。

2019年3月1日

（作者1949、1950年间任中共南京永利錏厂支部宣传、青年委员，永利錏厂工会宣传部长。现为公安部离休干部）